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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载《中华医史杂志》，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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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载《中华医史杂志》，1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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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载《中华医史杂志》，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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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参见李永宸、赖文：《霍乱在岭南的流行及其与旱灾的关系（1820—1911）》，载《中国中医基础研究》，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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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参见何斌：《我国疟疾流行简史（1949年以前）》，载《中华医史杂志》，1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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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参见朱文锋、吴承玉：《论“痹”的概念及痹病的分类》，载《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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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参见赖文、李禾、李永宸、杨页君：《广东湛江地区古代疫情资料的分析研究》，载《中国中医基础研究》，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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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参见周秀达、黄永源：《我国古代职业病史初探》，载《中华医史杂志》，1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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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陈建仁：《古往今来话传染病史》，见［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导读”，2页，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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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比如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中用了差不多20页的篇幅探讨了疫病以及疫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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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Helen Dunstan：The Late Ming Epidemics：A Preliminary Survey，Ching Shih Wen-ti，Vo1.3.3（1975），p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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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参见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载《历史研究》，1956（3）；陈高傭等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上海书店，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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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所谓综合性研究是指不是针对某一种疫病，而是对明清整个或其中的某一段时期中的疫病所做的总体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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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参见谢高潮：《浅论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载《历史教学问题》，1996（2）。该文是国内史学界在疫病史方面最早出现的成果之一，所以粗疏之处在在多有，特别是对疫病的认识颇多误会，比如，认为史书上记载的各种“痧症”就是真霍乱、疟疾为瘟疫家族传染性强的疾病等，对伤寒与斑疹伤寒完全是两种疾病亦缺乏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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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参见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载《湖北大学学报》，1996（5）。该文在疫病概念的运用上，似乎也存有模糊混淆之处，比如，将疟痢从瘟疫中分离出来，根据当时人的认识，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其所谓的伤寒，因语焉不详，我们很难判定其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但不管怎样，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若指西医之伤寒，则无疑应包括在瘟疫之中；若指中医广义之伤寒，那么，它应该包括瘟疫；若指中医狭义之伤寒，它也为一类疾病之名称，与疟、痢并列，首先逻辑上欠妥，更重要的是狭义伤寒中的疾病有些虽仍有一定的传染性，但作为传染病，其地位已不重要，所以自温病学兴起后，人们往往就以温病指代传染病。（参见上文概念界说中的讨论）另外，鼠疫之名出现于晚清，当时，可能包括在瓜瓤瘟、疙瘩瘟等名称中，实际上，该文已指出，吴有性《温疫论》中的疙瘩瘟为鼠疫，而在吴著中，疙瘩瘟明显属于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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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Card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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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Modern China，Vol.14.2 （1988），pp.107～155；“Policing the Sick：Plague and the Origins of Medicine in Late Imperial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Vol.14.2（1993），pp.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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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参见《中国历史上的鼠疫》，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673～74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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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1580—1644）》，载《历史研究》，1997（1）；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云南的鼠疫流行与社会变迁》，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和云南人口死亡》，载《清史研究》，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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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见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以下简称《国史释论》），239～253页，台北，食货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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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In S Plotkin，B Fantinin eds：Vaccinia，vaccination and vaccinology：Jenner，Pasteur and their successors，pp.65～71.Paris，Elsevier，1996。 该文由梁先生本人赠阅，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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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参见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154～16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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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此外，有关天花的论文还有张嘉风：《清初的避痘与查痘制度》，载《汉学研究》（台北），第14卷，第1期，135～156页，1996；《清康熙皇帝采用人痘法的时间与原因试探》，载《中华医史杂志》，1996（1）；“Strategies of Dealing with Smallpox in the early Qing Imperial Family，”in Hashimoto Keizo，Catherine Jami，Lowell Skar ed.：East Asia Science：Tradition and Beyond，Osaka，Kansai University Press，1995；“Disease and Its Impact on Politics，Diplomacy，and the Military：The Case of Smallpox and the Manchus （1613—1795）”，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57，No. 2，2002-04；熊秉真：《且趋且避——传统中国因应痘疹间的暧昧与神奇》，载《汉学研究》（台北），第16卷，第2期，285～315页，1998；谢景芳：《天花与清初史实评议》，载《民族研究》，1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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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747～795页；李玉尚：《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见《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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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参见梁其姿：《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0本，第2分，399～438页，19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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