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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性无助与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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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医院工作时，你总是能够听到那些关于乐观产生的病愈奇迹和悲观导致的病情反复等令人感兴趣的故事。马丁·塞利格曼声称，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的区别在于他所谓的“习得性无助”。当事物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时，所有人——无论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都会感到暂时性的无助。当你和男朋友分手、老板揪着你的失误不放、你的夫人去世、孩子被绑架或是被诊断出了癌症，你就会被现实给予重重一击，很可能产生如悲伤、愤怒和害怕等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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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坏事发生时，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乐观主义者能够迅速平复心情。他们的内心深知，即使目前深陷于其中，他们仍将顺利渡过难关。乐观主义者也会感到士气低落甚至是暂时的抑郁，但他们能让自己迅速跳出这种氛围，调整心态，重新投入到快乐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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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方面，悲观主义者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感到无助，进而使情绪低落直至达到临床上的抑郁。研究结果表明，当悲观主义者失败时——例如在社会关系、职场或者个人目标的实现方面——他们会感到绝望，因为好像不好的经历将会一直存在一样，并会搞砸所有的事情，从而导致失败的人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产生的绝望情绪让他们的感受一直处于情绪的垃圾场。我们早就得知，消极想法和压力会影响健康，研究人员怀疑，消极信念会通过激发压力反应、抑制自我修复机制以及使人易受病菌感染来影响身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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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反应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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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为什么绝望会使人容易生病的过程中，塞利格曼的同事马德隆·维森特纳（Madelon Visintainer）对3组大鼠进行了对比实验。对第一组大鼠进行中等程度、可逃脱的电击——它们可以通过学习来避免电击；对第二组大鼠进行中等程度、不可逃脱的电击，这会使它们产生无助情绪；而第三组大鼠并未接受电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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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那些可怜的大鼠进行电击之前，维森特纳在每只大鼠的侧腹部植入了癌细胞。一旦大鼠的免疫系统不能对其进行有效防御，癌细胞就会杀死大鼠。维森特纳小心地控制所植入的癌细胞数量，这是因为她希望，在正常条件下能有一半的大鼠成功抵御肿瘤的攻击并生存下来，而另一半大鼠则死于癌细胞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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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外部环境都被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大鼠的饮食、居住环境以及肿瘤的选择，三组大鼠唯一的区别在于不同的心理状况。第一组大鼠迅速学会了游戏规则，最终免于电击；而第二组大鼠则变得绝望；第三组大鼠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既不想要弄清什么事情，也未因电击而受到心灵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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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预期的那样，在1个月之内，第三组大鼠有一半已经死亡，而另一半则赢得了与肿瘤的斗争。但奇怪的是，第一组大鼠中有70%成功抵抗了肿瘤的攻击，与第三组大鼠相比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而第二组大鼠中仅有27%生还。通过这些大鼠的实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控制力、自救能力以及通过以往经验获得的希望，特别是曾经受过的创伤，能够使我们生病或保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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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数据，研究人员总结道，大鼠因无法逃脱电击而养成的绝望抑制了它们的免疫系统，使其无法有效抵御肿瘤的攻击。对这些绝望的大鼠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无法逃脱的电击确实使它们的免疫功能减弱，它们的胸腺衍生细胞（thymus-derived cell,T-cell）不再分裂，也不再对入侵细胞进行攻击。这些对于对抗癌症和病菌入侵极为重要的细胞却丧失了它们天然的杀伤力。这些研究结果验证了以往研究人员的怀疑：心理状态确实能够直接影响某些疾病的恢复情况，至少对于那些与免疫系统相关的病症而言（如癌症），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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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乐观主义者比悲观主义者更健康。由于他们在面对坏事时采用更为健康的对待方式，乐观主义者能够更好地适应生活的打击，使自己对无助和绝望具有免疫力；而悲观主义者则感到生活中的打击无法避免，就像那些冷淡、无助的大鼠，他们开始抑郁、免疫功能受损。在一生的时间内，这种习得性无助的经历几乎无助于增强免疫系统，减少压力反应、不良健康状况以及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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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是治疗无助的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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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鼠能够通过对周遭情况进行更多控制来对抗癌症，是否证明人类也能采用相同的方式呢？由于想了解习得性无助是否能够通过对情绪的控制、选择和个人责任感来进行对抗，研究人员对疗养院的居民按楼层进行了研究，并设计了实验来评估在对积极变化进行响应时这些居民的身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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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疗养院的居民分为两组——第一层和第二层。所有的居民都能够享受疗养院所提供的所有福利——煎蛋卷和炒蛋、周三或周四晚上的电影之夜以及按照个人意愿装饰的绿植。但为了充分发挥其优势，第一层的居民享有额外的选择和责任：他们必须选择鸡蛋的种类、在周三和周四间选一天看电影以及为绿植浇水。第二层的居民拥有同样的机会，但他们不必进行选择，也没有责任在身。游戏规则已经设定，他们没有改变的权利：周一、周三和周五是煎蛋卷，周二和周四是炒蛋；他们不能选择，只能在固定时间观看电影；当然，他们也不用修剪绿植或为其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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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半以后，研究人员发现，第一层的居民更主动、也更快乐，在此期间的死亡率更低。由此可见，选择、个人责任感以及个人能力的展现对健康有益，很可能是因为这样会让你更快乐，从而使身体更好地进行自我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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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使人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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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不快乐的人往往吃不下东西，不能坚持锻炼，而且睡眠质量不佳。但不快乐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只能单单用“不快乐的人忽略了自我照料”来解释。在1986年，大卫·斯诺登（David Snowdon）开始了一项如同格兰特研究那样的纵向研究，但这一次，其研究对象不再是哈佛大学的大二学生，而是罗马的天主教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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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研究怎样让人更长寿并不是件快乐的事，且常常带有偏见。例如，我们都知道犹他州的人比内华达州的人寿命更长，但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摩门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比拉斯维加斯和里诺两地暴饮暴食、赌博和抽烟的文化更健康吗？是因为犹他州的人们饮食更健康？空气质量更好？还是因为犹他州的居民压力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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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变量在进行寿命研究时难以分析，因此对那些很多变量都能够进行控制的人进行研究无疑更有帮助。这就是为什么选择修女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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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修女对健康习惯进行了良好的控制，她们只吃粗粮、不抽烟喝酒、不结婚、不生小孩、没有性病、社交和经济状况相近且有相同的医疗条件，这使得出影响寿命的决定因素变得容易许多。你也许会认为她们都有着相似的生活期望值。但是，尽管已经对众多变量进行了控制，这些修女的寿命和健康状况仍有较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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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一旦完成身份的转变，新加入的修女就被要求将之前的人生经历都写出来[7]。在这项研究开始时，很多修女已是老年人，多年前她们写的自传被用来评估她们年轻时代的幸福程度。自此之后，这些修女的生活一直被跟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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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嬷嬷名叫塞西莉亚·欧佩恩（Cecilia O’Payne），她于1932年在圣母玛利亚女子学院（School Sister of Notre Dame）成为一名修女。在她的自传中，她写道：“上帝让我的生命顺利开始，并赐予我无上荣光……我在圣母玛利亚学院的学习经历非常开心，现在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接受圣母圣光的洗礼，一生以神灵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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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另一位同样宣誓过的修女玛格丽特·唐纳利（Marguerite Donnelly）写道：“我出生于1909年9月26日，是家中7个孩子中的老大，家里有5个女孩和两个男孩……我在女修道院中学习，在圣母玛利亚研究所教化学和二年级的拉丁语。为了上帝的荣光，我会为我们的秩序、教义的传播和个人的修行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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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否看出二者的差异？塞西莉亚使用了情绪高涨的词语，如“非常快乐”和“迫切希望”，而玛格丽特并未表现出同样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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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轻的修女后来变成什么样了呢？正如马丁·塞利格曼在《真实的幸福》（Authentic Happiness）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尽管已经98岁了，塞西莉亚·欧佩恩仍健康地活着，甚至都没有生病过；而玛格丽特·唐纳利则在59岁时因中风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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