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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奇作为当地医学领域的杰出人物，在雄心勃勃、敏而好学的医学生眼中是一位知名的教育家。他的聪明才智和无人能及的培训经历极大地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然而真正使他受到学生和患者爱戴的是他从康涅狄格州乡村医学世家代代相传而来的亲和力。他的父亲“不仅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医生，还是真正的朋友和导师”。[7] 矮小肥胖的韦尔奇被选为耶鲁大学骷髅会1870届成员。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在俱乐部，在餐厅，还是在家庭会客厅里永远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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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9月，朝气蓬勃的纽约人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结束自己的欧洲研究生之旅回国，他一心想要超越当时纽约城中所有的外科医生。正如韦尔奇在欧洲大陆受到最优秀的病理学家们的指导，霍尔斯特德这位前耶鲁大学橄榄球队队员，在维也纳也得到了顶尖外科医生的传授，并且受到了利斯特观点的启发。霍尔斯特德出生在富商家庭，起初在罗斯福医院做外科医生，之后在内外科医生学院做解剖学演示员。他将来的成就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也是非同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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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斯特德医生很快就在纽约表现出影响力。他的热情、专业和风度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创新的医术和出众的智慧使人们将他当成医学工作者未来前景的标杆。在人们还以马车代步的时代，他的工作热忱驱使他同时在曼哈顿多家医院任职。这位医生有着钢蓝色的眼睛、时髦的举止、无可挑剔的着装品位和位于麦迪逊广场的豪华住所。在外科这个刚刚摆脱嘲笑奚落的专业领域，这些都进一步巩固了霍尔斯特德是一名有教养的外科医生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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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斯特德早期进行的一项革新是为内外科医生学院的学生们开设了非正式的医学教学之夜。他通常在位于25街的家庭办公室中举办“小测验”，每周有好几次，[8] 而教学工作由医学界的年轻新星共同担任。最受欢迎的两名老师是霍尔斯特德和比他年长两岁的好友威廉·韦尔奇。两位领路人都是耶鲁大学和内外科医生学院的毕业生，都善于社交又天资聪颖，他们的教育工作鼓舞了年轻人投身于新式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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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奇接受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聘请，成为该校医学院的创始人，并于1884年再次远赴欧洲。作为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医生，他已经在贝尔维尤医院工作了七年，但是未来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光芒将远远盖过他在纽约时期的贡献。学校批准了韦尔奇为期18个月的学术休假，让他能够重访那些顶尖的医学中心。同时他也离开了挚友霍尔斯特德，当时这位外科医生、解剖员、实验科学家兼“小测验”的出题人，正致力于改变纽约市范围内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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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84年，霍尔斯特德一共在五家医院任职，其中包括长老会医院、纽约医院以及久负盛名的贝尔维尤医院，而他所梦想的具有综合无菌设施的“现代化”手术室还未出现。霍尔斯特德从家人和朋友那里筹集资金，筹建了美国最先进的手术室，一个铺着枫木地板并配备了天窗、自来水、煤气灯及灭菌设施的独立帐篷屋。这在1885年可能是西半球最高级的手术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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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斯特德在贝尔尤维设计的手术室是他将自己在奥地利和德国所见过的手术演示厅实用化改进的版本，同时也是站在维也纳、莱比锡、哈雷和基尔的众多医学巨人肩膀上的成果。在他的老师中，最著名的外科医生是忧郁敏感的诗人医生特奥多尔·比尔罗特，他自称为“伤感的北海鲱鱼”。[9] 比尔罗特在柏林受训，1853—1860年得到了伯恩哈德·冯·朗根贝克指导，学成后他在维也纳大学担任外科学教授，长达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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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剧变的时代，朗根贝克对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世纪30年代，他在伦敦接受外科学研究生培训，当时比麻醉的问世要早十几年。他曾在阿斯特利·库珀和本杰明·布罗迪（Benjamin Brodie）的指导下工作，因此这位德国外科医生继承的是约翰·亨特的医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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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根贝克的临床生涯多次因战争而中断，包括1848—1852年以及1864年的两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10] 战地医学在这20多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麻醉和外科消毒法相继问世。普法战争期间，与法国医生的旧式治疗方法相比，德国采用的消毒技术为朗根贝克团队负责救护的普鲁士军队取得了优越的外科成果。因此，德国和奥地利医生属于最先也最积极采用利斯特消毒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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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哈德·冯·朗根贝克为敌对双方的治疗使他赢得了人道主义者的赞誉。作为德国红十字会和《日内瓦公约》的创立者之一，他认为“受伤的敌人已经不再是敌人，而是需要帮助的同志”。[11] 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仿佛永无休止的战争，将促使德国外科医生做出大量的贡献。耐人寻味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外科医生仍然是外科学的开拓先驱，受伤的美国士兵带着最新的骨科植入网回到家，这在当时的美国连想都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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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根贝克的另一项主要贡献是他培养的学生，当时几乎所有的杰出外科医生都是由他培训的，其中包括比尔罗特、埃米尔·特奥多尔·科赫尔（Emil Theodor Kocher）和弗里德里希·特伦德伦伯格（Friedrich Trendelenburg）。他认为年轻的学生在医学院毕业之后应该住在医院里，继续进行有组织的培训，经过数年历练才能逐渐承担更多的职责，这一观点为他赢得了“外科住院医师之父”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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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约翰·亨特是外科学之父，那么朗根贝克可以说是现代战地消毒外科的开创者、医生的战场中立性倡导者以及外科住院医师之父。当消毒与麻醉这两种技术相遇时，朗根贝克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他将外科从“中世纪蛹壳的约束中”[12] 释放出来，使其破茧成蝶。特奥多尔·比尔罗特在柏林期间得到朗根贝克的指导，这是两位历史上极有影响力的外科医生共事的时期，比尔罗特也逐步成为朗根贝克最重要的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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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苏黎世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特奥多尔·比尔罗特定居维也纳，在20多年里他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外科医生。自1867年至19世纪90年代，比尔罗特在维也纳大学的手术演示厅是外科世界的中心，在那里，他革新了外科手术技术，指导了无数欧洲和美国的毕业生，改进了外科住院医师的方案，发表了大量文章，完善了经典式教科书的编写，发布了手术审查的流程（后来演变为对手术成果的评估），也鼓舞了几代外科学领军人。与此同时，他始终与音乐家和作曲家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关系，其中包括挚友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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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奥多尔·比尔罗特教授以其独特的方式突破了古老而荒谬的体液学说的最后防线，向其吸血鬼之心锤下致命一击。化学、显微术、细菌学、胚胎学、生理学和诊断学的融合预示着医学的惊人转折即将到来，而比尔罗特无疑是当时外科医生的统领。“这是研究者揭竿而起的时代，德国医院的环境中酝酿着各种可能性。”[13] 放血、拔火罐、泻火、水蛭吸血、以毒攻毒等方法即将退出医学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组织和细胞功能为基础的、严谨的实验室研究和科学的干预方式。是德国人对疾病的理解启发了研究正常人体结构和功能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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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罗特花了大量时间解剖尸体，为手术干预制订方案。他依靠严谨的术前准备工作和严格的消毒技术开创了腹部外科。动物实验的成果和在尸体上进行的手术预演鼓舞了这位维也纳教授，他认识到或许可以进入腹部。如穆克吉所说，正是“上帝般的创造精神”使肠道外科得以实现。几百年来，维也纳以精湛的音乐演出而闻名，比尔罗特如音乐巨匠般的表演也将在音乐之城的伟大剧场中进行，即维也纳总医院手术演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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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比尔罗特切除了一段食道，并将断端重新吻合在一起。1873年，他进行了首例全喉切除术。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还是第一位切除直肠癌的外科医生，到1876年时已经完成了33例同类手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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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司空见惯的腹部外科手术在当时就像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惊人魔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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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肠道任何部位的手术都充满了危险，尤其是肠道的最下部，即结肠和直肠。理论上说，人体从口至肛的消化道全长平均有30英尺，由食道、胃、小肠（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大肠、直肠和肛门组成。消化系统的“管道”由许多软组织层层构成，只要完好无损，这些组织层是防水隔菌的。蜿蜒曲折、自成一体的消化道通过悬垂的肠管伸展到腹腔深处，与提供营养的血管相连，并吸收经过消化处理的营养成分。消化道之外的腹腔（或者说腹膜腔）是绝对的无菌环境，极易受到感染的致命伤害，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胃和小肠相对“清洁”，但是大肠和直肠充满细菌。尽管这些细菌通常与宿主（即我们）保持着共生关系，不过一旦肠道中的物质穿透肠壁组织涌入腹腔，就会构成致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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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魔术”的另一个重点是外科医生切断的两个组织末端连接起来能否愈合。人们常常把愈合看作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怎么能假设分开的组织边缘会协调一致，相互滋养，牢牢地结合为能够正常运作、防水还可伸展的整体呢？外科手术简单来说就是将身体部件连接、钉合、缝合、拧紧、以夹板固定、黏合，然后促使身体从微观层面甚至从分子层面上铺设结缔组织去补充那些人为的连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人体组织最终取代临时搭建的脚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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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罗特在波涛汹涌的巨浪中英勇前行，不断做出正确的诊断。要知道，他们的时代没有磁共振成像、计算机断层扫描、超声波和X射线，他要在最原始的条件下使患者达到麻醉状态，在没有电灯照明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因此手术演示厅设置在医院顶层以利用上方的天窗，外科手术之神召唤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比尔罗特运用早期的消毒技术和有限的灭菌设备来避免感染，以赤裸的双手切开身体进行操作，用原始的肠线和丝线缝合肠道组织。尽管人们认为他有些傲慢自大，但比尔罗特教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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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在1850—1890年的美国有40%～50%的顶尖医师在德国和奥地利学习。至少“一万美国人于1870—1914年在维也纳接受过某种形式的正规医学教育”。[15] 他们为了学习以实验室为重点的新式医学而来，而比尔罗特是德国实验生理学和病理学的典范，并且能够将实验室研究转化为有意义的临床干预，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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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1880年，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进入了这个世界。他学会了先进的思维模式、技术方法和设计方案，观察了需要的仪器和设备，将比尔罗特创建的结构（包括组织架构和实物建筑）复制到了贝尔维尤医院的帐篷中。霍尔斯特德得一望十的天性之前受到日耳曼人的训导，如今在纽约城中得到释放，一有机会便表现出来。他对服饰品质十分讲究，要求西装量身剪裁、衬衫在巴黎夏尔凡（Charvet）定制、衣物由法国人洗熨（将穿脏的衬衫通过汽船运往巴黎洗熨，几周后收到寄回的衣服），还要戴上等礼帽、领带和眼镜。同等的品质追求也展现在他遍布纽约全城、不分昼夜的医学实践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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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韦尔奇于1884年3月离开纽约，霍尔斯特德留在了新大陆。韦尔奇抵达欧洲时恰逢一场药理学变革：德国的默克制药公司从安第斯山脉东麓生长的一种古柯属植物叶子中分离并提炼出一种生物碱。在原始的印加文化传统中，咀嚼、吸吮这种叶子可以提神，但是这些植物漂洋过海来到欧洲的大城市之后，就失去了功效或者效力大幅减弱。默克公司的科学家们能够自己栽培古柯，并通过新近完善的化学提炼法，分离出一种活性化合物，那就是他们称为“可卡因”的生物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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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碱是各种各样的简单化合物，具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形态结构。科学专业的初学者会惊讶地发现，细菌、真菌、植物和动物都可以产生这种“钥匙”分子，它们能够与某种细胞受体结合引起变化。有趣的是，我们哺乳动物大脑具有的细胞受体很容易与一些植物的分子产生相互作用，这些植物包括哥伦比亚的古柯属植物、阿富汗的罂粟种子、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以及墨西哥的大麻。这些生物碱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包括治疗精神疾病、抗心律不齐、抗癌、抗疟疾、抗菌、舒张血管等等。科学家们认为，这些通常有毒甚至致命的相互作用主要来自物种进化选择的压力，进化压力促使一种生物产生某种生物碱，该生物碱能够与另外一种生物发生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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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古柯会合成可卡因？化学家们发现，可卡因具有杀虫剂的功能，能强烈抑制昆虫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在神经之间起信息传递作用的化学物质）。如果没有可卡因，这些昆虫会威胁到古柯。蜜蜂其实也是受到花香的诱引才给植物授粉的。“嗑药”的蜜蜂在传粉的游戏中是有用的马前卒。我们的身体里有成千上万个类似的分子受体，它们的功能在动植物界极为普遍，对此我们大概不应该太过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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