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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什么样的变化，它们让人类心智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迈上创新之路。我们经过选择而生存下来，不是为了以70英里的时速开车时对方向盘稍做预示性的调整，不是为了阅读纸上的手写符号，也不是为了想象负数之类。然而，我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体内的某一套基因让我们能够适应。基因是机器上的齿轮，不是天上的神灵。在我们的一生中，它们由于各种外部事件和内部事件得以开启和关闭。它们的职责是从外界汲取信息，至少像它们传递过去的信息一样频繁。基因不仅仅携带信息；它们还对经验做出回应。是时候该重新估量“基因”这个词的完整含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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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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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性在文化变化的同时没有改变——这是博厄斯的核心理念，已得到考古学的证明——那么，其逆命题也成立：文化的变化并不能改变人性（至少改变不多）。这个事实使乌托邦主义者陷入苦恼。乌托邦思想中一个亘古不变的观点是，在一个共享一切的共同体中，必须废除个人主义。事实上，若没有公有主义的成分，某些人几乎不可能对其狂热推崇。希望集体文化可以改变人类行为，这种想法每隔几个世纪就会带着一种特别的活力遍地开花。从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和傅立叶（Fourier Charles）这类梦想家，到约翰·汉弗莱·诺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和薄伽凡·室利·拉杰尼希[5]（Bhagwan Shree Rajneesh）这样的实干家，这些大师都反复宣扬要废除个人自治。艾赛尼派教徒、净化派教徒、罗拉德派教徒、胡斯派教徒、贵格会教徒、震颤派教徒和嬉皮士都尝试过这样做，更何况是无数规模小的让人记不住名字的教派了。而且，他们的尝试得到一个同样的结果：集体主义并不奏效。对这些共同体所做的记述显示，它们三番两次崩塌的原因并不是周围社会的反对——尽管这种反对也足够强烈——而是由个体主义引发的内部紧张。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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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这种紧张首先体现在性方面。若要训练人类享受自由性爱，并废除他们对性伴侣的既想有所选择又想独占的欲望，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个共享的文化中抚育出新的一代人，你都无法削弱他们在性方面的妒忌：事实上，互相妒忌的个体主义在共同体里孩子的身上表现得更为糟糕。一些教派通过废除性而维持下去——艾赛尼派和震颤派是完全禁欲的。然而，这导致了绝育。其他一些教派则竭尽全力地改造性行为。在19世纪纽约的北部地区，约翰·诺伊斯建立的奥奈达公社就实行他号称的“复杂婚姻”。在这种婚姻中，年老的男人与年轻的女人发生性关系，年老的女人和年轻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但是，男人不准射精。在浦那静修所，拉杰尼希派信徒起初似乎很享受自由性爱。“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乐于享受这个乱搞盛宴，这是自从罗马酒神节以后最大的狂欢了，”一个参与者这样说。48但是，浦那静修所和随后成立的俄罗冈农场，很快就由于妒忌和愤恨而瓦解，尤其在谁与谁睡觉的问题上，矛盾不可调和。这个实验结束时，拉杰尼希一个人就拥有93辆劳斯莱斯，犯有谋杀未遂罪，大规模地在食物中投毒以操控地方选举，并进行移民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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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改变人类行为方面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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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人名依次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无事生非》《奥赛罗》《李尔王》和《皆大欢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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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eme这个词最初源自理查德·道金斯所著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其含义是指“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现meme 一词已被收录到《牛津英语词典》中，被定义为：“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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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英里＝1609.34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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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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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后改名为奥修，印度人，曾在美国成立国际公社，后被警探发现私设武器库并制造毒品，随即被驱逐出美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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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后天：基因、经验及什么使我们成为人（原书第4版） 第9章 “基因”的七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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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只是一座图书馆用来建设另一座图书馆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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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丹尼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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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个竞争者夺走永恒的声誉，从此黯然失色，这已经够糟糕了；但更糟糕的是，那个竞争者已经去世十几年，而且他一生都默默无闻地生活在修道院里。难怪在我的这张照片上，德弗里斯显得闷闷不乐。1900年，他发表了一个激进的理论，觉得自己应该由此得到曾经赋予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和即将赋予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的那种声誉。道尔顿提出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普朗克认为光是由能量块传播的。德弗里斯也提出一个量子理论——遗传是由粒子传递的，“有机体的特定性质由分离的单元所构成。”2该结论是通过一系列不同植物的杂交实验推断出的。他还偶然发现了一个真理，不过在一个世纪以后才得到证实。他推测，他称为“泛子”的遗传的颗粒，并不服从物种屏障，以至于让一种植物长出绒毛的泛子也会让另一种花长出绒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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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德弗里斯理所当然地可被视为基因之父。但是，在他把自己那大获成功的论述出版在《法国科学院报告》（Comtes Rendus de I’Académie des Sciences）不久以后，他便遭到德国人卡尔·科伦斯（Karl Correns）蜂蜇式的攻击。科伦斯本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却因阅读了德弗里斯的论文而大为光火，这实在不符合他一贯的作风。他曾被德弗里斯抢先发表了一项科学成果，这次他决定报仇。科伦斯尖刻地指出，尽管这些实验是德弗里斯做的，但他所做的颗粒遗传的结论，不仅在整体上，而且在细节上，都借自一个过时已久的摩拉维亚修道士格雷戈尔·孟德尔的著作。甚至连德弗里斯用的术语，例如隐性和显性，都直接取自孟德尔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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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弗里斯知道自己被识破之后，只好在其论文的德文版本中做了一个脚注，勉强承认孟德尔对此发现享有优先权，郁闷地承担了遗传定律的重新发现者这个角色。更为糟糕的是，他还不得不把这个头衔与其他两个人共享：不仅有科伦斯，还有一个年轻的不速之客艾利希·冯·丘谢玛克（Erich von Tschermark），此人只擅长做两件事——用不足为信的证据说服整个世界相信他也重新发现了孟德尔定律，以及（稍晚时候）将其才能用来为纳粹服务。对自视颇高的德弗里斯来说，这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直至生命的尽头，他也一直讨厌人们将孟德尔奉若神明。“这个风头很快就会过去，”他断言，并拒绝了为这个修道士塑像揭幕的邀请。麻烦的是，很多人对德弗里斯并没有好感。他爱挑剔、冷漠、暴躁易怒又厌恶女人，以至于有传言说他曾把口水吐进女助手做实验的培养皿里。这样一个人注定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术语被其他人的所替代。到了1909年，泛子这个称谓被“基因”所取代，这是丹麦教授威廉·约翰森（Wilhelm Johannsen）所创造的术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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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德弗里斯是一个剽窃者吗？也许他的确通过自己的实验发现了孟德尔定律，之后他才在图书馆重新发现孟德尔的著作：他在19世纪90年代末突然改变术语的做法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意义上，他做了一个伟大的发现。也有可能的情况是，他认为自己可以蒙混过关，不必提及孟德尔的优先权。毕竟，谁为了好玩来阅读40年来的《布隆自然史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Brunn Natural History Society）呢？在这个意义上，德弗里斯是一个诈骗犯。然而，一个科学家掩盖其前人，在不经意间或多或少地贬低其先行者的见解，以免他们削弱自己的影响力，这也不足为奇。即使是达尔文，他也曾娴熟地在不经意间一笔带过那些促进他思想的人尤其是其祖父的贡献。讽刺的是，也许孟德尔的部分观点也借自其他人。他压根没有提及园艺学家托马斯·奈特1799年的论文，该论文曾指出，不同豌豆之间可轻易完成的人工授粉，暗示了遗传机理，甚至还指明了豌豆二代的特征重现。奈特的论文被翻译成德文，收藏于布尔诺大学图书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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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认可孟德尔这个无可取代的遗传天才的同时，我们也给德弗里斯一些应该属于他的荣誉吧。他提出的泛子概念，即遗传中可互换的部分，也在一段时期内独领风骚。正如不同的元素由同一些粒子的不同组合所构成——中子、质子和电子，如今整个世界都了解这个20年前不为人知的事实，即不同的物种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由非常相似的基因的不同组合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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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诸多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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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里，遗传学者至少用了5种部分交叉重叠的定义来描述什么是基因。第一个定义来自孟德尔：基因是一个遗传单位，是用来储存进化信息的档案室。1953年，DNA结构的发现立刻揭示了孟德尔的隐喻含义，即说明基因是如何制造基因的。真如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自然》（Nature）中调皮地以一种轻描淡写的语气所宣布的那样，“我们当然注意到了，我们提出的专一碱基对可直接表明遗传物质的一种可能的复制机制。”5仅通过遵循碱基对，即A必须与T（不能是C、G或A）配对，而且C必须与G（不能是C、T或A）配对，两个阶段中的DNA分子都会自动产生它独有序列的一个精确的数字拷贝。需要有一台机器来完成这个复制过程，即DNA聚合酶。但因为系统是数字化的，它不失精确；又因为系统可能会出错，它也为演化改变留有余地。孟德尔式的基因即是一个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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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第二个定义，只到最近才得以复兴，这便是德弗里斯所说的可互换的部分。20世纪90年代，人们在解读基因组时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即人类基因与果蝇和蠕虫的基因拥有的相似之处，远远超出众人的预料。用于决定果蝇身体结构的基因，竟然在老鼠和人体内拥有完全对等的基因，它们全都继承于生活在60亿年前的共同祖先，即一种圆形扁虫。它们如此相似，以至于这些基因中的一个人类版本，在果蝇发育过程中可替代其在果蝇中的对等基因。更令人惊奇的是，研究者发现，果蝇用于学习和记忆的基因，在人体内也有复制——据推测这也可能继承自圆形扁虫。稍微夸张一点来说，动物和植物的基因有一点像原子：标准配件用在不同的组合中，将会产生不同的化合物。德弗里斯式的基因是一个可互换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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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与德弗里斯同时代的英国医生阿奇博尔德·加洛德（Archibald Garrod）提出了基因的第三个定义。加洛德相当巧妙地认定了一种单基因疾病，即鲜为人知的黑尿病。自他以后，人们常常用某个基因由于受损所导致的疾病来命名该基因，也就是OGOD定义：一个基因对应一种疾病。这在两方面具有误导性：它未提及一个突变基因可与多种疾病相联系，或一种疾病与许多突变基因相联系；它暗示了基因的功能是防止某种疾病。这就像说心脏的功能是预防心脏病。但尽管如此，由于大多数的遗传研究受到医学需要的推动，OGOD定义可能是无可避免的。加洛德所理解的基因可以预防疾病，守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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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定义叙述的是基因究竟做了什么。从一开始，研究DNA的先驱者们就意识到基因有两个任务：自我复制和通过蛋白质的形成来表达自己。加洛德提出，基因可制造酶，即化学催化剂。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进一步拓展了此观点：基因可制造各种蛋白质。之后，在双螺旋被发现的4个月前，詹姆斯·沃森提出DNA制造RNA，最终制造出蛋白质，这个概念后来被弗朗西斯·克里克兴奋地称为分子生物学中的“中心法则”。信息自基因中发出，却不返回基因中，就如同信息从烹饪传入蛋糕，却不会再返回烹饪。尽管许多细节已让代谢类基因这样的标准化图景更为复杂，例如选择性剪接、垃圾DNA、转录因子、最近发现的可制造RNA却不能制造蛋白质的大量基因，这其中许多似乎都与调控蛋白质编码基因的表达有密切联系，但是中心法则仍然成立。除了极少的例外情况，蛋白质的确发挥了作用，DNA储存信息，RNA是它们之间的纽带，这和沃森猜测的一样。因此，沃森和克里克所认为的基因像是一道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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