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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年近不惑,失眠与大脑之间的关联变得愈加清晰。有些日子我晚上睡觉,还有些日子我不得不白天睡觉。我工作的重症监护室跟别处不太一样,这里每时每刻都安排一位高级主任医师驻院。如果你的妈妈不幸在圣诞节凌晨3点突发重症,哪怕是在这样不友好的时间里,她仍能遇到我或者我的一位同事。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高级主任医师在场会提高病人的幸存率,但这样的确能让病情最重的患者在数分钟内接受最富经验的医生看诊。同时,这也能让艰难的道德讨论和决策在深夜完成。要是主任医师躺在家里温暖的床上随时“待命”,会让他在与病人家属进行临终对话时产生巨大的心理障碍,因为这些病人可能应该在普通病房里接受临终关怀,而不是转到重症监护室。在我们的医疗系统中,这种谈话夜复一夜地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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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工作方式也有代价。二十几岁时我还能通宵工作,现在夜班一结束,我就恨不得马上睡过去。在夜班开始之前的白天,我的脾气会变得暴躁,而且夜班过后几天我都会失眠。美国神经学家马修·沃克的精彩著作《我们为什么睡觉》解释了基础性睡眠背后的科学,同时,他将这些原理优美地转化为人们可以理解的语言。[141]他坚称,与家庭医生一直坚持改善的典型危害因素(例如肥胖和高血压)相比,缺乏充足、优质的睡眠对健康的危害更大。基于这一论据,丹麦一些有过多年夜班经历后罹患乳腺癌的工人,甚至获得了赔偿。[142]在总结休息的重要性时,我发现睡眠不足会增加患心脏病、肥胖、痴呆、糖尿病甚至癌症的风险,从而导致寿命缩短,这让我十分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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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棘手的是,重症监护室的夜班也可能让你给别人带来风险。劳伦·康纳利的故事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劳拉在格拉斯哥大学刻苦学习了6年医学,最终在一家苏格兰乡村医院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工作7周后,她已经筋疲力尽。在经历一系列忙碌的日班轮值、每周工作近100小时后,她又开始自己7轮夜班中的第一轮。但她没能完成这些夜班,因为2011年9月17日,她开车行驶在苏格兰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上时睡着了,不幸去世。[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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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值完首日夜班驾车回家时,我其实比酒驾司机还要危险。我的反应迟钝,视觉意识出错,情绪不稳。哪怕晚上抽空打了3小时盹,我出车祸的概率仍然要比睡了7个小时的人高12倍。[144]要是我开车时睡着,不比酒驾司机刹车迟了,我很可能压根就不会刹车:由疲劳驾驶引发的车祸更有可能导致致命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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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知晓这些风险后,我们就能采取一些措施。我现在会在忙碌的夜班后先睡一会儿,再开车回家。在轮班之间休息时,我还是比较自私的,会用眼罩和耳塞把家庭生活都阻挡在外。到了晚上,我会与同事们一起检查重大决定,并用核查单来减轻我的大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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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给医生提供休息设施并改善他们的条件,已存在大量的公共辩论。一些人认为职工拿工资就是来做事的,不是来睡觉的。还有一些人觉得,那些主张变更合同的医生是想涨工资,不是想多花时间做事,也不是想安全地做好工作。我在想,明白长时间工作会增加伤害风险后,领导者们究竟能不能吸取过去的教训?医生每周工作100小时,没有时间休息或恢复,这样的故事不应该成为某种“通过礼仪”,而应该是全国性丑闻。你不会希望在登上飞机时发现驾驶员筋疲力尽,比酒驾司机反应还迟钝。你自然也不会想在踏入医院后看到类似的情景,但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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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睡眠剥夺并不限于重症监护室工作人员。想象一下,今晚你打算在一间忙碌的医院病房里的一张陌生单人床上睡觉,周围的设备发出工业机器般的噪声。每过1小时,就有一个你未曾逢面的护士用一束亮光探照你的双眼。每隔4小时,她们就会回来帮你翻一下身体,以防久躺疼痛,这时你穿的那身薄薄的病人服可遮不住你的自尊。当你“睡着”时,几米开外的一个意识不清的醉酒病人开始大吼大叫,破口大骂。在你的另一侧,一个从车祸中被救出来的年轻姑娘经抢救无效死亡,病床旁挂的纸帘挡不住她父母的啜泣声。每时每刻都有鸟鸣般的无休止的警报声响起,还有指示灯时开时关的声响。挨到早上8点,当你正迷迷糊糊要睡过去时,一个年轻医生用手摇醒你,问道:“你睡得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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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你没病,没打针吃药,重症监护室肯定也不是个睡觉的好去处。从宽泛意义来看,重症监护室对任何患有轻微疾病的人来说绝不是“好转”的地方。哪怕你患的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感冒,你也不会想在重症监护室里喝柠适冲剂康复的。即便只是短期的睡眠剥夺,带来的后果也绝非不便那么简单,短暂失眠可能带来严重的健康影响。一个晚上的睡眠剥夺会影响人体的体温调节,降低胰岛素敏感性,使血压升高并引起伴有神志不清的幻觉。考虑到重症会影响你的昼夜节律,强大的镇静药物会破坏你的睡眠周期,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普遍出现谵妄症也就不足为奇了。病重时接受重症监护是一件好事,但病情好转后转移到普通病房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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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谵妄”一词最早是由2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克理索在其医学著作中提出的,用来描述发烧或头部受伤后的暂时性精神障碍。今天,我们一般用这个术语描述精神注意力障碍,以及记忆力问题、方向感迷失或知觉缺陷。谵妄背后的科学依据仍不清楚,但包括多巴胺和乙酰胆碱在内的大脑神经递质失衡—这种失衡模式与痴呆症和精神类病症等疾病相似—似乎是最可能的解释。睡眠不足会影响这些神经递质的水平,这一点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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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一间重症监护室,我很容易就能看到神志不清的病人。他们看上去激动、困惑、害怕,通常双手向前抓挠并不存在的东西。神志不清的病人会挥舞拳头,用脚踢,咒骂,吐口水,即便是最富经验的护士也很难照料他们。这些病人的病症是活动过多型谵妄。处于谵妄谱系另一端的是活动过少型谵妄,这类病人封闭自我,他们不说话、不与别人沟通,但看上去同样可怖。两种谵妄对病人及其家属来说都是令人惊惧的。当我与危重患者家属第一次见面时,我会告诉他们要做好病人可能会出现谵妄症状的心理准备,因为重症监护室里80%的病人最终在病情达到某个转折点时都会出现该症状。[145]谵妄不仅仅是病人需要度过的一个可怕阶段,它可能会对病人的短期和长期健康产生巨大影响。伴有谵妄症状的病人使用生命维持器的时间更长,住院时间更长,发展为痴呆症的风险也更高,最终更可能死于不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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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从谵妄中恢复过来的病人能够极为详细地描述可怕幻觉的细节。一些人发誓他们发病时被带到了一个机场,在那里他们看到无数的行李推车永无休止地来来去去。另一些人说他们那几天感觉有狗在舔和轻咬他们的脚。这些诡异的记忆往往有其现实根源,只是被不清晰的意识夸大或扭曲了。机场景象其实是因为病人的床位正好在医疗设备室的对面,会有推车装着行李箱模样的盒子进进出出。舔脚的狗则代表绑住病人腿脚的机器,每隔几分钟实施挤压以减少血液凝块的风险。多多倾听这些幻觉,能帮助我们改善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治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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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谵妄很难得到有效治疗。我们没有奇迹般的治疗方法,只能努力预防,或是在病人谵妄症发病时努力保障他们安全。我们可以改善病房环境,以使其更好地应对病人的行为方式,或者通过良好的护理来做到这一点。即便做到这些,我们有时还是需要借助强力镇定剂或抗精神病药物。另一个接受度低一些的策略是给病人戴上柔软的连指手套,在更极端的案例中,我们会实施身体约束。医生是为数不多拥有剥夺自由的法定权力的职业之一,但他们只能在其他方式均告无效的极端条件下才能使用这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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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中获得一个积极的信息:即便在没有昂贵新药或复杂技术的情况下,我们也仍然可以在治疗病人方面取得巨大进步。我们能做的是承认营造良好睡眠环境的重要性。简单的就是最好的。利用睡眠眼罩和耳塞,努力维持昼夜光周期,减少病房里的错误警报声,这些措施都有效果。单人病房须为重病康复者提供恢复的实际空间和心理空间。所有地方都要尽可能减少噪声,这是最基本的。我们重症监护室的相关研究督促医院引入了软关闭垃圾桶,有效减少了垃圾桶每天几百次关闭发出的金属碰撞声。这是对建筑设计之重要性的认可:重症监护室应逐渐把病人的体验看作康复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医院的一砖一瓦以及在这墙内工作的员工,都有可能会影响这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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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系统尽力平衡财务状况,在一家医院的实体环境方面做投资实在是笔划不来的买卖。但是数十年来的研究已经表明,医院的实体环境的确影响人的行为和健康。坏了的电梯和漏风的窗户无声地暗示医院在治疗病人方面存在风险,而适当的投资能将这些风言风语转变为高声赞扬。我职业生涯中做出的最大改善之一就是翻新了我们医院的食堂。能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吃上味道不错、健康热乎的食物,对提振医务人员的士气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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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病人和医务人员宣讲睡眠的重要性,花不了多大工夫,但收益颇丰。这一方面的研究以前不受重视,如今则在关于睡眠操控如何影响功能性康复方面带来了不少洞见。除了康复早期运动(鼓励病人离床移动)、减少噪声,促进优质睡眠也能帮助防止谵妄症带来的暂时性疯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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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医院开始值夜班时,高兴地看到乔的颅内压力降到了平均水平,即2~3厘米水柱。然而,当我在夜班中交接其他病人时,这个数字又开始逐步上升了。我们用控制血液内二氧化碳含量等方式也没奏效,他的颅内压力继续上升,这表明病人体内发生了以下三种情况的某一种:脑部出现新的液块(一般是进一步出血),病人正在发病,或者是脑组织在肿胀。当颅内压力升到最高值边缘时,血液无法流入,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午夜时,我们决定将乔从病床上转移下来—他仍戴着呼吸机,并对他的脑部做进一步的扫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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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昏迷、危重且配备生命维持器的病人可不是件轻易的事。移动是有风险的,设备要摘除,监测仪器也会暂时失灵。移动处于生死边缘的病人,这个动作本身就有可能将他们推下生理性紊乱的悬崖。但对某些病人来说,弄清楚他们的问题所在仍然是必要的,因为若找不到症结,我们便无从下手救治。让乔冒这个风险还是值得的,因为扫描结果显示,他的脑部虽然没有出现进一步出血,但已经出现了极危险的肿胀。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决定既简单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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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减轻脑部压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大脑从它所处的颅骨密闭空间内解救出来。这不完全算是脑科手术,不过也差不离。移除头盖骨,即减压颅骨切除术,已经被人类实施了120多年,这种手术能减轻颅内压力,让血流涌入大脑,由此改善病人的病情。这是显而易见的结论。但我们一定得留意医学中显而易见的结论!许多先前被认为有益的治疗方式,后来却引发了全面伤害—仅在重症监护中,这方面就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例如,给病人输血本意是为了使其血红蛋白达到正常值,结果却可能造成更多病人死亡;[146]给肺部功能不佳的病人输入大量氧气也可能造成更多死亡。[147]过去这十年,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多做不如少做,所以我们不再坚持让病人的生理机能达到超高值(器官功能各数据值比正常水平还要高)甚至是正常水平,我们只求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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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面的例子类似的是,当面对各种各样的脑损伤患者时,采取减压颅骨切除术的确能让更多人幸存,但也可能从整体上增加术后严重残疾的可能性。[148]我们无法预测做完这个手术后,病人是会安然无恙,还是会留下后遗症。数据只能帮助群体,无法顾及每个个体。不仅如此,事实上所有手术都是效果与风险并存的,减压颅骨切除术的过程复杂且有危险,有出血、脑部伤害和感染的可能。无论如何,在年轻的乔这儿,我们几乎别无选择。若不做这个手术,他可能会死去。他的父母也认为,为求一个哪怕渺茫的好结果,乔是愿意接受严重残疾风险的。手术过程中,他的父母在走廊里踱来踱去,不愿休息,只希望他们的小拳击手能击败他迄今遇到的最强大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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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场拯救生命的手术过后,乔的战斗仍未结束。克里斯托弗的故事告诉我们,哪怕是健康的年轻人也可能被感染侵蚀。在做过重大手术后,我们通常会遇到一些基本已从初级病理学中被排除出去的问题。一个自以为是的医生可能会这样宣称:“手术很成功,但病人死了。”术后我们身体所做出的大量反应,反映出我们远古祖先从猛兽袭击中康复的过程。免疫系统一方面修复我们的身体组织,另一方面努力阻止感染发生。我们的心脏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肠道则开始罢工。身体分泌的应激激素会导致肌肉功能停止,甚至肾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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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正常的身体防御机制在术前就已受损,术后极易感染的体质则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有时,像水痘或唇疱疹这样的潜伏性病毒感染会再次活跃;其他的感染则可能会攻击插入病人血管的塑料插管,由此引发肺炎,这在使用呼吸机时挺普遍的。但乔挺过了做完手术的第一个晚上。他的颅内压力降低,没有发生大出血,外科医生们对手术结果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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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术后第二晚,我们开始担心他发展出了一种名为呼吸机相关肺炎的严重肺部感染。病人在无意识状态下安上呼吸机,其肺部的正常防御机制就会受损。病人不会咳嗽,肺部的黏液就不能从气管中排出,呼吸机的塑料管道上则会形成一种由细菌制造的凝胶状物质(一种生物膜)。[149]这种物质创造了细菌滋生的完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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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重患者若出现低血氧,我们很难分辨究竟是因为肺部感染还是有其他原因。我们给乔做了胸腔扫描,在片子上寻找他血管里凝结血块投出的明显阴影,但并未发现。相反,我们在片子上看到了白色絮状区域,这些地方原本应是黑色的,代表肺内的空气,如今被肺泡内过剩的体液所取代。这种积液的出现最可能是由新的肺部感染引发的。我们迅速将机器供氧量调到最大,给乔供氧。尽管我们给他注射了抗生素,乔的病情仍在恶化,出现了败血症、肾衰竭以及多器官衰竭。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跟他的父母沟通我们担忧的问题。身为重症监护室医生,我们的人生追求就在于修复可以修复的难题。乔年轻如斯,病状也并非无解,我们必当竭尽全力,直到解决问题,或者问题变得无法解决方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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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院待了三年后,无穷无尽、布满灰尘的医学书和解剖室的难闻气味让我厌倦。恰在这时,我得到一个机会,可以离开威尔士去进修与医学相关的学位。我一进医学院,学习的就是冷冰冰的分子生物化学,这个学科离亲切的病房患者很遥远,于是我申请在布里斯托大学攻读医学法律和伦理专业,以表反抗。这一选择将我从无菌的白色实验室带到了宏伟的老式黄色教学楼里。我与引经据典的法科学生和哲学专业学生坐在教室内,沉浸在优美而流畅的手稿文字里。在医学院待的几年,阻断了我的书写能力,哪怕简单写几行也成了难事。在研习了一学期的古英国医事法和康德著作后,我比以往更感无所适从。我艰难地将无穷无尽的二维平面书页文字,生搬硬套在三维空间中我那些活生生的病人身上。15年后的今天,我每日都将在布里斯托大学习得的原则和经验,运用到现实中的、真实的危重症病人诊治过程中。研究医事法和医学伦理的学者,为撤走病危患者的生命支持提供了理论范式,他们所做的重要理论工作虽与一线工作保持安全的距离,但的确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与此同时,身为重症监护室医生,当看着病人家属焦急的眼神时,恰当运用这些法律和理论,既是我们的特权,也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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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常工作中面对的艰难抉择,可以从媒体讲述的一些悲剧故事中看出一二,比如身患危重症的孩童,他们的性命全由法庭裁夺。有时,医生和家属会陷入毫无回转余地的矛盾,双方都坚持自己为关爱之人所考虑的是最好、最公正的方法。这些抉择,无论多么复杂和艰难,归根结底都可以化约成一个简单问题:病人的最优利益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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