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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疹非常可能从中世纪或更早期就在欧洲和亚洲蔓延开来了。如前所述,拉齐认为麻疹和天花是两种由同一发病过程引起的疾病。这一说法被中世纪的医生所遵循,并一路延续至18世纪。“麻疹”这一叫法本身就是语义和症状混淆的产物。在中世纪,天花和麻疹一起被称为“variolae”和“morbilli”,后者是“morbus”(疾病)的小词缀,这表明麻疹的严重程度与天花相比来得轻。根据查尔斯·克雷顿的说法,英文“measles”(麻疹)一词是由加德斯登的约翰(1281—1261)创造的,相当于拉丁语中的“morbilli”。而“measles”(麻疹)来自拉丁语的“miselli”和“misellae”,“misellae”是“miser”(可怜)的小词缀,最初指麻风病人。出于某些想象,加德斯登的约翰将“穷人与病人”腿上的疮与医学作家笔下的“morbilli”联系在一起,称这种疮为“mesles”。最终,“measles”(麻疹)一词与麻风病失去了任何关联,逐渐成为我们现在所知的麻疹这种疾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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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世纪到16世纪,白喉一直被笼罩在一团黑暗之中,只有一些零星且不完整的关于咽痛传染病的报告让它时不时得见光明。根据580年圣丹尼所著的编年史,大洪水侵袭之后,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名为“esquinancie”(喉头炎)的瘟疫。856年,巴洛纽斯记录了发生在罗马的咽痛传染病。赛德勒努斯则注意到一种名为“cynanche”的流行病,它于1004年在拜占庭帝国的一些行省中蔓延,具有高致死率。与之相似的流行病发生在1039年的罗马,巴洛纽斯也提到过。吉尔伯特·安格里克斯描述了一场发生在12世纪至13世纪的“squinantia”(咽痛传染病),感染这种病的人有时会因窒息而死。14世纪,英国的阿德姆的约翰似乎觉察到了一些类似病例,他称之为“squynancy”(扁桃腺炎)。1337年,荷兰发生了严重的咽痛瘟疫。1382年,在一些欧洲国家又发生了一场导致众多儿童死亡的瘟疫,其中就有英国、德国和法国。毋庸置疑,这些流行病中有一些就是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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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严重的流行病就是麦角中毒症,在中世纪被称作圣安东尼热或丹毒。公元857年,赞特修道院的编年史中首次提到了这种疾病,到1129年为止,它至少出现了6次。从1128年至1129年,法国、英国、德国及荷兰都暴发了大规模的麦角病。赫希列出了857年至1486年间欧洲暴发的37次疫情,大部分都发生在14世纪之前。丹毒和其他发疹型病症看起来似乎都涵括在“ignis sacer”(麦角病)一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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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也以流行病的形态出现在欧洲各国中。1173年至1472年间,意大利、德国、英国、法国、荷兰都有流感暴发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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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病——大灾难 。尽管上述种种疾病在中世纪公共卫生史中非常重要,但另外两种疾病更占上风。它们是麻风病和黑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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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病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因为它,中世纪人民的日常生活蒙受阴影。人们对其他所有疾病的恐惧加在一起,都难以与麻风病相匹敌。以至于,14世纪的黑死病和15世纪末的梅毒都没有造成类似的恐慌。在古代世界,希伯来人、希腊人、罗马人都知道麻风病,但它并不普遍。中世纪早期,在6世纪至7世纪,麻风病开始在欧洲广泛传播,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和健康问题。它在穷人间特别流行,于13、14世纪到达了顶峰。它的流行可能是十字军东征引发的人口大迁徙所导致。毋庸置疑,这些病例是由从东方归来的大军带来的。麻风病在14世纪逐渐平息,可能是因为许多麻风病人死于黑死病。但直到16世纪,它才丧失了所有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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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早就意识到有必要采取行动来控制麻风病。正是出于这种认识,诞生了至今仍存在的一种公共卫生措施,即传染病患者的隔离。当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可能直接威胁到他周围人的健康时,社区有理由保护自己,通过其所属机构采取行动,对患病的个人进行限制,甚至处罚。因此,传染病患者的情况必须报告至政府机构。在某些病例中,个人自由可能受到严格限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伤寒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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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麻风病这一重要卫生问题的出现,这方面的公共卫生工作在中世纪早期就开始发展起来。由于医生无计可施,教会便掌握了领导权。他们以《旧约》中的传染病概念为指导原则。在整个古代世界,特别是在东方,精神不洁被认为是传染病。这种观点及其实际后果在《利未记》中有非常明确的定义,《利未记》不仅论述了精神不洁,还谈及各种生理过程(如月经),或病理状态(如尿道分泌物),个体通过这些被污染,变得不洁。这些不洁者须与社区中的其他人隔离开,直至他们完成特定的净化仪式。如不幸感染一种名为“zara’ath”(不洁)的皮肤病,隔离措施会更为严苛。一旦确定病人的病情,就会对他执行隔离并把他驱逐到社区外。“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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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利未记》的戒律,教会承担了防治麻风病的任务。583年,里昂议会限制麻风病人与健康人自由交往,这一决策在后来的教会委员会中得到延续和升级。664年,伦巴第国王罗萨里颁布了一项隔离麻风病人的法令。图尔的格列高里描述了6世纪巴黎的一所麻风病院,在随后的7世纪,类似的病院也在梅茨、凡尔登和马斯特里赫特建立起来。10世纪后,麻风病院的数量迅速增加。13世纪初,仅在法国就有约2 000所麻风病院,在整个欧洲,这一数字约为19 000。1129年,第三次拉特兰会议非常详细地探讨了这种疾病,所制定的方针在中世纪后期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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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尸走肉 。麻风病人对公众构成威胁,因此他们被社区驱逐,以保障其他居民的健康。由于这种病无法被治愈,他们终生为世人所弃绝。他们被剥夺公民权,在得到肉体死亡这一仁慈的恩惠之前,他们早已被社会判处了死刑。因此,对是否患有麻风病的重要诊断是不可轻易作出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对疑似患者进行检查,中世纪早期,这个委员会由一名主教、几名神职人员和一名麻风病人组成,该病人被认为是这方面的“专家”。后期,该委员会的成员也包括了本市的著名医生和理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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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麻风病人隔离的规定极其详细、精确。麻风病人参加的葬礼仪式象征了他们被社区驱逐的可悲结局。他们穿着裹尸布,听着为死者所做的庄严弥撒,身上被撒上土,然后由祭司带领,在亲朋以及邻居的陪同下,来到社区外的一间小屋或疗养院中。(14世纪英国著名小说、伊迪丝·西蒙所著的《金手》对这种仪式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麻风病人被迫穿上特制的服装,当他们靠近时,人们用吹喇叭、摇拨浪鼓或敲击梆子的方式作为警示,他们还被禁止出入市场、客栈或酒馆。理发师不得为他们剃须或理发。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一些特殊场合,这些保护措施却被废止了。对麻风病人的城市禁入令常常在圣诞节和五旬节期间取消,使病人得以向人乞讨,并接受公共慈善机构的救助。但这些只是少数的例外,实难减轻麻风病人被推入的孤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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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 。麻风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视,是因为它是人们在直接预防方面取得的第一个伟大成就,即通过持续地使携带病原体的感染者不具危害性,从而系统地根除疾病。这与最近对结核病和性病的抗击有着明显相似之处。此外,这条医学预防原则在解决中世纪另一大灾祸黑死病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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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的长卷中记录了三次瘟疫大流行。第一次是优士丁尼瘟疫,第二次是黑死病,第三次是20世纪的流行病。人类遭受的瘟疫在本质上是一个城市社区问题。因此,不出意外,中世纪早期的几波疫情在优士丁尼瘟疫平息后也偃旗息鼓,很少再有大规模疫情暴发的报告。然而,6世纪到14世纪,在伊拉克、波斯和黎凡特的一些地方,存在着零星几则关于鼠疫的记录,欧洲和不列颠群岛也有一些相关的可疑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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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仍无法确定,但14世纪大肆流行的鼠疫可能来源于中亚腹地的某个地方,那儿的大草原上的野生啮齿动物中存在着感染源。从这个原点开始,疾病向西传播,1346年春天抵达黑海海岸,再从那里由船运送到君士坦丁堡、热那亚、威尼斯和其他欧洲港口。鼠疫于1348年初到达欧洲,接着在4月到达阿维尼翁,5月初到达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大约再过了三年,大规模的鼠疫席卷整个欧洲。之后,小波的疫情以不同的时间间隔相继发生,直到1388年前后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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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黑死病的第一反应就是恐慌,在逃离的过程中寻求救赎,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或愿意逃跑。原因之一,古老的观念认为瘟疫是上帝发怒的征兆,这种想法流传甚广,使得许多人都将祈祷和忏悔视为唯一可靠的方法。原因之二,社区拒绝接收来自严重疫区的人。因此,采取措施去保护健康的人群,帮助他们避免可怕的瘟疫是必需的。隔离麻风病人所获得的经验无疑影响了对黑死病采取的措施。该病一般被认为具有传染性,因此,防治原则与麻风病相同。主要措施是避免感染;隔离原则从而得到了快速、普遍的发展。病人必须向有关当局报告。在患病期间,他们接受检查并隔离在家。有鼠疫患者居住的每一处都设置了门禁。患者接触过的所有人也都受到隔离。他们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由市政当局的特派员提供。病死的人从窗户搬出,由大车运出城市。他们被埋在城外,这同样是为了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在鼠疫患者过世后,他的房间将进行通风和消毒,他的遗物将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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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社区内采取的这些措施外,还必须防止鼠疫的流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也为了整片社区的安全,所采取的方法是:对所有可疑人物进行一段时间的严格隔离和观察,直到确定他们不是鼠疫病毒的携带者。这一努力为公共卫生实践做出了一项基础性的贡献,即检疫制度。第一步发生在威尼斯,东方贸易的主要入口港。由于人们认为鼠疫主要是通过船运上受到感染的货物传入港口,威尼斯人建立了一个系统,对可疑船只、货物和人员进行隔离。早在1348年3月20日,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成立了,他们负责监督社区的健康状况,为保护社区他们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威尼斯人显然是在遵循既定的制度模式;追溯到公元1000年,似乎就已有在疫情期间临时被指派的公共卫生监督员。)这些官员负责在潟湖的一个岛上隔离受感染的船只、货物和人员。从这里开始,威尼斯人和其他社区的人们逐渐发展和完善了检疫系统。1374年,米兰公爵伯纳博·维斯孔蒂颁布了一项法令来防止鼠疫的传入和扩散。法令规定所有鼠疫患者都须从城内转移到一个只有康复或死亡二选一的地方。任何参与治疗鼠疫患者的人都要隔离14天,之后才能恢复与他人的社会交往。这样的隔离观察期也适用于被感染或疑似感染的游客和商人。同年,威尼斯再次受到鼠疫的侵袭,于是它拒绝所有疑似或已感染的游客、车辆及船只入境。三年后,也就是1377年7月27日,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拉古萨市议会下令对从疫区来的人实行30天隔离期。之后,隔离期又延长至40天——由此产生了“隔离”(quarantine)一词,它源自“quarantenaria”(40天隔离,又称四旬斋)。(据克莱门称,40天隔离期是由威尼斯在1127年首次提出的。)接着,在1383年,马赛建立了第一个检疫站,在对入境船只进行严格检查后,所有感染或疑似感染船只上的游客和货物都将被扣留40天,在空气和阳光下暴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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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赫克认为,之所以设置40天的隔离期,是因为在13、14世纪,第40天通常被认为是分辨急性或慢性疾病的日子。《圣经》也被用来赋予数字40特殊的意义。例如,大洪水持续了40天,还有其他持续40天的《圣经》情节。炼金术中,数字40也十分重要,因为人们相信某些嬗变需要40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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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4世纪中叶黑死病的刺激之下,意大利、法国南部和邻近地区的政府官员着手创建一套卫生控制系统,通过建立观察站、隔离医院和消毒程序来对抗传染病。这套系统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后期均得到采纳和发展,至今依然是公共卫生实践的一部分,只是以更严谨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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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引发了瘟疫? 在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很快就出现了大量解释鼠疫起源以及如何治疗它的医学和民间文献。从中也许可以提炼出关于这一可怕灾祸原因的重要理论,这些理论为前述的行政举措提供了基础。文献中的观点一部分来自对疾病的观察,一部分来自希波克拉底传统,即强调环境的物理因素导致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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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承认并接受鼠疫是一种传染病。这个观点是从直接观察中得出的,但它并未回答有关疾病起源和性质的所有问题。因此,如果鼠疫具传染性,那么传染因素是什么?它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包含在由盖伦系统化并由中世纪医生传播的希波克拉底传统中。大家都一致认为大气的某种变化,即空气的腐败,是导致鼠疫的原因。而空气的腐败是由腐烂的有机物、死水和腐水等引起的。例如,约翰内斯·德·托讷梅拉在其关于鼠疫的短文中写道:“在瘟疫期间,首先你就必须躲开所有那些从沼泽地、泥泞地、恶臭地以及不流动的水及沟渠、墓地、牲口棚散发出来的污染空气——要完完全全地躲开这些地方。”人们认为,腐败的空气改变了其性质,吸入它之后,身体的体液就会受到攻击,从而引发疾病。而当凶星会合导致大气腐败特别严重之际,就会暴发大规模的疾病。许多作家在试图解释为何有些人在疫情中被感染而有些人则没有时,还强调了个人易感性这一因素。对个人和个人卫生重要性的强调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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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理论,中世纪的人们努力以集体和个人的方式来处理被迫面对的紧急卫生问题。然而,这些观点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们为中世纪的公共卫生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还在于从它们开始,发展出了主导近代至19世纪后半叶的流行病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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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组织 。虽然中世纪的社区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体系,但它们确有一个集卫生监督、疾病预防和一般社区健康保障为一体的行政机制。这个机制的特性与中世纪的市政管理密切相关。尽管略有不同,但早期的市政管理都倾向于遵循一种简单规划。城市由议会进行管理,其成员相当于新英格兰的市政委员。议员们的头衔因地而异,但职能基本一样。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他们被称为执政官,而在法国北部及荷兰又被称为“市议员”,在英国则被称为市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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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日常管理工作由议会执行。因此,议会掌管财政,组织城市建设,命令和监督市政工程。在其负责的活动中,还包括处理福利和健康问题。所有这些事务一般会分派给议会的一名或多名成员,由他们组成相应的小组委员会。例如,在14世纪的米兰,六名官员负责街道清洁及环境卫生。在15世纪的亚眠,两名市议员被派去监管鱼市,两名监管肉类零售,两名监管面包烘焙及销售,还有另外一些人被派去检查食品杂货铺和药房等。这些官员的任期为一年。每日的工作结束后,他们都会提交监管报告,以便在必要时能立即采取行动。同业公会是中世纪城市管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许多社区中,如佛罗伦萨,上述这些职能都由公会官员负责。到中世纪末期,这一管理模式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但基本特性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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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的管理一般不是由医生而是由外行人执行。不过,市政当局还是会雇用医生来负责具体的工作,例如,向穷人及监狱提供医疗服务,为麻风病及类似病症提供诊断,为瘟疫或法医方面事务提供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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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的提供 。与公共卫生的其他方面一样,中世纪社区的医疗服务提供也是由当时的社会特性所决定的。中世纪的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社会地位界定森严。每一个社群都是有组织的,行动范围也被严格划分。中世纪早期,医生一职通常由牧师担任,教会为他们提供薪金和住房,使其可以把行医当成慈善来做。牧师们被允许接受病人的礼物,但不能索取费用。事实上,在整个中世纪,许多医生都因其牧师身份而无须考虑经济因素。然而,自11世纪起,越来越多的平信徒开始进入医疗界。例如,早在934年,佛罗伦萨的档案中有一位名叫阿玛珀图斯的教会执事,他同时也是一名医生。到13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的60名医生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同业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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