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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窝附近的皮肤由于感染而硬化，皮瓣向上翻转异常困难，医生无法触及腋下淋巴结。新发脓肿已经累及淋巴结，通常的做法是择日再次进行腋窝部位的手术。霍尔斯特德用手术刀切除了整个乳房及下面的大部分胸大肌，用血管钳夹住了动脉和静脉，用丝线闭合血管，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失血和组织受损。为了避免切入肿瘤引起癌细胞扩散，霍尔斯特德小心翼翼地将整个肿瘤切下来作为解剖标本，立即在手术台前进行了仔细检查。现在，他直接用手翻弄着这团肿物，切开肿瘤实体，极其用心地观察了肿瘤的质地和外观，然后与助手分享了自己的想法。他在需要关注的地方标出了许多缝合标签，然后将标本送到韦尔奇的病理实验室，在那里标本将被制成显微切片以备日后检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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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维也纳和哈雷的导师们一样，霍尔斯特德正在首次尝试抗癌之战。菲尔绍等先驱人物已经鉴别出肿瘤中奇形怪状的异常细胞。从病理学本质上讲，这些强盗细胞成群结队地形成集落，然后又聚集成肿瘤，通过从宿主身上吸取营养，繁殖，侵占，在最后发起的“政变”中，随着宿主的消亡而自我毁灭，两败俱伤。理查德·冯·福尔克曼（Richard von Volkmann）、比尔罗特和如今的霍尔斯特德都认为，扩大切除范围才能从侵略者手中挽救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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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一词来自古希腊语的“巨蟹”（Karkinos）。公元前400年，希波克拉底看到肿瘤被“一堆肿胀的血管包围着，使希波克拉底［想起］沙子里的螃蟹，蟹腿伸成一个圆圈”。[31] 后来，作家们进一步把癌症形容成外来侵略者，形容成具有坚硬外壳和慑人蟹钳的“螃蟹”。在这种思维体系下，霍尔斯特德认为外科医生扮演了解放者，主要职责是使患者与疾病分开。古希腊人没有显微镜，也没有疾病的细胞基础的概念，而霍尔斯特德明白癌症是由异常的细胞导致的疾病。他们这些无所畏惧的外科先驱忽视的是血管转移（vascular metastases）的病理过程：癌细胞不只是向周围组织扩散，还通过血液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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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前，科学家们才发现癌症的真相是细胞的病理性转化和生长，而且还要再过几十年才会出现化学疗法和放射疗法。当时霍尔斯特德认为自己的历史重任就是用手术刀将肿瘤彻底切除，在必要情况下不惜截肢致残。从医院开办到1893年医学院开学的这几年间，霍尔斯特德会进一步扩大切除区域，最后用手术切除整个胸肌，偶尔还会切除肋骨、锁骨和全部淋巴结。他希望可以根治癌症，所以将手术命名为“根治性乳房切除术”（radical mastectomy），“根治”一词源自拉丁文中的“根”（radix）。如果将这个词理解成其他含义，如“严重”或“彻底”，那么我们就误解了它在此处的意义。在霍尔斯特德的手中，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当然是应对严重病情的、丝毫不可让步的大手术，不过他的“根治”是指切入得更深，直至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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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根治性乳房切除术会失去肿瘤外科医生的青睐。杰弗里·凯恩斯（Geoffrey Keynes）、小乔治·克赖尔（George Crile Jr.）和伯纳德·费希尔（Bernard Fisher）等少数有魄力的外科医生反对这一传统手法，他们认为稍微保守一些的简单手术就可以达到同等效果，而且显然比根治性乳房切除术的伤害性更小。悉达多·穆克吉在《众病之王》中详细地记述了这一观念转变。虽然根治性乳房切除术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但是我们能理解为什么霍尔斯特德认定它有效。扩大切除术仍然是治疗实体组织肿瘤的主要手段，肌肉、皮肤和骨骼的切除范围十分惊人。霍尔斯特德的确极大地改善了癌症死亡率，但是治愈康复手段至今还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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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根治性乳房切除术不具备持久效力，但是霍尔斯特德提出的其他新方案是长期奏效的。德国训练外科医生的方式启发了霍尔斯特德，尤其是朗根贝克和比尔罗特提出的高强度、严要求的教学方式启发了他。奥斯勒同意霍尔斯特德的方案，于是，美国机构中的第一批正式住院医师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出现了。1893年，霍尔斯特德被授予“教授”头衔，他正式建立起全面沉浸式培训系统，受训的年轻人必须是未婚单身的，住在医院里，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待命。早年的外科医生都会嘲笑现在的年轻学员，说尽管住院医师对“住在医院”怨声载道，但实际上根据联邦法律规定的最高工作时间，他们每周“只”用工作80个小时。（太太曾经跟我讲过我当住院医师时期的一个伤心往事，那时联邦法律还有几年才会生效，我每周通常工作100多个小时。我太太带着女儿开车路过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医院时，小女儿大哭起来：“妈妈，那就是爸爸住的地方！”听到这里，我感到一阵内疚自责袭来，不禁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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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霍尔斯特德非同寻常的发现可能性的眼光、富有感染力的自信心和精湛的手术技术，他的影响在数十年间遍及全美，他的许多门生也各自成为外科手术的领导者。没有接受过任何科学训练的人被雇来兼职外科医生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实验室成为大医院的一部分，医生们渐渐地接受了无菌手术，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开始接受培训。”[32] “霍尔斯特德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建立在两个平台上，二者都影响深远，无疑改变了世界。一是他建立了科学安全并符合解剖学原理的外科学院；二是他确立了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外科医生的工作环境，推动了美国外科学的发展，成就了它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前者带来了一场势在必行的外科学革命，一直以来的出色成果便是证明……”[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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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外科住院医师时，当我正在学习精细的外科技术要点，一位教授对我粗枝大叶的处理方式很是不满，于是他突然说道：“你刚才听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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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脸迷惑地说：“没有，我什么都没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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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回应道：“我想是霍尔斯特德医生的灵魂在坟墓中不得安宁，看看你刚才用钳子毁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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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我们都学会了如何做一名优雅的外科医生。“应用无菌技术，对组织温柔以待，小心谨慎地止血，以不会让患者紧张和感到压迫并符合解剖学原理的方式进行外科手术，这些是外科学的规则，也是霍尔斯特德的规则。虽然‘霍尔斯特德’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是在美国，每位手术成功的患者都应该向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点头致意，深表感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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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斯特德同样也将外科“这个医学世界所厌弃的“不肖子”，转变为一个能有效减轻人类痛苦的专业领域”，[35] 他重新塑造了一个学科和一种外科手术的理念。[36] 或许，他最伟大的创新之一是进行了“择期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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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早期外科医生的主要工作便是排脓、涂药和接骨。这些原始的治疗师反抗着魔鬼神灵，总是对不幸之人做出积极的回应。外科学的前辈是角斗士保健医和军医。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外科医生从面对急症束手无策，变为有时能通过医疗干预有效改善状况。在比尔罗特之前，患者会在弥留之际前去就医，而维也纳的患者虽经受了癌症的百般折磨，却为他提供了切除部分肠道组织的机会。外科手术的信心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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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斯特德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进行了首例乳房切除手术的同月，尝试了可以说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择期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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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先天性腹股沟疝的发病率为5%，但成人的发病率会上升到将近15%，男性发病率是女性的9倍。“把头转过去咳嗽”只是个传说，[37] 不过，在手术取得成功之前，疝在世界各地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亡。在安全的手术出现以前，疝带和体位练习是仅有的治疗方法，尽管那也是徒劳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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疝是肠管进入腹壁的薄弱部位造成的，可能发生于脐部或手术切口，但最常见的发生部位是腹股沟。腹股沟疝指的是“下腹部精索穿过的环状结构异常扩大，使肠道刚好进入其中，并沿着精索的路径，穿过腹股沟外环，进入阴囊”。[38] 简单地讲，就是下腹壁的一个薄弱部位使“内脏”得以翻入其中。每名医学生都会记得一张疝患者的照片：巨大的疝使几十磅的肠管涌进了阴囊，患者必须借助手推车才能行走。我光想一想都会感到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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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腹壁的肠管有可能发生绞窄性肠梗阻，加速患者死亡，但疝患者通常没有生命危险，以疼痛和难看的肿物为主诉。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式，再加上一种默认“你不会死”的态度，医生习惯了打发患者离开。1889年6月13日，这一切都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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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斯特德不是第一位尝试疝修补的医生，只不过是首位用英语对极其有效的手术技术进行报告的医生。这一技术的基础当然是对解剖结构的科学分析。经过大量的细致解剖，他认识到成功修复的关键在于，对坚实的腹股沟韧带周围的坚韧筋膜和肌肉进行深层修复，并加强腹股沟内环。霍尔斯特德在腹股沟部位做出一个切口，辨识并剥离组织层，保护精索，切除疝囊，将适当的组织层对应缝合在一起。霍尔斯特德式修复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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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底，霍尔斯特德在霍普金斯医院医学会对这一技术进行了报告，并于1890年1月发表了文章。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帕多瓦的意大利外科医生爱德华多·巴西尼在几个月前独立发表文章介绍了一个相似的手术操作过程（用的是意大利语），所以学术界中有些学者认为，此项手术技术归属于巴西尼和霍尔斯特德两人共同拥有。不日，便有大量的患者从全美各地涌来，找到霍尔斯特德为他们进行疝修补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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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斯特德和优秀的住院医师们通过进一步改善技术操作，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是霍尔斯特德的重要弟子，这名同样毕业于耶鲁的医生将可卡因麻醉运用到霍尔斯特德的疝修补手术中。（库欣将会成为神经外科之父，他的头像出现在美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的标志上。）如今的疝修补手术已经在技术层面上不同于霍尔斯特德和巴西尼的方法，但是，霍尔斯特德安排手术日期对严重病情进行医疗干预的方式对医疗服务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意义。几十年前，医院还只是死亡之所，没有人（想法正常的人）会在相对健康的情况下咨询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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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90年代，这位教授麾下拥有十几名住院医师，他掌管着一个庞大的外科帝国。只有几位医学专家知道霍尔斯特德承受着可卡因和吗啡的毒瘾发作带来的痛苦。每年夏天，他都会消失几个月，由助理医生和外科住院医师们负责这所世界上最先进的医院。他的缺席也成全了外科生涯的理想训练场，毕竟，有些时候，外科医生是最孤独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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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美国的少数几家医院已经成为外科手术圣地，其中包括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和梅奥医学中心。医学和外科学在德国的领先思想的指导下，经过献身医学的美国医生的改进，已经不再依靠占卜和巫术。根据1910年的《弗莱克斯纳报告》（Flexner Report），医学教育改革彻底改变了医学院的运作方式，结果到了1920年，美国当时一半的医学院相继关闭。信口雌黄已经没有容身之地，只有以真正学术使命为己任的学校才会获得认证，这也使外科学的领导地位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这场交接最终在两次世界大战时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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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斯特德于1922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离世，还有几天就是他的70岁寿辰。虽然他没有子女，但数不胜数的医学专业人才继承了他的遗志和思想。患者在“兴旺的二十年代”就有理由相信医学，那时抗生素还未出现，这种信心大部分来自霍尔斯特德教授的贡献。“塞壬的诱人歌声在耳畔回响，他在未知的水域航行［试用药物］，对于少数知道这一点的人来说，他的人生之旅堪称英勇。如果说只有一个人称得上现代外科学之父的话，这个人就是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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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加州特洛伊人（USC Trojans），代指南加州大学学生的绰号，也是南加州大学多个运动团体的名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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