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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以上有关日本的信息，由南开大学历史系胡宝华博士提供，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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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参见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中国鼠疫史》，载《中华医学杂志》，第22卷，第11期，1936；李祥麟：《鼠疫之历史》，载《中西医学报》，1910（8）；李健颐：《鼠疫之研究》，载《医药卫生月刊》，1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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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参见伍连德：《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疗法概况》，载《同仁医学》，第8卷，第4期，1935；余云岫：《霍乱沿革说略》，载《新医与社会汇刊》，1918（1）；余云岫：《流行性霍乱与中国旧医学》，载《中华医学杂志》，第29卷，第6期，1943；余云岫：《霍乱的流行史》，载《健康医报》，1946（4）；郑伟如：《霍乱史话》，载《申报》，1946-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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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参见陈垣：《肺痨病传染之古说》，载《医学卫生报》，1909-04-08；余云岫：《中华结核病变迁史》，载《中华医学杂志》，1924（2）；余云岫：《中华旧医结核病观念变迁史》，载《华国》，1924（11）；卢永春：《痨病的历史》，载《医学周刊集》，1931-01；严祖庇：《克明医刊》，1934（3～3）；李涛：《中国结核病史》，载《中华医学杂志》，1939（12）；朱烨：《中国古籍中对肺结核之记载》，载《中华医学杂志》，19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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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参见余云岫：《猩红热旧说之回顾》，载《新医药》，1934；《猩红热与中国旧医学》，载《中华医学杂志》，1941（5）；陈方之：《猩红热的现代观》，载《新医药》，1934（2）；陆渊雷：《猩红热的传入》，载《国医导报》，1941（2）；关任民：《猩红热在吾国之考察》，载《中医医学报》，1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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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日］井村孝全：《地方志所载之中国疫疠略考》，载《新医药》，1937（4）；《中国疫疠考》，载《现代医学》，19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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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有关民国以来历届政府对中医的歧视与压制，可参见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487～490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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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参见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5卷，第6期，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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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他指出，天花传入中国不在东汉，而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发明人痘约在明代中后期，而非如传说中的1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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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均刊载于《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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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干祖望：《白喉及它的一切在我国的发展史》，载《新中医药》，19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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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载《中华医史杂志》，19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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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庞京周：《中国疟疾概史），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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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刘牧之：《麻风病在中国医学及历史上的记载》，载《中华皮肤科杂志》，1956（1）；萧运春：《祖国医学对麻风病之认识》，载《中医杂志》，1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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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姜春华：《祖国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病原的认识》，载《新中医药》，1955（1）；朱颜：《祖国医学在传染病认识和防治方面的成就》，载《中医杂志》，1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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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参见蒲辅周：《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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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载《微生物学报》19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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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参见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5卷，第6期，26、29页。对此，笔者深有同感，相当多的论文引文不注出处，仅于文后列一两种参考文献，对资料的处理也比较随便。不仅对社会史、文化史知之较少，就是对医籍资料的搜集和理解也基本不出陈邦贤、伍连德、范行准等前辈学者的范围。此外，近年来的新版医籍点校方面的错讹也明显多于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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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比如第六章《中国的天花》、第十一章《中国的禁忌与预防医学》几乎完全是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06～116、30～40页的翻版或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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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参见张志斌：《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初探》，载《中华医史杂志》，1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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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医史学界也逐步开始表现出对隐藏在疾病医疗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关注。实际上，这方面的旨趣，范行准早在其1953年的著作中就已有所体现，只是很少被注意。近来的研究，在社会史方面，除张文外，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也对社会因素有相当的关注。而对文化史，可能由于中国医学本来就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受到的重视也远甚于社会史，这从近十几年来出版的较多医学文化史著作中不难看出。比如，李经纬等编著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陈乐平《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马伯英、高唏、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以及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此外，廖育群所著的《岐黄医道》（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也对医学与文化的关系相当重视。这一倾向可能是医史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认识发展的结果，他们认识到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乃服务现实和学术发展的需要。比如吴云波指出：要实现为当前现实服务的目的与任务，“就是要从以往的医家、医籍的考证、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一般论述，转移和提高到以中医学术发展史为中心，深入分析中医学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外部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学术内部诸因素间的关系和作用，进入一种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理论性研究新阶段”，见吴云波：《试论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载《中华医史杂志》，1992（3），162页。这多少显示出了医史学界同史学界在研究旨趣上逐渐接近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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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李良松：《略论中国古代对传染病人的安置及传染病院》，载《中华医史杂志》，1997（1）；郭镜智：《福建民俗与台湾的卫生事业》，载《中华医史杂志》，1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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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论文因数量相对较多，这里仅录与本书密切相关或窃以为值得注意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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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载《中华医史杂志》，1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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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载《辽宁中医杂志》，19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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