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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一年四五月中，瘟疫遍行，家无不病，病无不危。于是奉宪设局延聘名医施诊施药。 （名医孙日琏被延请到局）求医者丛集，自朝至二三更，无一息之停，如是两月，赖以全活者计千有余人。 （孙因劳累过度而卒）[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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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福，宇怀瑜，精医不责报，嘉庆甲戌，疫大作，经治者十有八九。[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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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七年秋疫症盛行，呕泻螺疮起，即不治，（龚霞伯） 以大黄、巴豆、川连、干姜四味各重四五钱遍施之，病立愈，活人甚众。[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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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虽然无法准确地判定治愈率，但至少可以肯定，这些治疗具有相当的疗效，挽救了众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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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治疗外，当时还配制针对疫病的痧暑丸药，用于预防和救急。比如，嘉道时期的陈桂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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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其父由河南归，路过洞庭，因风不利留泊，船不下数百，适有流民小舟十数只，舟中人多死于病，桂舫舟中带有药丸（如霍香六合之类），投之辄效，于是求药者不一而足。后药所剩无几，有不能遍给之势，其父曰：“药原所以救人，勒而不与，非义也。”乃倾所有给之，计活者已数十人次。[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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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同治元年八月初二日 （1862年8月26日），上海的王萃元在携家逃难途中，其表弟张月樵“骤起霍乱，势颇不轻。幸带有痧暑等药，接连服下，渐渐见效”[46]。此类痧药的功效，从一些小说无意的叙述中，也往往可以得到显示，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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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左徐君，知医道，开设药肆为业。 门临官河，栽柳成行，有美荫。一丐者小艇，恒泊于下。有二妇，操异音，日与其夫荡桨行乞。盛暑之际，忽闻二妇大放悲声，徐往视症，丐已欲毙，气存一息，发恻隐心，谓其妇女曰：“尔夫当是痧症，我取药来或可救也。”遂与蟾酥丸用童便灌之，大醒，越日大愈，丐登门叩首谢活命恩，自此放舟一去不复返矣。[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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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故事的具体情节虽未必真实，但它旨在通过善有善报的情节来教育人们要积善行德，为了令人相信，故事背景当是在当时社会中经常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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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医讲求寒热、表里、虚实等，不分寒热统一施药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为此，有些人便积极寻求寒热两便的药物，比如，华亭的费养庄曾就此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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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行霍乱及痧胀温疫诸病，其最关紧急，判死生于顷刻之间者，莫如闭痧。而救闭之药非仓猝所可办，故欲制丸散以济世急者，莫如先备开闭之药。但闭症有寒热二种，势同冰炭，倘以热治热，以寒治寒，则是助邪为虐，害必更烈……惟是患病之家，既不能识寒热之情形，而送药者又不能深谙医药，况博施济众之事，又焉能尽人人而问之，诚恐功不补过矣，岂送药之本心哉？鄙人之意，不若制寒热通用之药以济世急，惟太乙紫金丹一方……又有飞龙夺命丹一方……二方药味不热不寒，寒症热症，均可通用，实为两便。 急宜修合以济急需。博爱好善之士能选料预制而广传之，其利溥矣。[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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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类药虽可救急，但要真正治愈，恐怕还需分寒热而治。晚清的一部医学小说，则借叶天士之说法，表现出了当时这方面相当成熟的救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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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述[49]）祖居杭州，饶有家财。生平周人之急，济人之困，也不止一端，而功德最大者，数十年中创设药局，施药救人。雍正乾隆年间，杭州瘟疫盛行，我在杭城内外，创设仁济药局数处，施药疗病。有（似当为吴——引者） 阊叶天士先生。 与我有旧，闻我欲制送救瘟疫的痧药，写来一信。言瘟疫发痧一症，施送药丸，必先明寒热两症，分别明白，方可以活人而全生命。然开首用药，无论寒症热症，总宜先用温开芳香之品，开后随寒症热症用药。盖热症必有湿邪外遇，寒症本属阴寒闭塞阳气。如行军散、红灵丹、苏合九、紫雪丹、玉枢丹等芳开之品，一遇痧症，脉伏肢冷，或汗出淋漓，即急急选用。虽有清开、温开之异，设逢热症，投以苏合丸之温开，亦能见效。夫以温治热，固属抱薪救火，然苟能开发其闭塞，则火热可以透露，故以热治热，亦可回生；如寒症而投以清开，则邪气凝涩，使开药亦不能应手矣。总之初起之时，不问寒热，概用温开，温开之后，随所见之寒症、热症治之，是当生者能使起矣。施送药丸，直备以上所列温开之药，使火热之象透于湿外，阴凝之气宣达运行。然后给以病情单一纸，单上写明：服痧药开出之后，若见诸般热象，是为热痧，轻则用地浆水调六一散，不时频频与服，重则以白虎汤或竹叶石膏汤进之，方名药味分两即载于单上；若见诸般寒象，则以附子理中汤、或理中汤、吴茱萸汤、四逆汤，分别进之，方名药味分两，亦载于单上。 当时我得信后，即照法施行，数十年来不知救活几千的人，因此远近皆称我为善人，死后大家公立我庙。[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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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叙述的虽是雍乾时期的事，但从其较费养庄更为精到的认识来看，恐怕反映的乃是光绪末年上海医界的思想。[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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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当时的文献中，同样很容易发现疫灾中人口大量死亡、医药无效的记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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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一年夏五月，大疫，死无算，（太仓）州县令各处地方每日报死者数，一日甚有一百数十之多。[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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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纪元，余移家甫里，夏秋间，里中感时疫者，医药辄不及闻，真仪疫尤甚，田野厝棺累累，秽气四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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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不必多杀人，以余观于乡，当春夏之交，病温之家，勿药死者十二三，药而死者十七八。始而羌防，继而柴葛，终以大黄、芒硝，病不起，医则曰：法已尽矣。[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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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似乎矛盾的说法，大概不能做非此即彼式理解，“死亡无算”和“全活无算”，在当时可能都是符合实际的记载，也就是说，当时的医疗确曾挽救过相当多的生命，但同时，人口大量疫死甚至医药杀人的记载亦非子虚乌有。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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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的文献由于出发点不同，其关注和记录下来的现象也会不尽一致。有关前者的记载大多见于对某些医籍和医生的称颂或引介中，而后一方面的内容基本出现在描绘疫灾之惨象和批评或抨击庸医等类型的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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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论何时，不同地区间的医疗资源分布必然是不平衡的，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医疗者的技术水平也会高下有别，特别是在当时缺乏国家统一的医疗卫生管理制度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当时国家对医疗卫生基本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医生开诊和歇业完全是个人的行为。所以，医疗人员往往良莠不齐，而且也难以普遍有效地推行确当有效的疗法。如江南医学界对真霍乱比较快速地做出较为适当的反应，但这些认识和疗法并不能得到快速有效的推广，更不用说强制实行了。比如，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江宁知府许行璧在序《伏阴论》时仍指出：“东南卑湿之地，今年春夏多雨，时疠所发，江海盛行，有称为瘪螺痧者，朝感夕死，指青纹陷，医以霍乱温疫诸法杂治，南辕北辙，诿过运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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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清代江南医学的进步和疗效的提高，虽在总体上对挽救世人的生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种进步和疗效并不是每个地区、各类人群都能平等、及时地享受到的。市场调节虽有种种好处，但其纠错往往是事后的，因此，对直接关乎生命的医疗卫生，国家直接有效的管理十分必要。从这一点来说，清末这方面职能的明确化和扩展应该说是社会发展的一种需要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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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传统医学的发展外，西方近代医学的传入也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非常重大的事情。西方医学的传入早在明季就已开始，不过，当时所传入的医学基本是西方之古代医学，对中国医学影响也甚微。[56]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影响的日趋加深，西方近代医学开始越来越多地传入中国，并对中国传统医学乃至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57]尽管西方近代医学奠基于16世纪以来陆续发展起来的解剖学、生理学、细胞学、细菌学等西方近代科学，但医学本身的飞速发展却是20世纪前中叶以后的事。现代中国医史学界一般认为，当时西方医学除解剖学外，在诊疗上并没有显著的优势可言。[58]这一点从当时中外人士一些言论中也不难得到证实。在西方医学传入之际，国人对西方医学的偏见和畏惧固然存在，在总体上当时的知识人士对此并不全然排斥，对占有优势的西医外科往往能采取赞许和接纳的态度，并对西医之疗效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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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中国药物，以草木为宗，西药则专取材于金石，故每服一二厘，无不立时见效。万一药不对症，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其治病也往往以刀针易药石，痈疽瘰疬之属，不难着手成春；惟虚怯内症，未敢轻尝试耳。[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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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些即使对中医抱有一定偏见的西方人，也对中医疗效表示肯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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