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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瘟集祥香 天行瘟疫，此香最妙：苍术、桃枝向东南者各十二斤，白芷、山柰各八斤，檀香、降香、甘松、大茴香、桂皮、香附各三斤，乌头二斤，贯众、鬼箭羽、白蒺藜各一斤，雄黄、雌黄各八两。右药晒干研细，榆面拌匀，令做香匠以细竹丝为骨，做成线香，随时焚点，瘟病闻之易愈，并不传染，凡家中、旅馆、舟车、囹圄，俱可用之。且制成线香，焚烧携带，尤为至便。[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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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类药物避疫的方法外，时人还主张通过修炼内功使正气充足而邪不能干，比如，当时还盛行一种提神避疫的方法，颇为一些医家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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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 （天牝，鼻也。老子谓玄牝之门。毒气从鼻来，可嚏之从鼻而出——原注）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干邪。气出于脑，即先想心如日。欲将入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疫室。[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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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范行准说，这种方法源起很早，乃是古人所云的“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观念的一种体现。[133]能否取得实际效果，似乎不是很好确定，不过从现代心理疗法的角度看，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可能正因如此，这一办法一直流传了下来，直到清末西方细菌学说已经传入之后，仍为一些医生所坚持。比如陈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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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探病人有何防避之法？答：饱食后再饮保命平安酒一杯，提起元神，自觉此去，有一将当关，百邪退避之概。不知此义，当思如戏场上关圣帝，手提单刀，过五关斩六将，何等神勇，心目中跃跃然亦有欲学作关公之想，则神完气足，病气自不能侵。坐定时，又须谨避风口，视今日是何风？如属东南风，则直向西北方侧坐，切不可使病人之气，顺风吹入吾口，又须闭口不言。[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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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神再加尽可能地避开疫气，大概是会有些实效的。除了提神，当时的一些医家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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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欲寻一避之法，则惟有当合境延门，时气大发，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内则养定精神，外则加谨防范。而毋犯房劳，毋妄动作，毋忍饥饿，毋伤饮食，毋啖生冷，毋飨肥甘……毋贪凉坐卧湿地，毋冒雨感受风寒……[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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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注意饮食起居的主张，效应虽不那么直接，但应该比提神更具效果。这些措施与避而远之相比，无疑是较为积极的避疫法，对防止瘟疫传染应该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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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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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尽人事的避疫法已不是纯粹消极地躲避，但若不能有效地控制和隔离病人，仍无法真正地防止疫病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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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隔离疾疫病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很早就出现了，睡虎地出土的《法律答问》就透露患有疠病的人有两个可能的下场：被送往“疠所”，或被投入水中淹死（定杀）。[136]送往“疠所”就是说将病人隔离。《汉书·平帝纪》也说：“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学。”[137]这里不仅隔离，还予以医治，显然又进了一步。此后，随着佛教的传入，不仅官方举办，一些佛教团体也开始介入。[138]宋代，苏轼于1089年在杭州为官时，捐赀创立了收养贫病的安乐病坊。之后，徽宗又诏令地方官府在各郡设立安济坊，大的安济坊设有病房11间，隔离病人以防传染。这些法令，在南宋得到了继承。不过这种官方举办的机构，由于官员贪污和经费不足，往往弊端丛生，实际效果不彰。[139]应该与此有关，这一事业，从国家和官府这方面来说，明清以后不仅没有什么发展，反而萎缩了，官方极少有对疫病隔离和建立隔离场所的专门政令[140]，官府在大疫之年设立药局医治病人的情形虽然不时可见，但缺乏制度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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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清代江南的情况而言，在疫疠流行时，主张隔离病人以防止时疫流传的言论已非常深入人心，因此隔离方法的采用[141]，似乎也较以前更普遍一些。当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救疗瘟疫病人时，常常会采取隔离的措施。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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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己丑（四十八年）大饥、疫，（王）亟出储米五百余石，复籴数百石就家设局，日给米五六合，历三月余……其患病者，于宅南隙地构草厂数十间处之，延医诊治，全活颇多。[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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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年大旱，疫疠大作，（镇江）郡守鹿公延知赈事，设粥厂四，立条约，男女异路。其病者安置妙高僧舍，给药饵，躬自检视，不以传染为嫌。[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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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徒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旱疫灾之后，还建立了专门收养隔离病人的留养所[144]，这一留养所虽主要由士绅和寺院共同创建和维持，但从功能和形式上看，与宋代的养济坊颇多相似。除了灾荒时的救济外，不少慈善机构对堂中疾疫之人一般也有予以隔离的规定，比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议定的平湖普济堂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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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养老房四十间，每间可住三四人。如有偶患小恙，延医服药。倘患疫疠疮疡，易致传染诸症，即移居养病房，延请专科医治。凡丸散膏药，司事督令工人依方制药调理，俟病痊日移归原处。[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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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时期的一则育婴堂规条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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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有疾病疮疡痧麻痘疹，责成首妪，无分昼夜，迅即报明董事，请医调治。若遇痧麻痘疹，必须另置别所，以防传染。[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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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本意未必是为了隔离病人的善举在客观上也起到了隔离病人的作用，比如，光绪初，月浦（青浦）的一所善堂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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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外来贸易及在镇异籍伙佣者染病，主不能留，寓不能入，势多拖毙。今议于善堂中暂借栖留调治，由主开明籍贯投报，仍捐医药之费，以杜浮滥。[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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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隔离瘟疫病人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不过就清代江南的文献来看，乾隆中期以后，隔离措施的采取有渐趋增多的趋向，因此，尽管在制度上，清代国家在对疫疠病人的隔离方面退缩了，不过，随着隔离防疫观念的日渐普及以及慈善和救济事业的发展，官府借助日趋强大的地方社会力量，实际上还是使这一事业取得了一些进展，至少隔离行为不断增多。到清末，上海等地的一些士绅，感于租界工部局检查和隔离疫情过严等情形，联合官府，决定自立防疫医院，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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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防疫医院……光绪三十年，上海商务总会总理严信厚联合沪上绅商捐赀创建……时南洋群岛及香港疫症流行，西人恐其蔓延，各埠汽船进口均由工部局卫生处专派医员查验，方准登岸。设有病容或风尘疲乏之状，则送至吴淞口外崇宝沙医院留养。是院为工部局所设立，孤悬海外，服食异宜，查验手续复变本加厉，遂有不死于病而死于验之传疑，行旅为之戒惧。于是信厚等要求工部局撤除是院，自行筹费建院于近口处，延中西医士主持院务。凡有疫口岸汽船进口，中西医分任查验。惟实在有病者，留院医养，行旅称便。所需经费，禀准外务部咨行粤、闽、湘、鄂、徽、赣、苏、浙各省协同拨助。[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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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后，上海的租界出现死鼠，为检疫事，中西再起冲突，于是又有了中国公立医院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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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立医院，设宝山境补萝园。宣统二年十月，公共租界称有鼠疫发生，英工部局饬医按户检验，居民苦之。适有死者六人，传言将厉行防疫之法，群情亦震恐。沈敦和等乃谋自立医院，与英工部局力争，虽允可而迫于四日为限。敦和爰大会士民，慷慨陈词，继以挥涕。粤人张子标愿以补萝园让作院舍，议值银四万两，仅收三万三千两，并以园中杂物输助。 时在十月二十二日，不逾四日之限也。三年正月英工部局规定防疫永久办法五条，略言：凡华人患疫，其查验、隔离、诊治概归华人医院办理，由种痘、治霍乱等症及关于人身一切亦归华人自理。于是住居租界者乃不受防疫之惊恐。 自医院开办，鼠疫渐熄，忽盛行于东三省，中西官商惧疫自北而来也，复会以防范法，法总领事更请于法租界另设医院。敦和为请于巡道，禀陈督抚奏拨经费，电旨报可。因续购该院毗连隙地十亩许，增建养病舍、沐浴舍、殡殓所、化验疫质所及水塔、电灯之属，规制益备。而于法租界开森路赁汪氏余村园为中国防疫医院，所需费亦由官给。[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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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敦和等人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的民族气节，颇令人感动和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