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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比特构成的世界并不能实质性地拓展人类的生存空间；相反，它还可能使我们的生存空前变得狭窄。人与世界、人与语言的关系被简化为人与电脑（语言机器）的关系。电脑可以使许许多多远在天边的东西都近在眼前，使人生活在一个极度开放的世界里，同时又使许许多多近在眼前的东西如同远在天边，因而使人生活在一个极度封闭的世界。通过电脑这个窗口，我们看到并进入无数的场景，但唯独看不到任何真实的“物”。我们不知不觉地被囚禁、封闭在一个一尘不染的世界里，换句话说，在数字时代，我们生活在虚拟性的、虚假的开放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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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哲学家波普尔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曾提到过一种“抽象社会”的概念，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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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实际上从不实际接触——那里的一切事情都是各个孤独的个人，通过打字的信件或电报互通消息，出门就坐封闭的汽车。（人工授精甚至会出现没有个人因素的生殖。）这种虚构的社会可以称之为“完全抽象的或非个人化的社会”。有趣的是，我们的现代社会在许多方面与这种完全抽象的社会颇为相似。虽然我们并不经常在封闭的汽车上独自驱车（只是沿路看见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但其结果与此差不多——我们同街上的行人通常没有建立任何个人关系。同样，加入工会不过是持会员证和向一个不认识的秘书交纳会费而已。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许多人都没有或极少有亲密个人接触，他们生活在默默无闻孤独的状态之中，因而是在不愉快之中。因为社会已变得抽象，而人的生物性质却不有多大改变，人有社会需要，但在一个抽象的社会中这些需要是不能得到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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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说这番话的时候（1943年），电脑尚处于萌芽状态。今天我们看到，与当今的社会与人的实际状况相比，波普尔所看到的“抽象社会”毕竟是相当“具体”的社会。电脑大大加剧了这样一种状态：“人们没有或极少有亲密的个人接触，他们生活在默默无闻和孤独的状态之中，因而是在不愉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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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开头我曾经说过，人只有像耶稣所说的，“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才可能进入赛柏空间这一“天国”，而且进入赛柏空间后，我们应该“入乡随俗”，不然我们将会成为数字时代的弃儿。其实我只是在相当特定的语境下，出于某种表述上的考虑才这样说的。事实上，技术意义上的生存与哲学和宗教意义上的生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相应地，两种生存意义上的“欢乐”、“财富”也不可同日而语。新约圣经早已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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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告诉我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马太福音》20：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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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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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柏空间是人类的生存空间的技术性的延伸，而不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宗教的超越。通过盖茨（他的名字Gates的本来意思是“门”）发明的“窗口”（Windows）而看到和进入的虚拟性的世界，人类的确能够得到欢乐和财富，但这些都只是与“辉煌的轻松”相关。随着带宽难题的解决，进入这个世界的“门”和“路”将变既“宽”又“大”，人类终将一齐涌入这个“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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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灭亡”的危险也将随之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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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发达的军事装备不能保证军事天才的产生（拿破仑说过，大炮的发明并不能使恺撒显得渺小），再发达的文字处理软件也不能造就一个伦勃朗，再发达的通信、传播技术也不能保证“发达”的交往。发达的数字技术能“决定我们的本质”（如尼葛洛庞蒂所说的），但不有改善“我们的本领”。真正的智慧永远存在于技术（常常被误以为是万能的）力所不能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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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技术对于人的威胁更在于，技术不仅不能使人变得更加智慧和富有，反而可能使人变得更加愚蠢和贫穷，不仅不能使人变得更加欢乐，反而使人变得更加孤独。而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人即使不在形体上，也将在实质上从大地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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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在细致地讨论了“轻”与“重”的问题之后，又探索了“快”与“慢”的问题。在名为《慢》的小说中，他认为，现代人生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快”，人类像逃避魔鬼一样逃避“慢”，却浑然不知自己早已被“速度之魔”牢牢地纠缠住了。在不断寻求对于“快”的欲望的满足中，人类除了得到对于“快”的更加强烈和亢奋的欲望之外一无所得。在为了解决时间不够用而不断寻找并找到提高速度的技术手段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感到时间不够用；技术一方面在越来越有效地提高着速度，另一方面，技术在解决“慢”的问题上又表现得越来越无能——技术造就的越来越发达的快捷方便的交通工具、通讯设施（其中当然首推所谓“信息高速公路”）使人越来越忙碌而不是越来越从沉着和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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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快”失去了其意义和所指，或者说，人类在不断地追求速度的过程中失去了真正的“打算”和“意图”，人就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不停地说话，但他想不到和根本无法去想他说这些话是为了什么。他只是身不由己地说，没有节制、语无伦次地说。前一秒钟他说的是什么，下一秒钟他将说什么，他一概不知，他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快地、疯疯癲癲地说。昆德拉把被“速度之魔”迷住了心窍的人比作是一个不停地跳舞的人，成为这样一个跳舞者不仅意味着一种狂热，而且意味着他驶上了一条没有出口的路——“他从此不可以能从路上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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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借助于先进的交通或通信工具来生活的时候，从我眼前迅速闪过的生活和景色就变得模糊一片，我们无法看清更不用说记住什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这样的高速路上奔跑，人除了感受到“快速”之外，感受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当事情发生得太快的时候，任何人对于任何事情都没有真切的感受，一点也没有，甚至对于他自己也是如此。”为此他总结出一个“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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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程度直接与遗忘的密度成正比。从这个等式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各种相关的命题，比如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委身于速度之魔的时代，这正是我们的时代为何那么容易忘记它自身的原因。现在我们可以反过来表述这个命题：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被遗忘的欲望死死缠住的时代，它意在实现这个被速度之魔操纵的欲望；它加快我们的步伐，向我们表明它不再希望自己被记住，表明它对它自身失去兴趣，对自己感到厌倦，表明它想吹灭微弱、颤抖的记忆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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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就是昆德拉的这部情节看上去荒诞不经的小说的主题。当“我”和“我”的一妻子到一个城堡去度周末，有两件相隔两个多世纪的风流韵事（前一件发生在18世纪末，后一件发生在20世纪末）克服了时间的障碍，在这个城堡里同时发生了。这实际上是两个分别以“慢”和“快”为基调的时代的交锋。这场交锋使两个时代的人的生存状况突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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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这样开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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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和妻子一起离开喧嚣的巴黎，到郊外的一个古城堡里去度过一个夜晚。虽然法国现存的城堡全都被开发为人人都可以去住的宾馆，是一块迷失在一大片丑陋的不毛之地中的绿地，是处于庞大的公路网的重重包围下的一块方寸之地，但“我”觉得在那里毕竟有树，有鸟，人在那里毕竟可以轻松地散步，而不用驾着车要么狼奔豕突，要么在堵塞的车流中焦急地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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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着车行走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从汽车的反光镜上，“我”注意到后面的一辆小汽车。司机让这辆车的左灯不停地闪着，整个车子散发出一种很不耐烦的冲击波。显然，这位司机正在伺机超过“我”，他像一只老鹰盯着一只麻雀似地等待着那个在他看来一定是弥足珍惜的时刻。“我”的妻子薇娜对“我”说：“在法国每五十分钟就有一个人死在公路上。你看这些人，所有这些疯子都在我们身边飞驰而过。同样是这些人，当一个在大街上行走的老太太就在他们眼皮底下遭到抢劫时，他们却都噤若寒蝉。他们为什么在汽车轮子后面就无所畏惧呢？”妻子提的问题使“我”陷入到一场关于速度问题的沉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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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跨在摩托车上的人在风驰电掣中只可能注意到现在每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它被现在掳获住了，现在是从过去和未来分割下来的一个碎片；他从时间的连续性中被甩了出来；它在时间之外，换句话说，他处于一种狂欢的状态；在那种状态下，他想不到他的年龄，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所操心的事，这样，他也就无所畏惧了，因为畏惧的根源在于未来，一个人如果从未来脱身出来，他也说无所畏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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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是技术革命赋予人的狂欢的形式。与摩托车手相反，跑步的人总是受制于他的身体，他要想到他脚上起了水泡，他的精力已消耗殆尽。当他跑步的时候，他感受到他的体重，他的年龄，它比任何其它时候都更加意识到他自己和他活在世上的时间。而当一个人把与速度有关的事务托付给机器的时候，这一切就大不一样了：从那时起，他自己的身体就处在过程之外了，它让自己委身于一种速度，这是一种非肉身的、非物质的、纯粹的速度，是速度的本身，是狂欢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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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快速”中，包含着一个奇怪的组合——从属于技术的“冷漠的非个人性”与“狂欢的火焰”的结合。于是“我”想起了一个美国女人，那是一个强悍、干练的女人，一个坚定地以为快乐至上的女人，她曾经在“我”面前以一种冷静的理论家姿态发表了一通关于性解放的演说。在她的演说中，最频繁出现的词就是“性高潮”。“我”数了一下，她一共说了四十三次“性高潮”。她的宗教信仰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性高潮”的宗教，一种“注入到性生活当中的功利主义”；其实质是以效率来对抗闲适，交欢被简化成为尽可能快地克服某种障碍，达到狂欢式的爆发，并把它当成做爱的甚至整个宇宙的唯一真实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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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在这里表述的是，实际上是现代社会中交往方式和交往品质的蜕变。造成这种蜕变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认为过程是无关紧要甚至是障碍的前提下，人们用尽可能先进的方式将它省略或消解掉。在昆德拉看来，这一交往原则可以生动地反映在一对刚刚相识就想“直奔主题”的男女常常爱说的一句话中——“你知道我想要什么，我也知道你想要什么，咱俩别再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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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这种将属于技术的“冷漠的非个人性”与“狂欢的火焰”奇特地结合起来的功利主义原则并非只体现在性的交往当中。事实上，它渗透在现代人的一切行动（尤其是交往行动）当中。尽可能地缩短以至于勾销人与它所追求目标的距离，是现代人行动的唯一的价值取向，技术持续不断的高速发展是这种行动方式得以通行的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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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技术所造就的无非是各式各样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与人类从前所走的路的最明显的不同是，人们无需亲自在上面行走，而只是虚拟性地走，即事实上没有走，但在实际的功效上（而且效率相当高）却“走”了。“高速公路”是对于“慢”的最直接、最有力的克服，行走其上的人自然而然地无视或忘记“慢”的价值，或者想当然地以为“慢”只有负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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