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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曾根据他们的实践经验发现的许多东西，欧洲人在很久以后才依靠科学手段得以发现，同样道理，中医也可能发现许多有重大价值的医疗方法。 的确，即使是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医的信任还是超过了西医，虽然他们认识到西医在外科手术方面比中医要高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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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以前，西方近代医学虽已传入，但实际在治疗国人疫病方面所起的作用还极其有限。而且，当时西医活动的范围也主要局限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大多数地区，西医的出现是民国以后的事。比如临近上海的川沙，到1918年才有西医。[61]就是在无锡这样较为发达的地区，光绪三十四年（1907年）以前，“群众治病主要依靠中医中药”，1926年前，也仍只有“为数不多的西医在城区开业行医”。因此，西医的传入虽然是件对中国医学和社会来说都非常重要的大事，但有清一代，它对国人疫病救疗并未产生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清代江南，起到保护人民生命和健康作用的基本都是传统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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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资源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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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不仅指医疗技术，还包括医疗人员和医疗设施及医学教育。在清代江南，在医学水平日趋发展的同时，还出现了医疗资源社会化不断加深的发展态势，即医疗队伍不断扩大，医疗知识渐趋普及，医疗设施逐渐增多。这方面的表现，除了前面揭示的官方和社会救疗设施和举措日渐增多、民间自我医疗十分盛行等现象外，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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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药知识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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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文化教育相对发达，藏书丰富，印刷出版业空前繁荣，识字率也较以往有所提高。这就为医药知识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准备了必要的基础，特别是印刷业的发达，使各种医书广泛流传成为可能。长期以来，医是一种世代相传的技艺，一些有效医疗手段同武术一样常常秘不对外，于是产生了种种医学秘籍、武林秘籍。在清代江南，这类医学秘籍仍然存在，但大多已成为某些人利用世人这一心理借以取重的手段。比如，晚清的费伯雄在校刻一部据称是秘本书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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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宋有异僧者，寓杭之千佛寺，去时遗一囊，寺僧启之，得是书，秘不欲传。今尚有能世其术者。余曰：唯唯否否，夫方技之书，类多托于畸人异士隐僻怪诞者，流神其说以炫人耳目。是书苟宋时人所作也，不应有棉花疮云云……今春手录定本，不敢自秘，爰授之手民以永厥传。[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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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类医书，当时的一些医家认为有可取之处，往往会校正刊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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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秘喉书》一帙，无卷数，俞养浩先生得之某氏。（光绪）辛丑冬，喉症盛行，迄于明年之夏，先生施药之外，谋刊是书，以广治法。 因其文义舛谬，方名怪特，一似铃医所为，爰命景华重加厘订。[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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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刊刻医书已成为官府和社会开展疫病救疗的重要举措之一，一些医家或善人往往将简便有效的医方刊刻分送，以补乡间偏僻之处医疗资源的不足。比如，乾隆时，常州的“王君某善医，其治药精最于他医，病饮者多愈，求之日益众。乃悉采古方，传以自所制合和诸良药，以应求者。复以方名部分之详列引，使梓行于世，而请余序……王君之书，悬药以待病，病者揣而自求之，得大凡耳”[64]。又如，苏州著名善人谢庭蕙，在道光年间，“承其先志，孳孳不倦。患穷乡僻壤不能求医药，心窃悯之，因集古传良方，试之有效者，辑为二卷行世”[65]。“人试之辄验，以故不胫而走，数年间，翻刻至四五处，同治递有坿益，君亦随时续辑，积十年又成帙。咸丰壬子冬，并前书合刊之曰《良方集腋合璧》”[66]。在清代，一些比较重要的医籍往往一刻再刻。比如，吴瑭的《温疫条辨》有44个刻本，王士雄的《温热经纬》曾22次付梓，戴天章的《广瘟疫论》和《瘟疫明辨》[67]分别刊行20和23次。[68]而且印数还不在少数，如慈溪的童寄梅，“好刻医书，如《达生编》、《验方杂编》，摹印万余本，行于人间”[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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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广泛刊行医籍外，当时还出现医书通俗化的倾向，这集中体现在从明中后期开始，特别是清代，社会上大量出现的有关药性、治疗汤头歌诀之类的歌括便读[70]，大大方便了较低知识层次者阅读和利用。一些医学名家的医书也往往不再写得古奥难解，比如清初的王懋竑指出：“仲景之言，奥雅难解……迨明陶节庵始以己意变乱古制，其论率多浅易，行于世俗。”[71]当时刊布的一些集验良方，为了便于普通人按方治病，一般也都比较通俗易懂。比如，道光年间，有人“阅二如亭群芳谱于谷部、蔬部、果部，凡治人之病而速于效者，钞存之，都为一册，病者任自对症拣取，不惟省延医之烦难，更好似在在必有之物，随时随地必得，可以救急，可以济贫”[72]。主要生活在乾嘉时期的钱塘名医赵学敏还把当时遍布各地的游乡串户的串铃医的经验药方删订成册，取名《串雅》，意使原本不为正统医学认可的串铃医学登上大雅之堂。他说：“然闻走方医中有顶、串诸术，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有宗子伯云者，挟是术遍游南北……质其道颇有奥理，不悖于古，而利于今……顾其方，旁涉玄禁，琐及游戏，不免夸新斗异，为国医所不道。因录其所授，重加芟订，存其可济于世者，部居别白，都成一编，名之曰《串雅》。使后之习是术者，不致为庸俗所诋毁。”[73]这不仅表明了在医学知识通俗化的趋势中，正统医学对民间俗医的认可，还推动了民间通俗医学知识的推广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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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生职业的渐趋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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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文化资源较为稀缺的情况下，医生这一职业也往往容易为某些家族长期垄断，然自明中后期以来，特别是在清中后期的江南，由于医学知识不断普及，医生已日渐成为一种具有开放性的职业，只要识字读书，就不难开局行医。所以行医已成为当时不少科场失意读书人重要的出路。清前期海盐的胡夏客曾指出：“今贫而失学者，辄学医矣。”[74]周作人在回忆录中也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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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清时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是正路之外，还有几条路杈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其三是学幕……[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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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还可看出，除了儒医，当时还有很多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普通医生，此外还有相当多的草头郎中和串铃医[76]，以致不时有人愤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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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今之医者，何等乎？贩夫村妪流民野僧，无不为人治病。[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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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君子无手刃杀人事，而甚于杀人者有二焉：一曰授读。……一曰行医。稍识药性，略读汤头，悬壶卖药，病者危急之际，以性命相托，而动手辄误，立挤于死，不殊手刃。[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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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托业于斯，唯知有利而已。古人博极群书，从师讲授，今人不知《内经》何物、仲景何人、王叔和所说何语，只恃简洁歌诀，记诵数行，某药治某病，某症用某方，率尔操觚，草菅人命，言不忍言。[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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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有关此类庸医杀人的指责十分常见，可见这类现象的普遍，对此，马伯英认为是由于民间医学知识的普及程度差而致。[80]这大概是以今度古而得出的结论，如果历史地看，其实这正是当时医学知识的日趋普及和医生职业开放性不断增强所造成的，是那些具有正统意识的知识人士观察这一现象的真实记录。可能也正是医生职业世代相传局面的被打破，才使得清代的不少人开始重新解释“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一流传甚久的习语，纷纷指出，这里的三世不是说三代，而是指《黄帝针灸》、《神农本草》、《素问脉诀》三本经典著作或与此相关的针灸、辨药与脉息三种技艺。比如梁章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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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闻家塾中为孙曹讲《曲礼》“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大抵皆沿俗解，以父子相承三世为言。窃记少时读注疏，似不如此。古之医师，必通于三世之书，所谓三世者，一曰 《黄帝针灸》，二曰 《神农本草》，三曰《素问脉诀》，《脉诀》可以察证，《本草》所以辨药，《针灸》所以去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医，旧注甚明。若必云三世相承然后可服其药，将祖、父二世行医，终无服其药者矣！ 且历考古近名医，并未闻有三世相承者，知俗解之不可据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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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乩方、仙方的盛行和不时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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乩方是指用扶乩的方法求得用来治病的药方，仙方具体如何获得，还有待考察，不过从当时“乩仙”往往连用的情况来看，乩方和仙方同指一物亦未可知。扶乩这一巫术性的行为究竟始于何时，晚清的毛祥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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乩仙之说，未识始于何时。唐宋犹罕见，大抵盛于前朝。其有传符箓者，每至深宵人静，焚符诵咒，神即降乩，叩休咎，往往有验。今时则大都以神道设教，不施符咒，惟设坛诵经，为人治病，不言祸福，造语多道善，因而集捐，言作种种善事。[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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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据近人许地山的研究，扶乩“是一种古占法”，至少在魏晋时期的文献中已有记载。[83]不管怎样，这种行为在清代十分盛行，而且还常常用于求方疗病。比如，在嘉兴新丰，“里人偶遇疾病，多以求神驱祟为急务，求仙方、送更饭最为普通”[84]。道咸时的陆以湉也说：“乩方之风，于今尤甚。”[85]这种行为本身与医疗资源的社会化并无关系，重要的是，从当时的一些记载来看，至少到清中期以后，乩方或仙方往往能取效，而且受到一些著名医家的注意并给予解释，比如，在咸同间大疫中，嘉兴沈梓的母亲染疫，沈梓“乃于十六日竭诚求大力士仙方，每日连吃仙方二剂，越二日咳嗽稍稀，夜有一时安枕矣”，于是自己亦日服仙方。[86]陆以湉、毛祥麟等知名医家也都认为乩方有验有不验。[87]对此，徐大椿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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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书符请仙而求方者，其所书之方，固有极浅、极陋、极不典，而不能治病且误人者；亦有极高、极古、极奇、极稳，以之治病而神效者。其仙或托名吕纯阳，或托名张仲景。其方亦宛然纯阳、仲景之遗法。此其事甚奇，然亦有理焉。夫乩者，机也。人心之感召，无所不通，既诚心于求治，则必有能治病之鬼神应之。虽非真纯阳、仲景，必先世之明于医理，不遇于时而死者，其精灵一时不散，游行于天地之间，因感而至，以显其能，而其人病适当愈，则获遇之，此亦有其理也。其方未必尽效，然皆必有意义，反不若世之时医，用相反之药以害人。惟决死生之处，不肯凿凿言之，此则天机不轻泄之故也。至于不通不典之方，则必持乩之术不工，或病家之心不诚，非真乩方也。[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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