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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它至少说明当时确实存在着不少以乩仙方治愈疫病的现象。乩仙方能够疗疾，大概不是因为神仙显灵或诚心感动上苍，而是举办扶乩活动的术士拥有一定甚至较高的医学水平所致。而这显然是医学知识普及化的结果，显示了医疗资源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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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药店等代表的药材业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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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业已指出，清代江南配制和施送痧暑丸药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这无疑有赖于当时生产痧暑丸药的成药店等药材业的发达。现有的一份研究指出，有徽商开设的新安药店始于宋，成于明，至清日趋发展，清末一度达到鼎盛。[89]新安药店大多开设于江南，这一研究其实也大致指出江南药业的发展态势。当时生产各类成药的药店遍布各地，特别是在清中后期的上海、苏州、杭州等中心城市，可谓店铺林立。比如，晚清之上海，“近来售痧药店，合广东各丸药铺不下数十家”[90]。在杭州，自嘉靖三年（1524年）许广和国药号开设后，自明末至清，又有中兴、朱养心药室、方回春堂、张同泰国药号、叶种德堂和胡庆余堂等负有盛名的药店相继开设。苏州在乾隆年间，由雷大升开设的雷允上药店，“精于修合丸散胶丹”[91]，不仅为时所重，而且还延续至今。至晚清，苏州的药业对售卖药材已形成一套非常成熟的行业规则，比如，“饮片整个诸事。如卖客不合，尽可退换。而丸散膏丹，因众药磨粉合成，或有煎熬制成，惟在制合精良，以应效验。惟是颜色相同，杂和莫辨，是以业规有丹丸无认色，兑出不退换之例”[92]。药材业已成为当时一种非常重要的产业。如在溧水，“殷户运米谷营什一之利，中资之家业药材于各州县”[93]。药材业的发展无疑大大丰富了当地的医疗资源，为其社会化提供了重要的保证。而且，成药的制作既方便了疫病的救疗，也推动了医药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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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发展是就总体而言的，在国家和官府对各地的医疗资源配置缺乏规划的情况下，地区间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状况必然存在，以上所揭示的情景，大抵出现在中心发达地区，在偏远地区，极少发现此类的资料，可以想见其资源之匮乏。而且就是在中心发达地区的乡村，即使到了晚清，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也仍然存在。比如，道咸年间，无锡的余治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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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最苦者，莫如贫病，而贫病之苦又莫如乡村，缘乡人艰于财而俭于用，即有病亦未肯遽就医。且知医者鲜，即有稍涉医道者，亦在集场，其离集场较远之家，欲就医，惮于行，欲请医，更乏资，是以穷乡非病至沈重不肯延医，迨医至而病已无可救，若欲易医，尤为难得。且集场药店，药多不全，非桃僵李代，即霉烂不堪，方既不对其证，药又不能道地，纵早延医，亦难济事。况以沈疴，而冀一剂即奏奇功，岂可得乎……城中虽不乏贫病，但只艰于吃药，尚不艰于求医……[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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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洲监生顾监仁一家居蠡口村落，道光二十六年（1900年）监仁父正发患疟痢，“势甚危险，乡居无医可延，计无所出，遂沥血书院，愿以身代”[95]。咸丰十年（1860年），嘉兴濮院的沈梓之妻避难乡间，产后罹疾，“乡间无医药可求，口中喃喃，惟以长毛至为言”，最终去世。[96]徐子默在论吊脚痧的治疗时也谈及，城市只是“夜深之际，求治亦难”，而穷乡僻壤之间，往往“延医不及”[97]。面对这一状况，不少人提出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前面谈到的刊刻简便良验方书等，此外，一些善人还主张当时的医药局赴乡间施诊施药，余治在指出乡下艰于求医取药后，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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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于天灾流行之时，倩医士，随带咀片，沿乡施诊施药，并略携引药之物。不必设厂，厂费既繁，且与集场之开药店挂医牌，无甚区别，纵医药俱全，而不取利，究不能恤其庐远及零丁病卧之人。可仿古药箱之法，遇病即诊，诊后即照方给药，医一家再至一家，行一村再至一村，临去时，告以所住之处，俾可寻访。设遇重病，暂留一二日，或转至其地，病人多处，添医办理，且可互相斟酌其方，期于尽善。惟心虽期于普济，而总以救得一人，是一人功德。 医无回生之术，而宜存割股之心，以仁心行仁政，乃不负施诊施药之本意。医士及随人盘缠，自应酌带，或遇次贫之家，一宿一餐，固不为扰，但总不可贪哺啜，而尤不可分文受谢，致滋弊端。此事在天灾疫疠之时最宜行之。即平时每月赴乡查探一二次，亦方便事。[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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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行为虽然不能说没有效果，但对局面的根本改观恐怕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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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196页。范这一认识的形成，可能与“明清社会停滞论”和所谓“李约瑟难题”的影响有关，由于明显与事实不尽相符，所以他又提出医学发展具有两面性：孱守与飞跃。然而，其文中具体的论述给我们的印象却大多是飞跃和发展，而不是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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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温病学发展史是目前医史学界研究较多、较深入的一个课题，其中最为精彩的，以笔者之见，仍要数范行准的论述。 （参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18～241页）由于这是一个纯粹医学史的论题，笔者甚少个人新见，故于此不做详论，所述也主要以参考前贤之说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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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争议的具体情况可参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24～233页。这里限于篇幅不再转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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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叶桂：《温热论》，见《吴中医集·温病类》，154页。该著首刊于唐笠山的《吴医汇讲》，题名《温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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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关叶氏在诊断、治疗的贡献可参见任应秋主编：《中医各家学说》，160～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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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陆以湉：《冷庐医话考注》，卷1，11页，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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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张孝芳：《“扫叶”“踏雪”辨》，载《中华医史杂志》，1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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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吴瑭：《温病条辨》，卷首，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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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瑭：《温病条辨》，卷2，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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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以上论述参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18～241页；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305～309页；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149～184页；廖育群：《岐黄医道》，166～173页；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609～612页；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205～211页；廖育群主编：《中国古代科技史纲·医学卷》，185～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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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比如真霍乱传入，白喉渐趋盛行，烂喉痧虽至少在18世纪初已在江南出现，但影响的扩大似乎也出现在嘉道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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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39～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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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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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当然，这类著作并不始于此时，比如专门的天花、麻疹论著清以前就早已存在，特别是痘症类著作已是非常习见，不过，这类疫病在当时一般并不包括在温病之内。另外，麻疹在清中期以前也大多包括在痘症之中，专论麻疹的医书大量出现，也是乾隆中期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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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以上三著均见《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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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以上二著见《中国医学大成》，第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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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该书为一般的喉科类著作，不过是我国现存记载白喉的最早的医书。虽道光十九年苏城喜墨斋刊本是目前所见最早刊本，不过该书津门冯相菜序中曾言：“嘉庆乙亥（二十年）春……适友人过访，出《重楼玉钥》示曰……”，可见成书时间当在嘉庆二十年之前。（郑梅涧：《重楼玉钥·原叙》，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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