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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印度文化的最美部分是最原初的“非暴力”（杀戒）、“再生”（轮回）和“因果报应”（业）等思想。当然还有前面已经提到的“佛光”、“光轮”和“七层身体”等。这些思想正在并且必然会在今后的世界中，发出更美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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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佛光”、“光轮”和“七层身体”等，都是这一本书所讨论的内容。它们还将对医学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从这样的眼光来看，这本书真正只是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的读者，看到这个美好的未来，为医学和科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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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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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化中的“非暴力”（杀戒）、“再生”（轮回）和“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因果报应或“业”）等思想，早已随着佛教的传播，和平地进入了中国，并深深地融进了中国的文化之中。甚至当中国人说到中国文化就是“儒、释、道”三块时，已经完全忘了，“释”原本不是中国文化，而是印度文化，并且是源于印度古文化最古老的哲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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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儒、释、道”三家之中，“道”才是最正宗的神州古文化。虽然，《道德经》只有约2500年的历史。但它的哲学思想早在《易经》中已产生，并且在后来的《黄帝内经》中进行了发挥。虽然司马迁的《史记》中写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也只有约3000年的历史，然而近代考证认为，《易经》最初的形成，应该在约4000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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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道德经》只是道家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接近尾声时的产物。老子哀叹“大道隐去”，于是“西出函谷关”，离开了中原大地。于是，神州大地就变成了龙争虎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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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秦皇汉武”，出现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为了军事上的强大和中央号令的畅通，汉武帝选择了“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流派“儒家”，并钦定为国教。于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进入了高度“政教合一”的时代。不夸大地说，中国的“政教合一”，远远高于欧洲的“政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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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当时的教皇虽然有神权，但没有军权和政权；而各路诸侯，也就是众多的国王，虽然有军权和政权，但是没有神权。于是，国王打下了江山，还一定要教皇来“加冕”，才有神圣的光环。而教皇和众多的主教、神父等，又要靠国王手中的行政系统和军队去收10%的“教会税”。显然，这样的“政教合一”，是很不和谐的，虽然常常能相互配合，但也常常相互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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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自从儒家成了国教之后，中国的皇上就是“真命天子”，也就是全国唯一可以称为“神的儿子”的人，是神的唯一代表，具有神权；同时又是全国最高行政长官，具有政权与军权。这样的“政教合一”，没有矛盾，比欧洲的中世纪要“和谐”多了。于是，从“秦皇汉武”，尤其是从汉武帝开始，中国进入了2000多年的“文字狱”时代。在司马迁之后，再也没有敢说真话的历史学家。从那时开始，中国也进入了一个“万马齐喑”，不出新思想、不出思想家的“黑暗的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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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儒家一无是处。首先，自从汉武帝推行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央的号令就十分畅通，省得地方诸侯们七嘴八舌，“不和谐”，乱了套路。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中严格的等级体制，极有利于军事行动。所以，从汉武帝开始，多年的匈奴骚扰得以解决，疆土得以大大扩展。于是，中国就不但没有像印度那样老是当外族人的臣民，而且还用儒学成功地同化了外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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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的成功与伊斯兰教的成功有许多相似之处。伊斯兰教也使得饱受外族人欺负的阿拉伯人统一起来，强大起来。不但在对外的疆土扩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内部管理也与中国一样，“统一思想”、“男尊女卑”、“上下有别”等等，管理得井井有条，十分“和谐”。但是，这种军事上的强大，内部的井井有条，以及所谓的“和谐”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要牺牲思想的自由，牺牲人身的自由，甚至牺牲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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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欧洲有过1000多年无思想的“中世纪”，伊斯兰国家有了1400多年无思想的“中世纪”，而中国却有了2000多年无思想的“中世纪”。不过，这也不要紧，迟熟的果子往往质量更好。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中世纪的末期，于是“神州的文艺复兴”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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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的末期，也是经济步步起飞的时代。而中世纪之后紧接的便是硕果累累、美不胜收的“文艺复兴”，是导致深刻思想变化的“宗教改革”，确定了人人都是“真命天子”的信念。这就是本章最前面所引用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到“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这一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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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人人都是“皇上”和“女皇”的原则下，“上智下愚”、“男尊女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一系列的等级观就不管用了，于是，就不得不通过和平的“光荣革命”，在英国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现代民主体制。于是，“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都在英国出现了。而“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又改变了整个世界。所以，在中国“中世纪”的末尾，我们很容易看出，紧接着的时代，应该是怎样一个美丽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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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洲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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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再讨论一下“中东，欧洲文化圈”。尽管我们可以很妥帖地把欧洲文化称为“两希文化”，即“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但是，从图12-8中可以看出，“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都不是最原初的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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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文化圈中，最原初的倒是两河流域的“美苏尔文化”和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化”。而从地理上来看，这两个地区的文明，都太容易受到游牧民族的入侵和破坏。于是，早在“古典时代”，也就是在欧亚大陆东头的“华夏文明”中出了老子（公元前601—公元前531）、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和庄子（约公元前369—公元前286）这样的思想家，在南头的“印度文明”中出了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3—公元前483）这样的大师，在西头的“古希腊文明”中出了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公元前399）、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这样的大哲学家的伟大时代，“美苏尔文化”和“埃及古文化”都已经衰落了。然而，“美苏尔文化”和“埃及古文化”中许多美好的东西，却通过地中海地区的人员流动和文化的交流，被“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所吸收，并且发扬光大，逐步成了整个欧美以至整个世界的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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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伯兰算起，“希伯来文化”最多只有4000年的历史。希伯来人又称犹太人或以色列人，是一个爱深思并爱穷根究底的民族。4000多年前，希伯来人从两河流域移民到迦南，即现在的以色列。从地理上来看，以色列就是处在“美苏尔文化”和“尼罗河文化”这两大古文明之间的一个通道或桥梁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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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文化”最初起源于两河流域的“美苏尔文化”，大约4000年前移民到以色列。约200年后，又移民到埃及，在那儿住了约400年，又深深受到了“尼罗河文化”的影响，然后再次移民到以色列，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希伯来文化”。所以，“希伯来文化”吸收了“美苏尔文化”和“尼罗河文化”这两个最古老文明的丰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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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摩西（约公元前1526—公元前1446）到玛拉基（约公元前440—公元前430，写《玛拉基书》），又几乎花了约1000年时间，才逐步形成了极为独特和系统的“希伯来文化”，并用希伯来文写成了《旧约》，极为清晰和严格地表达“希伯来文化”的世界观和信念。《旧约》严谨的写作风格，为整个欧洲以至整个人类的历史学写作，提供了一个最忠实、最客观的历史记录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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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说一下，“希伯来文化”对史实的尊重，正巧与“印度文化”对真实世界的忽视，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其对许多历史人物和故事细节的记载，常常令人惊讶。同时也非常经得起考古学的严格检验。反之，在印度，甚至对释迦牟尼这样的重要人物，都搞不清是哪年生哪年死。在不同的印度权威文献中，误差可大到一百年之久。一说是公元前624年到公元前545年，另一说则是公元前563年到公元前483年。本书只好任意选了后者，为的是与其他古典时代的哲学家们靠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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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惊讶的是希伯来面对自己民族丑闻的勇气，这在全世界更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大卫王是希伯来心目中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但在《旧约》中，却极为详细地记录了大卫王如何勾引有夫之妇，又如何设法谋杀她的丈夫等等丑闻的细节。而几乎《旧约》中所有的《先知书》都是咬牙切齿地咒骂希伯来人自己。更值得注意的是，《旧约》可是希伯来人的圣书，是一本神圣的书呀！要是中国人也能这样勇敢，司马迁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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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勇敢面对历史的态度，也是“希伯来文化”的精华。这也是有“希伯来文化”影响的德国总理能在波兰的集中营前面当众下跪，而日本天皇显然就没有这样的勇气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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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希伯来文化”，不但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树立了好榜样，后来又成了科学界的一种好传统，成了一种“科学的精神”。正如当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Popper，1902—1994）所说的：“科学也许是人类文化中唯一的知识系统，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并且，常常能在不太晚的时候，改正错误。”所以，只有具有这种勇气的，才是真正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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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最初的30～70年，保罗又把“希伯来文化”和耶稣基督（公元前4—公元29）“博爱”和“宽容”的思想从中东带到了欧洲。当时，希腊文已经成了整个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言，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的英语。所以，保罗和他的希伯来同伴们，用希腊文写成了《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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