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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给不少犯过错的人进行治疗。我为恋童癖者、毒贩、杀人犯、强奸犯和家暴者治过病,也照顾过酒鬼和烟鬼,他们曾毫不节制地戕害自己的身体。我这样做对吗?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时间和资金用在这些给别人带来悲苦的人身上吗?是的。是的,我们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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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清楚这一点,我首先想让大家明白,人们从别处获得的与重症监护室有关的“事实”通常是错误的。在澳大利亚工作时,我记得接诊过一位曾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的原住民女士。她酗酒成性。我被告知,她之所以入院,是因为醉酒驾驶出了车祸。这场车祸夺去了她三个孙儿的生命,他们当时就坐在后座上。我记得自己当时很愤怒,给她做心脏移植手术一定耗费了不少资源,她却因为自私的行径使无辜的生命平白消逝。最终,她死于严重受伤,我当时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她竟然不用接受审判就这样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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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后,我在完成与她死亡相关的文件时,得知她入院时血液酒精浓度测试的结果实际上是0。后来我与她的家人交流,得知她无力负担预防移植心脏排斥反应所需的药物,同时还要独自照顾三个孙儿。实际上,她是在开车时死于心脏病,仅仅因为她买不起抗排斥药。她并没有醉酒驾驶。我们无法为这位女士提供有效的解药或果决的救治,但我们可以给出事实和真相。她的家人十分感激,感谢我们“了解了她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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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关于一个病人过往的事实是真的,医疗也并非须通过价值来准许获得的商品。用不予治疗作为惩罚手段,对社会来说是一种谬误,它让我们失去了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医疗不是对人们的选择颐指气使的武器,无论这些选择看起来多么愚蠢。医疗资源的配置应该考虑的是那些影响成功率的要素,而不是对病人人生选择的价值评判。如果社会选择不给老烟枪或酒鬼提供治疗,那它是不是哪天也会选择不治疗肥胖者、内向者、摩托车骑手、冒险运动爱好者或不按正确方式系鞋带的人呢?责任本是条双车道,社会有责任给所有人提供救治,包括那些曾做过糟糕决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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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是与那些做过糟糕“选择”的人沟通,就越怀疑自由意志所能起到的作用。一生中,我因自己的成就得到掌声和鼓励,但这些成就真的能追溯到仅由我自己做出的选择吗?生于一个不缺买书钱、爱意满满的家庭,生于一个能免费接受教育的国家,生于一个婴儿夭折率低到足以确保我能存活下来的世纪,这些通通不是我的选择。我大脑中的神经传导物质处于平衡状态,使我在能够理解科学的同时不沉溺于毒品或暴力,这也不是我的选择。即便我有能力做出“正确选择”,这些选择也不过是我被给予的一整片机会沙漠中的一粒沙罢了。山姆·哈里斯关于“自由意志幻象”的论断为我这种观点提供了神经科学方面的证据。[50]磁共振显像研究对大脑中涉及认知的区域进行扫描,现有的证据表明,早在我们察觉“自己”做出决定许久之前,潜意识过程已经做出了决定。[51]这一研究更加说明我们不应该依据“值不值得”来决定是否治疗一个人,也让我思考究竟是什么引导我选择以医学为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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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青少年时许下“长大要当医生”这个天真愿望的过程已经够曲折了,我真的成为一位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的道路也同样曲折。成为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并非深思熟虑的人生抉择,若不是因为我的职业导师,我如今的道路或许会有很大不同。导师查阅了我的档案,说道:“你上面写着希望成为《X档案》里的福克斯·穆德。这是在开玩笑吗?”并不是。大卫·杜楚尼[52]的那个角色杂糅了科学、逻辑和激情,以及神秘的元素,让观众一看再看。当时的我尚无法察觉,但今时今日在重症监护室里照顾你的母亲、孩子或祖母的过程,无形中让我青少年时的旧梦全都实现了。我在医学研究中遇到的未解之谜让我在医院里夜以继日、年复一年地钻研下去。危重疾病之谜可能意义重大,比如罹患同样疾病的病人,为何有的匆匆病亡,有的劫后余生。各种各样的因素决定了你能否幸存下来,其中就包括你的收入中位数,这一点增加了人们的忧虑,因为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差距甚至对躺在重症监护室病床上的病人的健康也产生了实际影响。在日常工作中,我所遭遇的各种谜团与前述挑战相比要显得小些,但这些谜团依旧促我提升心智,世上最难的数独游戏也不及其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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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收到医学院录取通知书时,我记得自己双手颤抖,既是出于激动,也是出于对未来的期盼。那个时刻,与已经历过的考试相比,我对前路上究竟会有多少考试尚浑然不知。20年后,图书馆藏书的气味仍让我忆起本科和研究生时期的一系列考试、无数论文报告、学位论文和令人恐惧的临床测试,经历了这一切后,我才敢称自己为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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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画面跟拍立得照片一样清晰,我一直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真正的医生面前为一个真正的病人做检查。我把听诊器挂在耳朵上的方式明显不对,果然它掉到了地上,我发自内心觉得自己笨拙。随着重症监护领域的技术进步,如今我甚至都用不到听诊器了。但在给我家的新晋成员,一只叫切斯特的狐红色可卡颇公犬做检查时,兽医将听诊器轮流递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听小狗的心跳。在孩子们真真切切地听到切斯特心脏瓣膜突然关闭产生的“扑通”声后,我再次以错误的方式戴上了听诊器,不禁把家人逗笑了,这让我突然想起19岁那年自己还是医学院学生的那个灰色早晨,我被自己的狼狈弄得直冒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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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费时费力的考试和无休无止的实践测评一直是我生活中的常规固定项目。它们以可预测的模式来来去去,如同四季一般,有些轻松愉悦,另一些冰冷艰难。尽管在医学训练的尽头来一次老式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毕业测试在大多数情况下已成往事,但在从学生转变为医生的道路上,考试仍然举足轻重。那些纯粹考察识记内容的考试仍然重要,但要培养出一个好的甚至可靠的医生,仅靠这种考试是不够的。随着医学蹒跚走入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时代,人们倾向于认为,更多的数据、更好的答案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正如黑影是由最亮的光带来的,人工智能也给医学带来了新的难题。有时,在将简单答案汇总为复杂整体之前,我们首先要问对问题。这对重症监护考试至关重要,因为医生可能同时被病床边数百种数据点轰炸—从血液检测到手写笔记,从X光片到心电图。孤立评估各项数据,对治疗危重患者来说显然不够;我们需要将这些数据点整合为完整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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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真正需要的医生,是能够以问正确的问题为开端,将医疗的复杂性完整呈现出来的人。这些年,随着像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超级计算机沃森这样的机器被研发出来,人类的这种整合能力甚至也能被复制了。[53]要知道,我的医学训练耗费了公众超过50万英镑的资金,那么,社会是该依靠一个无心的机器人来完成医疗操作,还是该依靠一个有心的人类医生呢?作为重症监护室医生,我的职责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做出诊断或制订治疗计划。如果我的工作仅限于这些,那确实可以找个机器人来取代我了。我作为一个人类医生的优势在于,我有能力指挥一个复杂、混乱的人类医疗团队,将所有人的关注点放到独一的人类病人身上。知晓所有答案,不过是问题解决过程的一部分。医院过道上都会挂着绘有杰出的、中产样貌的单个白人男性医生的海报,但这种海报早就应该成为历史。我们的海报上应该表现不同族裔的医生组成团队协同工作,性别也应更平衡。这种协同工作的能力,以及与病人、家属和同事沟通交流的人性,(至少目前)让我比沃森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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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训练中纠缠我的无止境的考试,往往关注那些拥有单一确定答案的问题。然而重症监护通常与不确定性打交道,因此考试更应该评估人类医生在没有明确答案的情况下提出和回答问题的能力,即便这种考试比较难以设计。有能力做侵入性治疗与是否应该这样做之间存在差异,对此我们需要学会抱着开放的态度来接受。我能做的事并不总是我该做的事。医学关乎对病人经历的理解。我目前见过的机器人都不太擅长讲故事,但与我共事的人类医生精于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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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那个炎炎夏日过去几年后,我窗外的景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8年3月的第一天,本该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日伊始,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漫长寒冬的缓慢尾声。就是在那天,我差点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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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症监护室医生,我所经历的压力与重负通常是彼此对立而又平行的轨迹。我不会因为一个重大的失误或事故就在精神上被击垮。尽管我记得许多病人的经历,但从没有谁的经历会比其他人的更能困扰或激励我。而我那天想要离职的原因,与英国国家自行车队对他们取得成功的归因—边际效益的聚合—恰恰相反。我差点离职,是因为边际损失的聚合。工作中的诸种小事让我近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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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初,令人恐惧的锋面“东方野兽”袭击整个英国,造成了反季节的天气乱象。3月的第一个周末,催促紫色郁金香从我的花园土壤中发芽的春季并没有到来,取而代之的是16人因极端天气而死,35年来最大的一次降雪就这样倾倒在准备不足的英国土地上。[54]这种恶劣天气与重症监护工作最繁忙的时期之一正好重合,许多重症监护室的病人收治数都超过其设计收治量的150%。[55]我们这儿只有26个床位,但收治了46个病人。这个周末十分重要,但排班也很艰难—特别是在下了4天大雪后,很多人都被困在家里,只有很少的同事能到岗,更别说忙了一整天的同事能从医院回家了。大家几乎不食不眠,还要面对一大群病人。当我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被告知某个国家的外交官刚抵达我们医院,要把我们这儿一个皮肤已严重感染的病人转到私立医院,边际损失的聚合终于从我内心爆发。我清楚,光是转院过程就足以要了这个病人的命,路上的颠簸可能造成危险的血压变化,而平躺则会减少氧气吸入量,但压力之下,我们只能让病人踏上不归路。当时我太累了,根本无力争辩。我本来那天都不用来上班,只是因为大雪才来帮忙的。我透过医院的窗户看着外面正在堆雪人的小孩,想着我家孩子此刻在干什么。何不直接回家,再也不回头呢?我付出了一切,却总显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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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教导我,那些受伤的人往往也最容易伤害别人。但医生兼作家的维克多·弗兰克尔[56]向我们指明了一条逃出这个怪圈的秘密路线。从犹太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之后,他写道:“当我们无法改变局面时,我们面临的挑战便是改变自己。”[57]他接着说:“在刺激与反应之间存在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有权选择如何反应。而我们的反应靠的是自身的成长与自由。”用冷静的思考而非发热的头脑来寻找做出反应的精神空间,这可能是件难事,但若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就会伤害到自己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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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有什么东西在阻止我,不让我在那天走出医院大门。也许是自由意志,也许是机缘巧合,又或许是注定的、机械论的命运。我们跟安排了转院到私立医院的病人家属沟通,他们对家人关爱备至,明事理,很理性,而且和我一样只想为他们所爱之人尽最大的努力。他们做出转院决定,不是因为不信任我们,而是出于对病人的爱,是父母对离乡万里、生命垂危的孩子的爱。他们感到无助,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尽其可能寻求支持。而当这对父母看清现实后,他们的反应是理智的而非一时冲动,他们同意让孩子留在我们医院,不转去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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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结束后,我继续工作了12个小时,没有离开医院。边际损失的聚合令我质疑自己的工作、角色和人生。但当我记起重要的问题时,这些小事又显得无足挂齿了。大事更加重要,直到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时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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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怎样改进重症监护医疗系统呢?唯有如此,我和像我这样的人便不至于想着离开。在医院管理会议介绍最新的改进举措时,我忍不住多喝了几杯速溶咖啡。年轻的毕业生们从艰难的商业世界中一拥而入,他们本意是好的,却谈论着商业管理方法能如何解决处于危机中的医院的困境。[58]他们提出了那些在秩序井然的硅谷工作环境中发展而来的策略,想将其运用到错综复杂的医院急诊部。他们谈论着诸如源自日本战后汽车工业金属手臂的“精益管理”等概念,试着把它套用到流血的手术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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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选择性地从具有强安全意识的行业中借鉴技术,这的确可以为医学带来帮助。我每日的例行巡房就受益于航空业所创立的机组资源管理理论和核查单。在试图提高手术核查单的效率,从而能够以相同的工作量实施更多的膝关节置换手术时,其他行业的策略可能会有所帮助。但这些行业标准没告诉我们的是,该如何在出人意料的冷酷寒潮期,在凌晨2点,给病人提供重症监护。这些行业标准通常无法独自应对医学的复杂性或变数,以及其中的人性因素。比如,为了达到手术目标,你妈妈要做的那场需要术后重症监护病床的重大手术恰好被安排在了节礼日[59]晚上10点,她可能会因此意乱心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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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安排会使患者和工作人员感到不够人性化。在医疗中处于另一端的任何一个病人都会记得那些最触及痛处的时刻:自动售货机是空的,在不舒服的座位上坐了几个小时,名字被读错。对于通过医学触动我们的人性体验,你无法用彩色的电子表格把这些经历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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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期待的是这样的创新:聚焦于提供更好的体验,而不仅仅是更好的结果。体验、安全和效率可以而且应该共存。当我们把三者组合在一起时,它们相互补充,而非彼此冲突。经营一家医院所需要的策略就应该是这样—专为经营医院构想一套理念,而不是简单地从其他行业借来所谓的规则。医学需要自己培育、设计和发现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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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对格温和她的孩子们来说,将是重要的一年。她很喜欢在当地学校任艺术课老师这份工作。这份工作让她将自己极富感染性的创造力传递给下一代,也让她有时间照看三个孩子,直到他们长大。35岁时,格温和她的丈夫准备开启另一段冒险。某天晚上,两人喝完了一整瓶酒后,聊起威尔士海岸风光的吸引力,以及他们对咖啡的热爱,人生计划就这样直接在桌布上被绘制出来。我遇见格温仅仅一周之前,他们一家打算在美丽的威尔士乡间沿海小路上开一家咖啡店。但因为那次意外,一切都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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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抵达现场的医护人员看到了令人不安的场景。三辆汽车的金属部件纠缠在一起,初看几乎无法区分,就像人为将三道色彩混合在一起。格温的大女儿跌跌撞撞地离开这团钢球,握住祖母的手,惊魂未定,不住颤抖。“妈咪在哪里?”她看向祖母身后,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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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前,格温坐在婆婆的车上,婆婆正平稳地将车开向车来车往的十字路口。人们至今也没弄清后来具体发生了什么,在这场严重的道路交通碰撞事故后,格温被困在了车里。其他人很快便逃了出来,仅受轻伤,但救援人员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将格温安全救出。人们将救出的格温放在她的车旁,给她盖上急救毯,她已命悬一线。格温陷入昏迷,主动脉(这是人体最大的血管)破裂,血流不止,而且由于多处肋骨骨折,她无法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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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温先被就近送到一家乡村小医院,随后一架急救直升机降落在这家医院旁边泥泞的地上,直升机医生欧文·麦金泰尔和重症特护医生克里斯·肖负责将格温安全转移到当地的创伤中心。这支直升机队伍行动迅速、动作轻柔,仿佛是一支处理进站加油的一级方程式赛车队,但他们面对的情况比香槟喷出酒瓶要更紧急。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训练、常规的模拟实战和标准的操作流程,救了格温一命。麦金泰尔医生仅靠自己的手指和一把手术刀就排出了格温肺部周围的积血。团队其他人此时准备好了相应的设备,为她接上了生命维持器。与此同时,他们将一个大针头深扎进格温的肩骨深处,向她体内输送血液和凝血物质,由于她身体冰冷且伤得很重,其他部位的血管十分脆弱,难以下针。输血和凝血物质经过格温的骨髓血管,让她不至于失血过多而死。就算格温现在仍躺在路边也不妨碍这支团队进行救援,无论哪里有需求,这支直升机团队都会飞往事发地、停在停机坪上提供先进的救援,哪怕是遇到威尔士可怕的天气,防水布一遮,他们就可以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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