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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吴月娘扫雪烹茶》局部(《清宫珍宝皕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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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两孩儿联姻共笑嬉》(《清宫珍宝皕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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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两孩儿联姻共笑嬉》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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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所称包头,意即古之缠头也。古或以锦为之。前朝冬用乌绫,夏用乌纱,每幅约阔二寸,长倍之。……崇祯中,式始尚狭……今裁幅愈小,褶愈薄,体亦愈短,仅施面前,两鬓皆虚,以线暗续于鬓内而属后结之,但存其意而已。[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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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梦珠为明末清初人,所记皆为亲历亲闻之事,语有所据。叶氏谈的是明末清初一般女子缠头的勒子的变化,“卧兔儿”属于缠头的一种,只是限于富贵女子冬天所戴,自然与其他勒子的戴法一样,仅仅戴在前额,以线暗续在鬓内,在发后系结。这种方法是崇祯之后才流行的,至于是什么样的线,现在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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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兔儿”的得名,从文献中很难找到依据,以古代发髻命名的规则看,一般从造型而来。诚如许地山先生所说:“中国妇女梳髻直如西洋女人戴帽子,形式是很多的。不过髻的名目古来虽有种种,因为历来没有专书把图样和名字连起来,后来的人也就不知道了。各地都是依着髻底形式叫出来,没有一定的名字。”[12]“卧兔儿”不是发髻,是女子头上非常奢华的装饰,与发髻的关系密切,往往是合在一起被观看的,应该说和发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点提示笔者观察到《清宫珍宝皕美图》中所有“卧兔儿”都是与珠子箍儿一起佩戴的,而且,与“卧兔儿”同时佩戴的珠子箍儿都在眉间形成一个尖角,尖角上至少有一颗珠子(珍珠),或者由五颗珠子组成一个梅花形,远看感觉也是一个大白珠子(参见图7-5)。而其他单独佩戴的珠子箍儿则是造型各异,宽窄不等,不一定在眉间形成尖角(参见图7-3最右边的女子头上戴的勒子)。可见这种尖角的珠子箍儿的造型是专门和“卧兔儿”搭配的,那么,这种搭配的原因何在呢?我们继续观察女子的发髻,也许能有一个合理的推测。《清宫珍宝皕美图》中所有戴“卧兔儿”的女子头顶的发髻都是高卷而虚朗的,这是明末清初流行的发髻式样。[13]发髻往下则呈新月状,覆在额上的“卧兔儿”松软华丽的皮毛向外,再往下是眉间呈尖角带珠子的乌绫制成的箍儿。珠子箍儿向上斜伸的造型与“卧兔儿”结合,再与蓬松的发髻结合,正面看与一只卧着的兔子造型类似,而那珠子仿佛是兔嘴上露出的显眼的白牙。这些因素合在一起,让我们对“卧兔儿”的命名有了大致的猜测。而兔子的可爱与女子的形象连在一起,也是人们乐于接受的原因之一。反过来说,珠子箍儿和虚朗发髻流行的时候,当人们戴上“卧兔儿”,发现这种组合后的造型很像卧兔的正面形象,则以“卧兔儿”来命名,也是有可能的。鉴于此,女子在戴“卧兔儿”时,必须与珠子箍儿和发髻进行合适的配合,才算完成“卧兔儿”的整体佩戴。(以上只是笔者对“卧兔儿”得名的一种猜测,还有待其他资料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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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卧兔儿”流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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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提供的材料看,“卧兔儿”的类别只有“貂鼠卧兔儿”和“水獭卧兔儿”两种,说明“卧兔儿”的制作材料仅限于貂鼠和水獭两种动物的皮毛。[14]貂皮素有“裘中之王”的美称,皮板优良,轻柔结实,毛绒丰厚,色泽光润。由于貂皮产量极少,致使其价格昂贵,因此又成为富贵的象征,被称为“软黄金”。貂皮还具有“风吹皮毛毛更暖,雪落皮毛雪自消,雨落皮毛毛不湿”的三大特点。水獭皮也是贵重的毛皮,外观美丽,绒毛厚密而柔软,几乎不会被水浸湿,保温抗冻作用极好。据叶梦珠说,清初制暖帽时也是“即贵貂鼠,次则水獭,再次则狐,其下者滥恶,无皮不用”[15]。明末清初重毛皮的风尚是延续的,貂鼠和水獭这两种毛皮被推为最昂贵的皮货,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奢侈品,普通人是享用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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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卧兔儿”到底流行了多长时间?其实,这是不可能准确回答的一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把握一个大致的时间段,并着重考察在这个大的时间范围内“卧兔儿”发展演变的状况。《金瓶梅词话》于万历年间成书,书中多次提到“卧兔儿”,这说明至少在万历年间已经流行。但其上限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嘉靖的最后两年,权臣严嵩被削为平民,籍没家产,他贪污受贿,生活奢侈,被没收的金玉服玩,良田甲第无数,均记录在《天水冰山录》中。从书中的记录看,所有当时流行的奇珍异宝应有尽有,金玉首饰的数量惊人,但貂鼠裘皮类的服饰并不多,只有两件貂鼠皮袄、两件狐裘、两件豹皮衣、五条貂鼠风领(围脖),没有见到“卧兔儿”。[16]如果嘉靖年间已经流行“卧兔儿”,严嵩家不应该没有,据此推测,“卧兔儿”可能流行的上限在万历年间(隆庆的六年时间忽略不计)。那么,下限到什么时候?又是如何演变的?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扬州画舫录》云:“扬州鬏勒异于他处,有蝴蝶、望月、花篮、折项、罗汉鬏、懒梳头、双飞燕、到枕鬆、八面观音诸义髻,及貂覆额、渔婆勒子诸式。”[17]说明貂覆额(女子头上的毛皮饰物)在乾隆六十年以前还在流行,但其样式与前面谈到的“卧兔儿”是否一样,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曹雪芹(1715—1763年)在人生的最后十年(乾隆十八年至乾隆二十八年)创作小说《红楼梦》,第六回描写王熙凤的穿着:“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版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18],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19]可见乾隆时期已经将女子头上的毛皮饰物称为“昭君套”,那么,这种“昭君套”的造型又是怎样的?从清代画家改琦(1773—1828年)所绘《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形象可见一斑(图7-6),她额头上所戴即是秋版貂鼠昭君套[20]。改琦为乾隆三十八年生人,在曹雪芹去世后十年出生,与曹创作《红楼梦》的时间相距并不遥远,应当了解曹所描绘的貂鼠昭君套的样式,因此,他的绘画与当时的式样应该是符合的。从画面上看,它的形式与前述“卧兔儿”有所差别,前面正中间的毛皮上有金玉或珠子装饰,后面也有毛皮,整体上看是一个无顶的毛皮套子,让发髻露在外面。“87版”《红楼梦》中邓婕饰演的王熙凤(图7-7)即戴着“昭君套”,她基本上是按照改琦所绘的图像来着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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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王熙凤(改琦绘《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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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87版”《红楼梦》中邓婕饰演的王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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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昭君套”不是像“卧兔儿”那样仅在前额上覆盖毛皮,而是前后一圈都有呢?首先,“套”字是带有动作意味的,也就是说要套在头上;其次,“昭君套”是对游牧民族头饰的模仿,其原型是北方游牧民族女子冬天常戴的毛皮套子,这种毛皮套子兼具保暖和装饰作用。明代刊刻《摘锦奇音》中的插图,描绘的是班超夷地赏月的情形。其中,翩翩起舞的夷地舞女头上戴的就是这种毛皮套子,在额前后围一圈,露出发髻(图7-8)。在明代刊刻的大量戏曲小说的版刻插图中,只有游牧民族的女子才有此头饰,这是游牧民族女子的重要象征。清代的统治者为以前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满族,本来就衣毛皮服饰,妇女冬天戴这种毛皮套子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汉家女在模仿时,必然要取一个跟汉文化有些关系的名字,“昭君套”应该是汉人模仿佩戴时对它的命名。当汉家女想要模仿这种装饰并给它命名时,自然会想到戴上这种毛皮套子犹如出塞的昭君(汉家女),或者想象昭君戴的就是这样的毛皮套子。因此,这种毛皮套子在流行时便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昭君套”。从万历年间女子头上流行的毛皮饰物“卧兔儿”到乾隆年间依然流行的毛皮饰物“昭君套”,历经两百余年,其中的演变自然非常丰富多样。清初的《醒世姻缘传》,成书时间介于《金瓶梅词话》与《红楼梦》之间,第一回写晁大舍给珍哥做了一套准备打猎的服饰:“与珍哥新做了一件大红飞鱼窄袖衫,一件石青坐蟒挂肩;三十六两银子买了一把貂皮,做了一个昭君卧兔……”[21]其中提到的毛皮饰物叫“昭君卧兔”,似乎可以看成“卧兔儿”到“昭君套”[22]的中间过渡阶段。当然,今天我们很难还原当时复杂的演变过程,也无法界定准确的演变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卧兔儿”型的毛皮饰物曾是明末清初女子头上时尚而又奢侈的装饰品,流行地域不仅在北方地区,亦及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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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投笔记》插图局部(《摘锦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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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卧兔儿”的流行时尚与物质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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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流行的“卧兔儿”毛皮奢侈头饰,是偶然产生的,还是具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呢?这就涉及“卧兔儿”与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关系。下面我们就两个方面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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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卧兔儿”与明代头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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