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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段文字记述南朝宋时太子刘劭叛乱，曾强迫袁淑等人和他一起谋事，并分发袴褶给众人，准备发动兵变。因汉化后袴褶的裤管十分肥大，为了行动方便常常用带子系扎起来，史称大口缚袴（图3-29），刘劭命人将织锦撕成布条就是用来绑裤腿的。梁人沈约等作《宋书》说“使以缚袴”，是切中要害；而唐人李延寿等所著《南史》则称“使以缚袴褶”，此处“袴褶”则主要是指袴。大约到了隋唐之际，有时人们虽称“袴褶”，但内含则仅仅是指袴而言。唐魏徵等著《隋书·礼仪七》有相似的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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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9 女俑，上穿大袖衫，下穿大口缚袴（河南偃师杏园村北魏染华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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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从则平巾帻，紫衫，大口袴褶，金玳瑁装两裆甲。……侍从则平巾帻，紫衫，大口袴，金装两裆甲。……侍从则平巾帻，绛衫，大口袴褶，银装两裆甲。[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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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间一句，以“衫”和“大口袴”相对，前后两句则以“衫”和“大口袴褶”相对。衫子既然是大袖口上衣，那么“大口袴褶”就只能是指“大口袴”，即下身的裤子。以“袴褶”称裤子，可能在唐代只是一种习惯性用法。但就袴褶制而言，从南北朝至隋唐，还是指一种上衣下裤的着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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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记》曰：“主南郊，着皇斑褶、绣袴。”[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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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乘舆黑介帻之服，紫罗褶，南布袴，玉梁带，紫丝鞋，长靿靴。（《隋书·礼仪七》）[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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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记》说“皇斑褶、绣袴”，而《隋书》则称“紫罗褶，南布袴”，二者都将褶和袴作为两种不同的服饰分而言之，可见“袴褶”作为一种服制，就是指上褶下袴，而非单指下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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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古又称袭，是一种上衣。刘熙《释名·释衣服》:“褶，袭也。覆上之言也。”[61]意谓在汉魏之际，褶是一种罩于上身的衣服。《说文》:“袭，左衽袍。”[62]先秦时期，中原人着衣皆右衽，即上衣左襟长、右襟短，穿在身上时为左襟掩右襟；但去世的人则着左衽，以示与生人之别，同时也是礼乐文化的要求。北方少数民族不受礼乐文化约束，所以也着左衽；直至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地区依然保留着左衽的风俗（图3-30）。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南迁，袴褶制也逐渐进入中原地区。当身着左衽上衣、下穿长裤的着装样式最初进入中原文化视野时，中原人的自我优越感必然作怪，而戏称之为“袴褶（音袭）”，也就很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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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0 左衽文官俑、右衽女官俑（河北景县封氏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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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在古文中有三种读法：一音“者”，是指衣服上的褶皱；二音“袭”，即左衽上衣；三音“叠”，是指夹衣。《礼记·玉藻》:“缊为袍，为，帛为褶。”郑玄注“褶”云：“有表里而无着。”[63]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褶）音牒，夹也。”[64]汉郑玄认为，“褶”是有表面和衬里而没有棉絮的上衣；这种上衣就是夹衣，陆德明读作“牒”（音叠）。又《宋本玉篇》:“褶，徒颊切，衣有表里而无絮也。又似力切，袴褶也。”[65]明确将作为夹衣的“褶”读作“叠”，而“袴褶”中的“褶”读作“袭”。可知在唐宋人的心目中，“褶”作为夹衣应读“叠”。而“袴褶”中的“褶”有单衣、夹衣，还有绵衣，故读作泛称的“袭”更为合适，《宋本玉篇》也是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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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戎装包括了袴褶以及罩之于外的甲胄，因此袴褶可以看作戎装中的便服，而甲胄则是作战服。女子日常所穿的袴褶，应是从戎装中的便服演化而来。其形制为上褶下袴，即上衣下裤的着装样式。从图片资料可以发现，上褶包括单衣（衫子）、夹衣（左衽袍）和绵衣（袄）等；袖子有宽有窄，还有大袖小袖之别；长度有的在腰际、有的在膝盖上下，但都明显露出裤管。下袴的裤管有窄有宽，裤口有大有小，还有的用布带将膝盖部位捆住，称为缚袴。从地域上看，女子着袴褶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这里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和定居的首要之地，故女子服饰受胡风的影响比较大，要远远超过南朝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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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佳人佩“五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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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装在六朝女子服饰上的另一个体现，是她们身上的佩饰。唐房玄龄等所著《晋书·五行志（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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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以当笄。干宝以为“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故服物异等，贽币不同。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此妇人妖之甚者。于是遂有贾后之事”。终亡天下。[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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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的这段话，显然来自东晋干宝的记述，只是在文字上略有不同。干宝《搜神记》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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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佩兵。又以金、银、象角、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而载之，以当笄。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故服食异等。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盖妖之甚者也。于是遂有贾后之事。[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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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宝所云“五佩兵”亦即《晋书》中的“五兵佩”，是一种模拟兵器式样的佩饰。按干宝所述，五兵佩出现在西晋惠帝元康时期，也就是皇后贾南风擅权专政导致“八王之乱”的时候，和上文裆衫一样都被看作妖异的服饰。同时出现的妖异饰物，还有用金银、象角（象牙）、玳瑁（龟壳）等制作的异形发笄，其形状模仿斧、钺、戈、戟等兵器样式。干宝认为，妇人佩戴兵器是一种不祥之兆，意味着女人专政，将导致天下兵戈之祸，是贾后乱国、西晋丧亡的征兆。唐人著《晋书》也征引此事，以警告后人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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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现属包头市）西河子乡发掘一处南北朝窖藏，出土金链一条，上面装饰着两枚梳子和五枚兵器的模型（图3-31）。金链上的兵器包括两枚盾牌、两支戟和一把钺，这与“五兵佩”十分吻合。孙机先生认为此即五兵佩，应该是一条项链，它和古印度纪元前后佛教造像中的项饰十分相似；尤其在古印度项饰上还缀有剑、戟、斧钺、盾牌、战轮等模型，因此，二者应具有一定的承继关系。[68]这种观点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但古印度项饰传入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流行，恐怕还是和中国本土的战争拥有密切关系。这种带有异域风情的项饰，很可能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带入中原的，因为他们对金饰本来就情有独钟，而且更容易接受佛教的影响，并佩戴这种带有佛教色彩的饰物。六朝女子的神经长年被战争所挑动，兵饰对于她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成了一种时尚，她们能接受五兵佩也就不奇怪了。只是在印度佛教中，斧、钺、剑、戟乃护法之物，戴在身上如同护身符；而在中原儒家正统文化中，刀兵则是不祥之物，所以妇人佩五兵，也就会招来非议，尤其处在南北朝这样社会动荡的时期，士大夫们的神经是格外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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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悬挂五兵的金链（内蒙古达茂旗西河子乡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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