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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不会有人意识到，我们祖母碗橱里蓝白相间的茶杯和茶盘是蒙古人军事扩张的结果。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元代，当时，伊朗的钴蓝彩工艺传入中国，用于绘制中国瓷器上的蓝色图案。这些陶瓷器具最初是为蒙古朝廷的盛宴而制作的。根据蒙古的腾格里萨满文化和佛教传统，天蓝色是一种神圣的色彩。因此，蓝白二色的瓷器在元代宴席上十分流行。后来，这类瓷器被装入板条箱，乘船漂洋过海前往欧洲，从葡萄牙一直到俄罗斯，它们都是皇室青睐的杯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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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边，茶叶的流行最终从西藏扩展到 中亚的伊斯兰地区和俄罗斯。令人奇怪的是，这种饮品直到16世纪才在中亚流行起来，布哈拉等地保存至今的16世纪文献中出现了关于茶的记载（Mair and Hoh，2009）。这可能是因为古代中国的茶马司对茶叶实行严格的管制，要求所有茶叶必须先卖给官府，再由官府转售给西藏。16世纪，官府放宽相关管制，这才为茶叶开辟了新的市场。1638年，当德国使节亚当·奥列雷乌斯访问位于现代伊朗境内的伊斯法罕时，有三类店铺引起了他的注意：妓院、咖啡馆和茶馆（Oleariu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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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亚确立稳固的地位之后，茶叶传播到了更远更广泛的地区。与东亚和南亚的佛教传统一样，穆斯林禁止饮酒的习俗也促进了茶作为提神饮品的普及。随着海上茶叶贸易的增长，日本、伊斯兰国家乃至后来的欧洲和北美的茶叶消费量都在不断提高；在其所及之处，茶对当地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改变了政治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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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查，《续汉书》中有“天竺国出石蜜、胡椒、黑盐”的记载，但《汉书》中并未提及，此处疑为引述不准确。——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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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草纲目·菜部》：“炼形家以小蒜、大蒜、韭、芸薹、胡荽（香菜）为五荤；道家以薤、蒜、韭、葱、胡荽（香菜）为五荤；佛家以葱、蒜、韭、薤、兴渠为五荤”。清《印光法师文钞》：“五荤，我国只有四，即葱韭薤蒜。薤，即小蒜。西域有兴渠，吾国无此一种。有以芫荽为五荤之一者，乃外道所立耳……薹荽非五辛，所食无罪”。由此可见，香菜并非佛教五荤，炼形家也并非佛门子弟，文中引述似有不准确之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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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草纲目》卷二十二·谷部·之一：时珍曰：按沈存中《笔谈》云：“胡麻即今油麻，更无他说。古者中国止有大麻，其实为蒉。汉使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种来，故名胡麻，以别中国大麻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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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杜毓《荈赋》：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如春敷。——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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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 [:170035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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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 13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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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5世纪东亚香料的价格 在西欧一路飞涨，为寻求黑胡椒和肉豆蔻而踏上旅程的富有进取精神的欧洲航海家驶向了未知的水域。受到葡萄牙国王“幸运儿”曼努埃尔一世的委托，瓦斯科·达·伽马与兄弟保罗在1497年率领由4艘船组成的舰队启航，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最终到达卡利卡特。达·伽马的航行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旅程一样，彻底改变了全球交流的本质。关于地理大发现之文化影响的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亚洲的食材和香料引进到新世界之前，欧洲人的餐桌究竟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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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美食似乎是欧洲特色饮食的集大成者，然而，意大利饮食的许多核心食材直到近代才传入地中海地区。番茄在大约3000年前的南美洲被驯化，后来被西班牙探险家当作稀罕物带到欧洲，又经过好几个世纪才成为受大众欢迎的食物。意大利面以及在砖砌烤炉中烤制的比萨饼底，可能都是由中世纪的商人从阿拉伯世界带入意大利的。将亚洲大部分地区用烤炉或馕坑烤出的薄面饼稍做改动，涂上黄油、香草和酱料，便成了比萨饼底。只需再加一些碾碎的番茄，意大利人便创造出了本国的代表菜品。与比萨类似，面条也是在约1000年前跟随阿拉伯商人传入地中海地区的，它很可能起源于东亚。中世 纪晚期或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人接触到面条之后，很快便将其纳入自己的特色饮食中，后来也在面条上点缀碾碎的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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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意大利主食波伦塔只是对新石器时代以来欧洲普遍食用的谷物粥略加改动而已。不过，今天的波伦塔基本都以玉米为主要原料，而玉米是在墨西哥被驯化的农作物。意大利团子（gnocchi）则对我们熟悉的饺子进行了有趣的改造。今天，意大利团子基本都用马铃薯——也就是土豆——烹制而成，而马铃薯是在安第斯山脉高处被驯化的根茎类作物。就连意大利美食中用来调味的红辣椒和提拉米苏中的巧克力也是从新世界引进的物种，辣椒早在约6000年前便在墨西哥被人类驯化，而巧克力则发源于公元前二千纪便存在于中美洲的一种不加糖的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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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意大利人或许难以接受这一理念：他们的大多数特色饮食都是在殖民时代而不是古罗马的宴席上发展而成的。不仅如此，另一个更令人惊讶的事实是，现代意大利的酿酒葡萄并非出自有数百年历史的意大利葡萄藤，而是生长在从北美进口的砧木上。19世纪中叶席卷欧洲的“葡萄大瘟疫”摧毁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葡萄园，法国遭受的打击最为沉重。这场葡萄病害的始作俑者可能是葡萄根瘤蚜，这种蚜虫（很可能是学名Daktulosphaira vitifoliae 的品种）摧毁了葡萄藤的根系。欧洲葡萄酒产业在20年里几乎完全停滞，直到两位法国植物学家发现，将藤蔓嫁接到完全不同的北美葡萄品种砧木上（最初选用的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夏葡萄的根）能够提高植物对病害的免疫力。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欧洲葡萄园逐渐开始栽种嫁接到北美抗病砧木上的葡萄藤，慢慢恢复了生机；这样说来，欧洲出产的所有葡萄酒都应该感谢得州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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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很多地方特色饮食中，外来食物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沙俄帝国为中亚带来了许多新式菜肴，比如蔬菜汤和罗宋汤，还有俄罗斯馅饼和薄煎饼。就连当今许多中亚菜肴的主要食材——稻米——在当地扎根的历史也不过区区1500年或者更短（见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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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关注的重点是全球化如何影响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个文化的发展，以及今天全球化如何持续改变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尼科洛、马费奥和马可·波罗的远行，以及数以千计名不见经传的祆教祭司、粟特人、波斯人、回鹘人、古吉拉特人、突厥人和阿拉伯人的旅程，都对当代人的食物清单产生了影响。当这些旅人途径亚历山大港、巴格达、贝鲁特、布哈拉、君士坦丁堡、大马士革，卡菲尔卡拉、麦加、马斯喀特、片吉肯特、泉州、撒马尔罕、塞萨洛尼基、吐鲁番、乌兰巴托和西安等城市时，他们一路捡拾起各种从未见过的植物和不同品种的农作物，最终将它们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一位作家曾写道：“将我们称为食用植物的仆人并不算夸大其词，人类勤勤恳恳地将它们送往世界各地，像奴隶一样在精心打理的果园和田地里照料它们。将这些人类活动称为种子的传播，这完全不是夸大其词。”（Hanson，2015，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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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着大篷车的商队和香料商贩走遍四海，他们通常会说多种语言，具备久经磨炼的社交技巧；他们善于开发新市场，将生意拓展到全球各地，而且擅长结交新的盟友。他们驾驶的大篷车不仅穿越了沙漠，还跨越了政治的壁垒。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携带各种传奇植物的祖先一路同行，这些植物最终演化成了无可比拟的大马士革杏、大名鼎鼎的哈密瓜和撒马尔罕的金桃。史前中亚人还曾在阿拉木图种植适合做蜜饯的小苹果，在阿什哈巴德和撒马尔罕栽种硕大多汁的甜瓜，在吐鲁番培植外皮呈鲜黄色、能酿出甘美红酒和制成深紫色葡萄干的葡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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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1865年至1872年在锡尔河一带拍摄的照片，双峰驼商队正载着商品前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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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不详。美国国会图书馆图片与摄影部，华盛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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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东亚厨房的烹饪魔法也是数千年来各种异域食材——尤其是香料——通过贸易输入当地的结果。吴芳思创作了数本关于丝绸之路的著作，她是一位颇受欢迎的作家，曾担任大英图书馆中文部的负责人。她指出：“除了动物园里的动物和奢侈品，食品便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进口商品，因为它们大大拓展了中国特色饮食的潜力。”她还说：“可能让很多中国厨师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某些基本原料最初都是进口产品。芝麻、豌豆、洋葱、芫荽以及黄瓜都是在汉代从西方传入中国的。”（Wood，20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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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为世界各地的厨房带来了新颖的食材，但它对人类历史和农业还有更为深刻的影响。在各种农作物通过内亚进行早期迁移的过程中，随之一同传播的意义重大的创新之一便是农作物的轮作制度。在幼发拉底河上游伊斯兰古代村落发现的古代植物遗存年代在8世纪至13世纪，一位植物考古学家基于这些遗存指出，当时的农民已采用复杂的轮作制度。冬季作物包括二棱和六棱皮大麦、易脱粒小麦和有颖壳的小麦、黑麦、兵豆、豌豆、鹰嘴豆和蚕 豆。夏季作物则有棉花、水稻、芝麻、黍和粟。这位学者还鉴定出一些果树和葡萄植株，以及少量蔬菜和香草（Samuel，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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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表明，在俄罗斯扩张之前，中亚已确立了复杂的农作物轮作制度。在1821年和1822年，探险家詹姆斯·弗雷泽在经由费尔干纳重走丝绸之路时便注意到当地实行轮作制，而且指出这种轮作制与泽拉夫尚地区的耕作方式十分相似。他记录了冬季作物和夏季作物相互替代，同时与果园和棉花田混合的情况。他还指出，在海拔更高的地带，水果多种植在山麓丘陵，同样的种植情况还有杏树、胡桃树和开心果树（Fraser，1825）。1873年，尤金·斯凯勒在穿越费尔干纳和泽拉夫尚时，记载了当地冬小麦、大麦和玉米三年轮作、一年休耕，夏季种植水稻、高粱、棉花、亚麻和各类蔬菜的做法（Schuyler，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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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冬天是农户休养生息的时期，因为农作物不生长。这为进行手工艺品生产和发展社会纽带等活动留出了时间。但是，经济和人口压力逐渐导致冬季和夏季作物轮流播种，从而促进了生产能力的提高。此外，灌溉工程的建设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但也需要大量额外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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