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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头来真正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基因。HIV控制者体内真正有差别的，是组成HLA蛋白质表面沟槽的个别氨基酸。大多数的HIV控制者，在抗原呈现细胞表面某一区域上有特定的氨基酸。DNA里不过几个字母的改变，就足以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控制HIV；因此，一个人的身体能否先天控制HIV，其原因不只遗传而已。真正的秘密，藏在HLA-B基因里的一个小片段；这里编码了三种氨基酸。有这三种氨基酸（第97位的丝氨酸、第95位的甲硫氨酸，以及第94位的色氨酸）的人，就有可能通过整合的免疫系统攻势，以先天的方式控制HIV。他们的身体能够将病毒某个特定部分展示给T细胞，让免疫系统得以全力抵抗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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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身体里所有的细胞表面上，就有这少数几种氨基酸。这些氨基酸并不会让他在其他疾病上占有优势。事实上，他有可能更容易受到一些其他自体免疫疾病（如银屑病）之扰。不过，这些特别的氨基酸替弗里茨所做的事，远比它们可能带来的危险来得重要。它们保护他不会发展成为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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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控制者如何打败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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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会以相同的方式感染控制者和非控制者的T细胞。抗原呈现细胞侦测到入侵者，吞噬病毒。控制者会刺激身体产生针对HIV的指挥T细胞和突击T细胞，而非控制者就无法以自然的方式发动那么强烈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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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这种遗传福气的人，就没有可以控制病毒的先天机制。既然科学家现在了解了非凡控制者控制HIV的缘由，他们要怎样将之转换成那些没有特殊基因的人能用的治疗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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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病人：艾滋病医疗史的转折 [:1700647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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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病人：艾滋病医疗史的转折 12 躲藏起来的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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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情故事来说，耶森与安德鲁的故事充满激情。他们在一起的那4年，形成了一种连确诊HIV都无法打断的爱情。随着耶森找不到任何可以治疗病毒的可行方式，担忧日渐增长之时，他将绝望化为行动。他联络了自己认识的所有科学家，即使只是最薄弱的人际关系也一样。他拼了命找寻新药、临床试验、任何可能救安德鲁一命的东西。他还是认为只有安德鲁染上这个疾病。此时他自己还没有检测，甚至连自己严峻的风险都不愿承认，即使他平日经常告诉其他患者要及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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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通电话，是打给美国著名科学家、HIV共同发现者加洛的。耶森曾经跟加洛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团队训练过几个月，也听过加洛多次演讲。在这些讲座上，他一如往常地积极参与，问了许多问题，也喜欢科学家之间引人入胜的讨论。对加洛而言，耶森是一位鹤立鸡群的人物。数十年后，他还记得这位在讲座上见到的和蔼、年轻的金发男子。他热切地回忆起耶森，说他是一位“小天使”。对加洛来说，耶森是一位“你非得喜欢不可”的人。因此，当加洛接到耶森的电话，他非常愿意帮忙。他让耶森联系弗朗哥·洛里，洛里是加洛密切合作的医生，特别是在AZT早期研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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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里又辗转将问题转达给他的同事和好友朱莉安娜·利西耶维兹，耶森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短暂时间里，她认识了耶森。她也很乐意帮忙，只是她没什么可以提供给耶森。她没有万灵药，也没有临床试验的数据，她能提供的，只有一个想法。她告诉耶森她和洛里觉得可能有潜力的一种药：羟基脲。这种药已经存在好长一段时间了，跟AZT的开发原因一样，也是抗癌药物。羟基脲是1896年德国开发出来的，1967年由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核准用于治疗特定一类的癌症。这种药物的作用方式是阻碍一种特定酶，这种酶是生成DNA的单元──脱氧核糖核酸所必需的。这种药物光是挡住这种酶，就能有效对抗癌症、银屑病，以及镰刀型细胞贫血病。与HIV相关的想法，是希望羟基脲能以类似AZT的方式运作。若是这种药物能阻断新DNA的行程途径，本质上也就阻断了HIV自我复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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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基脲还能将细胞冻结住，让细胞无法进行分裂，而HIV无法在不能分裂的细胞里繁殖。只要病毒冻结在那里，其他的抗病毒药物就能前来攻击。用这种标靶是细胞而非病毒的药物，其好处就是病毒没办法骗过它。如果在感染初期服用这种药物，它就有可能防止病毒在体内站稳。至少，利西耶维兹和洛里是这样猜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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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新药从来没有在HIV感染者身上试过，但是耶森在绝望之余依然想要一试。利西耶维兹只有在加洛实验室的体外细胞培养中测试过这种药物，而且还没有发表任何跟羟基脲有关的实验数据。没有什么特别理由，让人觉得这种药物对人类有效；温暖的培养箱中，许多在培养皿中有潜力的药物，一旦进入精细又复杂的人体里就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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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死亡的概率够高的话，什么方法医生都想尝试。HIV被认为是致命的。在“同情用药”豁免下，医生获准尝试其他并非核准为HIV用的药物。任何药物都有可能拿过来，以对抗HIV。这样的策略，最适用家庭医生式的医疗（常称作从出生到死亡的医疗）。家庭医生通常和他们的患者非常熟。患者的各个人生新阶段，他们都会在场，而且也有可能知道患者的习性和怪癖，他们知道患者能否承担实验性药物的责任和后果。可惜的是，家庭医生相当短缺。在这个医学院学费、学生贷款利率不断飙涨的年代，美国毕业的新科医生往往被较高薪的专科吸引走，使得几乎每个州都亟须基层医生。20世纪90年代初期，医学院毕业生有40%选择家庭医学专业，而现在选择同一专业的人只有大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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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需要大批研究人员、统计人员以及行政人员。令许多人吃惊的是，直接医治患者的临床人员，常常不会参与临床试验的设计，相反的，临床试验的需求和灵感通常来自研究人员的实验室，操作有潜力的实验的人，不是医生，而是博士。这些实验会重复进行，经历同行评议、发表，再进展到动物实验。临床试验会根据统计模型来设计。临床试验问的是大问题：这种药物对需要的群体有没有用？家庭医生问的是小问题：这种药物对你有没有用？两种体系我们都需要，而且也许我们需要两者之间有更多的对话。在临床试验中有效的药物，不一定对某个人有效，反之亦然。两个领域需要互补，而且不论我们采用什么样的途径，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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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森在国际同情用药原则的带动之下，决定让安德鲁服用一种实验性的抗癌药物，这种药从来没有在HIV携带者的身上测试过。他这样子做，是在冒非常大的风险：他赌上了他身为医生的名誉、他与病人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赌上了与他所爱之人的关系。医患关系里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信任。患者（特别是罹患致命疾病的患者）常常会盲目地相信医生，对于即将接受的治疗不太过问。麻省总医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生说：“你可以说服患者接受任何事情。”后面又补上一句：“我们必须制定自己的道德规范，以确保我们不会对患者有过分的要求。”以这样的标准来看，知情同意的行为往往依靠医生本人的道德标准。要解释多少给患者听？患者要同意多少？这些定义只取决于一位医生或研究人员的界限。这样进行医药和科学研究，是相当有风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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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风险不能等闲视之。耶森决定，他要离开柏林，用实验性的药物来治疗安德鲁。他想要与世隔绝。他们在德国北海岸外的北弗里西亚群岛租了一间房子。从那里开车到柏林要7小时；那里没有人认识他们。耶森害怕其他医生会觉得他所做的事太疯狂、没有道德。他每天搭乘渡轮到德国本土，出示他的证件，来拿这种实验性药物。他遵照严格的时间表，亲自把安德鲁带到德国本土的医院，说明安德鲁“生病了”，需要血细胞计数。在这样诡异的隔绝状态下，耶森挣扎着保持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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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完全受不了，待在那里的两个月时间里，每天都让他备感难熬。安德鲁有时候会问：“那你呢？你是不是该去检查一下？”耶森总是有办法把焦点从自己身上转移开来。他日后回忆说，此时正是“大家都会死掉的时候……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救活安德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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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病人：艾滋病医疗史的转折 [:1700647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