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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赫将自己发明的小装置放在蔡司显微镜的载物台上，调节凸出的大号铜制聚焦环，窥看液体混合物，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他小心翼翼地扫过玻片，但是找不到任何细菌。等了一个小时之后，他焦急地回来观察是否长出什么东西，然而还是没有任何变化。两个小时后，科赫再次检查，又一次失望而归。几个小时过去了，科赫终于看到了美妙的一幕：如米粒般成堆的螺旋杆状物开始出现。他渐渐感到自己眼睛所见的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炭疽细菌，科赫称之为“炭疽杆菌”（Bacillus anthrac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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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炭疽杆菌的成熟，菌落开始呈现出不同的形状。科赫观察到，长条形的杆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大，之后生出小的圆形“孢子”，布雷斯劳大学（现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的费迪南德·科恩（Ferdinand Cohn）刚刚就此做过报告。科赫的突破在于接下来的一系列实验。他开始变换培养环境。他已经用房水成功培养了细菌，但也许是出于偶然，现在科赫开始思考干燥或者加热培养样本所产生的影响。他通过加热把培养出来的炭疽杆菌菌落进行干燥，然后注意到杆菌和孢子会停止生长。他把杆菌再次放回培养基中，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们显然已经失活，从而丧失了传染性。科赫发现，这种杆状物显然并非造成传染病蔓延的细菌主要形态。但是孢子对温度和湿度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一旦放回培养液中，它们便可以立即复活，生长出新的致病杆菌和孢子。科赫推断，炭疽杆菌的孢子形态能够以假死状态在田野中存活数年，等待在一只动物身上重获生机，食草动物便是这样感染炭疽的。他解开了炭疽杆菌的生命周期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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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沃尔施泰因的医生兼科学家知道自己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是他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普鲁士小镇，不确定应该与谁取得联系。最后，科赫联系了费迪南德·科恩。科恩邀请科赫到布雷斯劳展示他的实验成果。不出几日，科赫便“向火车站出发了，他带着显微镜、玻片、牛眼、老鼠的脾脏以及成箱的兔子、青蛙和老鼠——许许多多的老鼠，有活的也有死的。有些动物感染了炭疽，通体发红。科赫带着大包小包，一路匆匆穿过沃尔施泰因火车站赶火车，他肯定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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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布雷斯劳，科赫就立刻在科恩的研究所里设置仪器、接种动物、在房水中培养细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些科学家前来拜访他，测定实验进度，评估科赫细致的技术。杆菌和孢子很快就出现在培养基中，动物轮番病倒。受人尊敬的尤利乌斯·科恩海姆（Julius Cohnheim）教授前来查看实验进度，他是病理学研究所所长，以前是菲尔绍在柏林的助手。科恩海姆“对这位科赫过目难忘，他工作起来条理清晰、细致缜密。科赫名不见经传，却冷静地展示着实验技术，那是科恩海姆所见过的最娴熟利落的手法”。[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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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赫大为赞叹的科恩海姆教授离开了临时搭建的实验室，匆匆穿过校园找到自己的助手们，告诉他们放下手里的工作，去科赫的实验室，亲眼见证那位奇才所做的展示。他这样说道：“我认为这是细菌研究领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我相信这不会是年轻的罗伯特·科赫最后一次展示其卓越的研究和惊艳的技艺，他让我们自愧不如。”[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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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科赫就出版了自己关于炭疽的研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又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和文章证实了伤口中存在细菌，从而支持了利斯特在外科学领域提出的“消毒”观念。他先在沃尔施泰因，后来在柏林继续改进培养技术。如今世界各地的每家医院和每间实验室每天都在使用这些技术，包括使用琼脂作为培养基。培养技术所使用的圆形玻璃盘器皿，就是以科赫的助手尤利乌斯·佩特里（Julius Petri）命名的培养皿（Petri dish）。科赫还与蔡斯公司一起改进了显微镜，与徕卡公司合作发明了显微照相术，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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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3月24日，科赫达到了个人事业的巅峰。作为全欧洲最伟大的创新青年之一，38岁的科赫宣布，自己将开办一场题为“论结核病”的讲座。在过去的十年中，尽管病菌理论得到了一些巩固，但医学领域仍然没有就结核病的起源问题达成共识，包括鲁道夫·菲尔绍在内的最伟大的医学天才们观点也不尽相同。讲座的重磅消息在柏林的业内人士之间流传开来。周五晚上，柏林大学生理学研究所的图书馆爆满。大家都期待着科赫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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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赫首先回顾了结核病在19世纪的统计数据：1/7的人类死于结核病，然而，“如果仅考虑有劳动能力的中年群体，结核病带走了其中1/3的生命，甚至可能更多”。[43] 结核病的确是一种缓慢传播的世界性流行病，他的听众们陷入了对现实的思考。他越是强调这一疾病的重要性，听众们就越是期待他给出一个深刻的结论。问题在于，人们还从未见过这种病菌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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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具有近乎无情的隐蔽传播效率，这也是人们无法获得其图像的原因之一。现在大家都知道结核菌属于“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这个菌属包含150多种细菌，包括导致麻风病的麻风杆菌，以光滑的、具有疏水性的厚细胞壁为特征，不易被水沾湿。厚厚的细胞壁帮助小巧的杆菌[44] 隐藏在细胞的海洋里，不易被常见的组织染色剂着色。直到科赫及其研究团队改用其他化学物质，并通过变换环境条件，捕获他的猎物，情况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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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赫和他的同事们准备好结核组织样本块，使用新发明的切片机，将组织样本块切成极薄的样本切片，并将它们嵌入载玻片。常规的做法是，在室温条件下将玻片暴露于亚甲基蓝乙醇溶剂中染色，但是这种方法对结核菌无效。科赫试验了许多试剂，几经失败后，他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加入氢氧化钾和一种名为俾斯麦棕（Bismarck brown）的工业棕色染料，对周围组织复染。同时他将玻片加热至40摄氏度，反应时间就缩短到一个小时，从而使这种化学反应法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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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400年前，驶往新大陆的第一批航海者一面向西航行，一面从望远镜中寻找着新的陆地。那种通过望远镜远远地看到一块陆地的影子所带来的难以言表的喜悦之情，都比不上在柏林实验室里低头注视着显微镜的罗伯特·科赫心花怒放的感受。他利用新技术，看到了一列栗色的组织，在干酪样结节中间，赫然散布着蔚蓝色的杆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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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赫站在柏林大学生理学研究所的讲台上，面对在座的天才们，身旁放着预先准备好的显微镜、玻片、试管和培养皿，他宣布自己看到了人类的敌人。他冷静地声明，更重要的是自己已经培养出了结核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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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赫没有在液体培养基中培养这种需要认真对待的细菌，他选择了凝固的牛血清或羊血清。他将血清加热后倒入倾斜放置的试管中，以增加菌落生长的面积，然后向试管中注入小批量被分离出来的结核菌样本，将温度设置在37摄氏度，也即人体体温，再监测菌落的形成。接下来，他把培养出来的结核菌接种在实验室的豚鼠身上，10~14天后，这些豚鼠就会献出生命，它们的肺部组织将用于显微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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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赫能够在豚鼠的肺部看到相同的杆菌，从而完成了一个循环——将细菌分离出来，在动物体外培养，然后感染另一种动物，导致它患上相同的疾病，最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到同一种生物。由细菌学之父科赫制定的这些规则是细菌研究的黄金准则，简称为“科赫法则”。这些见解始于亨勒，在科赫手中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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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赫以其细致入微、有条不紊又平淡无奇的方式宣布着自己的惊人成果。他详细说明了如何识别和培养这种生物体，总结道：“所有事实放在一起，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出现在结核培养基中的杆菌，不仅伴随着结核病发展的全程，而且就是致病的原因。因此，杆菌是患者感染结核病的真正原因。”[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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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医学、哲学和数学领域的历史上，当人们公开发表或讲解伟大的证明，传统上会以一个拉丁文短语作为结语，表示“证明完毕”（quod erat demonstrandum），简称QED。在1882年柏林的那个晚上，科赫的报告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QED时刻。讲座结束后，科赫平静地与一些同行握手，没有遇到任何质疑和挑战。他的一些助手后来凭借自身实力成了名，他们回忆道：“我认为那天晚上是自己科学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科赫的报告“含金量十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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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科赫凭借结核病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升沉荣辱伴随着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有时他甚至发现自己与历史背道而驰。他对霍乱等其他疾病的研究帮助拯救了数百万的生命，但令人遗憾的是，科赫这个名字并不像他最重要的两位盟友那样为众人所知，不像“利斯特林”[48] 和“巴氏灭菌法”那样流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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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微镜下，光滑饱满、长相一致的小病菌们看起来老老实实，仿佛并无威胁。虽然一小滴恶臭的脓液分泌物就可以掀起波澜，但在近距离观察下，这些游动在分泌物中的小生物普通极了，不似飞龙与海兽。蜱虫、虱子、绦虫和蛆虫令人恶心，所有的细菌看上去却都平凡无奇。人类永远害怕熊、鲨鱼、老虎、狼群、大象，甚至是人类本身，但是长期以来，不起眼的细菌一周时间内在全球导致的死亡，比过去所有哺乳类肉食动物捕食所造成的死亡总和还要多。细菌看似无害，其实是冷酷的高效杀手，一直统治着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而无人能敌，直到巴斯德、利斯特、科赫及其同行确证了它们的存在，培养细菌，揭开它们的秘密，阻断了病菌王国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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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病菌的揭示立即缩小了流行病的影响范围。人们通过简单的几个步骤对牛奶进行巴氏灭菌，并减少在公共场所咳嗽和随地吐痰的行为，使结核病病例在几年内大幅减少。在有效对抗结核病的抗生素出现之前，结核病患者数量就已经呈下降趋势。更重要的是，人们发现了病菌的存在，了解了其生命周期，从而减轻了它们对人类生命的影响，这是到当时为止人类社会对疾病最伟大的一次揭秘。发现病菌意味着人类能够解释病症，有史以来病人们第一次发现花时间看医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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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加尼、路易、罗基坦斯基和菲尔绍使人们理解了死亡。然而，在人类发现病菌之前，疾病是无法解释的。因此，我们要感谢塞麦尔维斯、利斯特、克雷布斯和科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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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赫住在沃尔施泰因时，会在楼上的客厅里接诊，透过客厅的后窗就可以看到动物笼子和马厩。客厅的松木地板上有一道奇怪的界线。我们知道科赫非常专注于细菌研究，于是他用一道厚重的帷幕将这个房间隔开，这样在楼上便可以为患者治疗了，也不必通过唯一的公用楼梯去往楼下的小实验室。在房间地板的中间，镶嵌着一条木板，和其他木地板的纹理方向刚好垂直，这便是诊所与研究室的边界线。这座蕞尔小镇距离最近的学术大本营都要好几个小时的路程，而正是在这里，这位不寻常的年轻探索者，耗费自己的精力财力，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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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为深远的角度上说，利斯特奠定了医学现代性的基石。他首先提出了干预治疗，然后根据对疗效的评估来改变治疗技术，直到取得明显的治疗效果。有人可能认为，麻醉是第一种有效的医疗方式，但是在利斯特消毒法出现之前，麻醉并没有使疗效得到多少改善。“令人吃惊的是，在医学中理论含量最少的外科学首先得到了转变。”[49] 这种转变正是由约瑟夫·利斯特的科学研究倾向引领的，后来得到了朗根贝克、比尔罗特、弗雷特里克·特里夫斯、爱德华多·巴西尼以及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等人的效仿。当德国的外科医生在消毒环境和麻醉状态下一丝不苟地完成手术，原本依靠敏捷巧手的旧时代实践方式，很快就被新秩序取代。[50] 利斯特凭直觉感到巴斯德等人有关病菌的认识是正确的，由此产生了这场有利人类健康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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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菌学说的创立者们为消毒外科手术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消毒首先促进了致命性创伤手术和腹部手术的发展，50年后随着抗菌药物的面世，择期手术中出现了植入手术。病菌猎手的先驱者们为医疗创造出纤尘不染的清洁无菌环境，从而使植入革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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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法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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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en.muvs.org/topic/the-gate-for-the-secretly-pregnant.pdf. Accessed October 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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