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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根贝克的临床生涯多次因战争而中断，包括1848—1852年以及1864年的两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10] 战地医学在这20多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麻醉和外科消毒法相继问世。普法战争期间，与法国医生的旧式治疗方法相比，德国采用的消毒技术为朗根贝克团队负责救护的普鲁士军队取得了优越的外科成果。因此，德国和奥地利医生属于最先也最积极采用利斯特消毒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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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哈德·冯·朗根贝克为敌对双方的治疗使他赢得了人道主义者的赞誉。作为德国红十字会和《日内瓦公约》的创立者之一，他认为“受伤的敌人已经不再是敌人，而是需要帮助的同志”。[11] 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仿佛永无休止的战争，将促使德国外科医生做出大量的贡献。耐人寻味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外科医生仍然是外科学的开拓先驱，受伤的美国士兵带着最新的骨科植入网回到家，这在当时的美国连想都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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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根贝克的另一项主要贡献是他培养的学生，当时几乎所有的杰出外科医生都是由他培训的，其中包括比尔罗特、埃米尔·特奥多尔·科赫尔（Emil Theodor Kocher）和弗里德里希·特伦德伦伯格（Friedrich Trendelenburg）。他认为年轻的学生在医学院毕业之后应该住在医院里，继续进行有组织的培训，经过数年历练才能逐渐承担更多的职责，这一观点为他赢得了“外科住院医师之父”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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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约翰·亨特是外科学之父，那么朗根贝克可以说是现代战地消毒外科的开创者、医生的战场中立性倡导者以及外科住院医师之父。当消毒与麻醉这两种技术相遇时，朗根贝克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他将外科从“中世纪蛹壳的约束中”[12] 释放出来，使其破茧成蝶。特奥多尔·比尔罗特在柏林期间得到朗根贝克的指导，这是两位历史上极有影响力的外科医生共事的时期，比尔罗特也逐步成为朗根贝克最重要的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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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苏黎世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特奥多尔·比尔罗特定居维也纳，在20多年里他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外科医生。自1867年至19世纪90年代，比尔罗特在维也纳大学的手术演示厅是外科世界的中心，在那里，他革新了外科手术技术，指导了无数欧洲和美国的毕业生，改进了外科住院医师的方案，发表了大量文章，完善了经典式教科书的编写，发布了手术审查的流程（后来演变为对手术成果的评估），也鼓舞了几代外科学领军人。与此同时，他始终与音乐家和作曲家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关系，其中包括挚友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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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奥多尔·比尔罗特教授以其独特的方式突破了古老而荒谬的体液学说的最后防线，向其吸血鬼之心锤下致命一击。化学、显微术、细菌学、胚胎学、生理学和诊断学的融合预示着医学的惊人转折即将到来，而比尔罗特无疑是当时外科医生的统领。“这是研究者揭竿而起的时代，德国医院的环境中酝酿着各种可能性。”[13] 放血、拔火罐、泻火、水蛭吸血、以毒攻毒等方法即将退出医学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组织和细胞功能为基础的、严谨的实验室研究和科学的干预方式。是德国人对疾病的理解启发了研究正常人体结构和功能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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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罗特花了大量时间解剖尸体，为手术干预制订方案。他依靠严谨的术前准备工作和严格的消毒技术开创了腹部外科。动物实验的成果和在尸体上进行的手术预演鼓舞了这位维也纳教授，他认识到或许可以进入腹部。如穆克吉所说，正是“上帝般的创造精神”使肠道外科得以实现。几百年来，维也纳以精湛的音乐演出而闻名，比尔罗特如音乐巨匠般的表演也将在音乐之城的伟大剧场中进行，即维也纳总医院手术演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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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比尔罗特切除了一段食道，并将断端重新吻合在一起。1873年，他进行了首例全喉切除术。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还是第一位切除直肠癌的外科医生，到1876年时已经完成了33例同类手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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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司空见惯的腹部外科手术在当时就像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惊人魔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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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肠道任何部位的手术都充满了危险，尤其是肠道的最下部，即结肠和直肠。理论上说，人体从口至肛的消化道全长平均有30英尺，由食道、胃、小肠（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大肠、直肠和肛门组成。消化系统的“管道”由许多软组织层层构成，只要完好无损，这些组织层是防水隔菌的。蜿蜒曲折、自成一体的消化道通过悬垂的肠管伸展到腹腔深处，与提供营养的血管相连，并吸收经过消化处理的营养成分。消化道之外的腹腔（或者说腹膜腔）是绝对的无菌环境，极易受到感染的致命伤害，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胃和小肠相对“清洁”，但是大肠和直肠充满细菌。尽管这些细菌通常与宿主（即我们）保持着共生关系，不过一旦肠道中的物质穿透肠壁组织涌入腹腔，就会构成致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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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魔术”的另一个重点是外科医生切断的两个组织末端连接起来能否愈合。人们常常把愈合看作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怎么能假设分开的组织边缘会协调一致，相互滋养，牢牢地结合为能够正常运作、防水还可伸展的整体呢？外科手术简单来说就是将身体部件连接、钉合、缝合、拧紧、以夹板固定、黏合，然后促使身体从微观层面甚至从分子层面上铺设结缔组织去补充那些人为的连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人体组织最终取代临时搭建的脚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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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罗特在波涛汹涌的巨浪中英勇前行，不断做出正确的诊断。要知道，他们的时代没有磁共振成像、计算机断层扫描、超声波和X射线，他要在最原始的条件下使患者达到麻醉状态，在没有电灯照明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因此手术演示厅设置在医院顶层以利用上方的天窗，外科手术之神召唤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比尔罗特运用早期的消毒技术和有限的灭菌设备来避免感染，以赤裸的双手切开身体进行操作，用原始的肠线和丝线缝合肠道组织。尽管人们认为他有些傲慢自大，但比尔罗特教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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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在1850—1890年的美国有40%～50%的顶尖医师在德国和奥地利学习。至少“一万美国人于1870—1914年在维也纳接受过某种形式的正规医学教育”。[15] 他们为了学习以实验室为重点的新式医学而来，而比尔罗特是德国实验生理学和病理学的典范，并且能够将实验室研究转化为有意义的临床干预，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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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1880年，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进入了这个世界。他学会了先进的思维模式、技术方法和设计方案，观察了需要的仪器和设备，将比尔罗特创建的结构（包括组织架构和实物建筑）复制到了贝尔维尤医院的帐篷中。霍尔斯特德得一望十的天性之前受到日耳曼人的训导，如今在纽约城中得到释放，一有机会便表现出来。他对服饰品质十分讲究，要求西装量身剪裁、衬衫在巴黎夏尔凡（Charvet）定制、衣物由法国人洗熨（将穿脏的衬衫通过汽船运往巴黎洗熨，几周后收到寄回的衣服），还要戴上等礼帽、领带和眼镜。同等的品质追求也展现在他遍布纽约全城、不分昼夜的医学实践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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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韦尔奇于1884年3月离开纽约，霍尔斯特德留在了新大陆。韦尔奇抵达欧洲时恰逢一场药理学变革：德国的默克制药公司从安第斯山脉东麓生长的一种古柯属植物叶子中分离并提炼出一种生物碱。在原始的印加文化传统中，咀嚼、吸吮这种叶子可以提神，但是这些植物漂洋过海来到欧洲的大城市之后，就失去了功效或者效力大幅减弱。默克公司的科学家们能够自己栽培古柯，并通过新近完善的化学提炼法，分离出一种活性化合物，那就是他们称为“可卡因”的生物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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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碱是各种各样的简单化合物，具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形态结构。科学专业的初学者会惊讶地发现，细菌、真菌、植物和动物都可以产生这种“钥匙”分子，它们能够与某种细胞受体结合引起变化。有趣的是，我们哺乳动物大脑具有的细胞受体很容易与一些植物的分子产生相互作用，这些植物包括哥伦比亚的古柯属植物、阿富汗的罂粟种子、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以及墨西哥的大麻。这些生物碱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包括治疗精神疾病、抗心律不齐、抗癌、抗疟疾、抗菌、舒张血管等等。科学家们认为，这些通常有毒甚至致命的相互作用主要来自物种进化选择的压力，进化压力促使一种生物产生某种生物碱，该生物碱能够与另外一种生物发生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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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古柯会合成可卡因？化学家们发现，可卡因具有杀虫剂的功能，能强烈抑制昆虫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在神经之间起信息传递作用的化学物质）。如果没有可卡因，这些昆虫会威胁到古柯。蜜蜂其实也是受到花香的诱引才给植物授粉的。“嗑药”的蜜蜂在传粉的游戏中是有用的马前卒。我们的身体里有成千上万个类似的分子受体，它们的功能在动植物界极为普遍，对此我们大概不应该太过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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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98年，可卡因的化学结构才由理查德·威尔施泰特准确地描述出来，他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德国药剂师在1859年就分离出了可卡因。[16] 研究可卡因的第一步显然是模仿印加人的做法，将药剂放在受试对象（也即医学生）口中。研究人员注意到，尽管许多年轻人表现出不同的怪异行为，但可以确定他们的口腔表面都会感到麻木。在维尔茨堡和后来的维也纳，药剂师发现，可卡因在治疗表现出忧郁症状的患者和身体受严重损伤的巴伐利亚士兵时，表现出积极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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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人兴致勃勃地猜测着这一新型药物将带来的前景。维也纳神经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年）听说了这种新药，认为它具有“神奇的魔力”。1884年，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写道：“我定期服用极少量此类药物，用来抗抑郁和消化不良，卓有成效。”[17] 在距离比尔罗特的外科示教室只有几步之遥的维也纳眼科医院，一位名为卡尔·科勒（Carl Koller）的低年住院医师一直在用吗啡、硫酸盐、氯醛和溴化物等进行眼部麻醉药物的实验研究。这是一个“有准备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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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也参与了可卡因的实验，他决定亲口尝试一下这种物质，在自己的口腔黏膜中体验到效果之后，科勒知道下一步要进行动物实验。1884年，科勒将可卡因粉末溶入蒸馏水中，他的同事按住一只大青蛙，科勒将可卡因溶剂滴入一只突出的眼睛里。几秒钟后，科勒触摸青蛙的那只眼睛以测试其反射。起初没有药效，但是一分钟后“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出现了……接触甚至损伤青蛙的角膜时，青蛙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射”。[18] 对兔子和狗进行过测试后，两位年轻的住院医师转而用对方做实验。溶剂缓缓地滴入他们的眼睛，然后，他们用手中大头针的顶端触碰滴入溶液的眼睛。他的助手后来回忆道：“我们几乎同时高兴地确定，自己没有任何感觉……就这样，我们确认了这个发现。我很开心自己是第一个向科勒医生表示祝贺的人，他为人类带来了福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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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卡因溶剂很快便应用于真正的眼科手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几天后，德国眼科学会会议在海德堡举行，科勒派一位同事去介绍他们的新发现，并宣布他们的优先权。和现在一样，大部分医学会议的报告都平平无奇，极少有闪光点。偶尔才会出现一篇论文让整个会议室里的业内人士对其发现赞叹不已。第二天，参会人员还额外现场观摩了一台眼科手术。1884年9月的那一天，美国人亨利·诺伊斯（1832—1902年）也在会议室中，他赶回家撰写了一篇使用可卡因实现局部麻醉的稿子。在《纽约医学记录》（NewYork Medical Record ）的10月刊中，诺伊斯描述了可卡因的使用，不过他总结道：“这种物质的全部特征仍有待研究，这一发现也许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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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读到了1884年《纽约医学记录》上的这篇报道，立刻开始思考如何进一步利用可卡因。霍尔斯特德行事机敏，讲究实用性，经过数年历练，他相信自己能够以一种新颖的方式使用可卡因溶剂。他没有将其滴入眼睛或者倒进嘴里，而是意识到这种溶剂在使用新发明的皮下注射针头时能发挥真正的潜力。作为解剖学大师，霍尔斯特德具有极为丰富的神经系统知识，对神经通路及其分布情况了如指掌，他立刻想到了“局部麻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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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笔者还是一名年轻的医学生，首次接触解剖实验室时，我还不确定人体神经的粗细。“它们通过肉眼就可以看见吗？”我问自己。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周围神经其实非常粗大，它们经手臂或腿部向下延展的部分如同铅笔一般粗，然后分为微小的卷须，消失于肌肉或皮肤中。每根神经中都有我们无法察觉的神经纤维，它们或向下传递大脑发出的信号，或将信号向上传回大脑。运动 神经纤维沿周围神经传导从中枢发出的电信号，与它们支配的肌肉相连。相反，周围神经中的感觉 神经纤维将皮肤、骨骼和软组织中的电信号——包括疼痛、触摸、感觉、振动等信息——传回“中央处理器”，也就是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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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斯特德正在一个完全未知的海域航行。检验局部麻醉假说的唯一方法就是开始对测试对象进行注射，于是他做了一件现在不可能的事情，走向了自己能找到的最好的“小白鼠”——参加医学之夜的医学生们。相比之下，科赫用自己女儿的宠物兔子做实验倒是更为世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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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伊斯的文章面世不到两个星期，霍尔斯特德就从帕克-戴维斯制药公司拿到了4%浓度的可卡因溶剂，开始在麦迪逊广场的家庭办公室中为学生们注射。注射聚会的场面肯定轰轰烈烈。霍尔斯特德手持精致的由金属和玻璃制成的皮下注射针管（当时尚无现在“一次性”针头的概念），周游会客室，将针头刺入学生们的手臂和腿部。偶尔扎得过深，刺到神经时，一阵痛苦的电信号会传导到肢体，这时的霍尔斯特德和他的弟子们一样恐惧。但是，当这种药剂沉积在神经周围，麻木感就会沿着相应的构造在肢体中蔓延。几天之后，大家都意识到局部麻醉显然并非空想，而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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