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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49 法国和比利时工业监管的立法可追溯至1813年，当时有一项敕令，其内容为禁止雇用10岁以下儿童在矿井作业，规定一系列保护措施，并把督查工作分派给矿井工程师。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解体和比利时王国的建立，这项敕令似乎被废除了，因为在19世纪，比利时矿场的童工现象相当普遍。各种尝试都无法阻止这种罪恶的发生，直到1884年，为了根除它，政府采取了立法措施，并对妇女儿童的劳动加以规范。除前文提及的1813年法案外，法国1841年法案是法国关于童工规范的第一部劳动法。该法禁止工厂雇用8岁以下的儿童。年龄在8～12岁之间的儿童，每天允许工作8小时；12～16岁的儿童，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12小时。但人们并没有遵守法律。在整个七月王朝期间，工厂及矿井中男女老少的工作条件仍然十分恶劣。1848年革命提出了社会立法的重要原则，并在社会医学的概念下提出了卫生计划。事实上，民众的健康状况极差，以至于路易·拿破仑在争权夺利的同时，还试图通过一项社会立法计划来讨好工人，这项计划中包括养老金、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以及为受伤工人提供赔偿方案。然而，这些期望和计划的实际效果是微乎其微的，直到1874年通过卢塞尔法，在工厂和矿井中工作的妇女和12岁以下的儿童才获得全方位的保护。立法本身并不关心成年男子的工作条件，也并未在维护他们的健康方面给予任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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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51 对美国工厂和矿场工人健康的担忧，与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情况密切相关。19世纪初，与工业主义相伴而来的，是妇女、儿童在阴暗、不卫生的工厂中遭受剥削。在1830年至1880年的五十年间，人们为改善工厂劳动者的境况所做出的努力主要是最基本的规章制度的实施——工作时间的缩短，就业年龄的限制，安全法规的引入。其中重点关注对象是妇女和儿童。1848年，宾夕法尼亚州启动了童工立法。第二年，纽约颁布了一项禁止雇用十岁以下儿童的法律。到1860年，北方的一些工业州也都颁布了类似的童工法。然而，这些法律产生的效果是有限的，因为当时还不存在工厂检查这一环节。此外，也没有法律可以解决工作条件不良的问题。对后一问题，马萨诸塞州是最早进行建设性处理的州之一。从1852年起的三十年间，马萨诸塞州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涉及蒸汽锅炉的安全装置、纺织厂的除尘、工业机械的防护措施，以及工厂的适当照明、供暖和通风条件。1888年，全面的工厂检查终于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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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53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为改善工厂及矿井工人的状况，人们付出了诸多努力，其中妇女和儿童是他们关注的重点。面对儿童的恶劣工作环境以及雇用妇女儿童进行井下作业的事实，人们做出了反应，发起了改善行动，但直到19世纪末及20世纪，人们才开始采取措施来处理成年男性工人的状况。此外，改善行动中的许多内容与职业病的当代医学研究没有产生什么直接关联。工业工人健康状况不佳的医学证明被用来支持改革事业，但对职业健康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有关工业环境规制的机构和团体之外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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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55 不过，在这段时间，一些研究在18世纪拉马齐尼等人打下的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法国在19世纪早期乃至更晚的时候都是职业健康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头羊。早在1822年，帕蒂西耶就向医生们提供了拉马齐尼著作的法文译本，尽管他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观察所得。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其他医生也在这个领域进行着原创性的研究。显然，我们无法讨论他们所有人，而且有几位医生已经在前文提到过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便是维勒梅，他已多次出现在我们之前的讨论中。这一时期法国另一位伟大的卫生学家是A.帕宏·杜夏特雷（1790—1836），他以一篇关于巴黎娼妓的论文而闻名，杜夏特雷主要关心的是下水道问题以及下水道工人的健康问题。1838年，L.坦克雷尔·德·普朗切斯（1809—1862）发表了他关于铅中毒的经典论文。L.F.伯努瓦东·德·夏都（1776—1862）和H.C.朗伯德（1803—1895）则讨论了不同职业对肺结核的影响。不仅是医生在关注这些职业健康问题。化学家J.B.A.柴福利亚（1793—1879）展开了对工业有毒物质的研究。1846年，内科医生Th.V.J.卢塞尔（1816—1903）发表了关于火柴厂工人疾病的论文，这是研究职业性磷坏死的先锋之作。安布罗斯·塔尔迪厄研究了职业性坏疽，并于1849年出版了专著，他对19世纪中期的职业医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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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57 这时，职业健康问题在英国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英国第一部关于职业影响健康的原创作品出版于1831年，由利兹的外科医生萨克雷所著。人们对职业与医学相关的方面慢慢感兴趣起来，更多的文章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的专业期刊上。英国当时最优秀的调查研究是威廉·法尔的统计分析和由约翰·西蒙指导编撰的报告。其中尤为重要的是E.H.格林豪在19世纪60年代对英国制造业地区工业病流行情况的研究。他特别关注肺部的粉尘疾病。另外，还有其他研究火柴厂工人的下巴坏死病（磷毒性颌骨坏死）的报告。然而，直到20世纪，这些研究产生的影响才全部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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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59 在美国，19世纪以前还没有关于职业健康的医学研究。当然，像科顿·马瑟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学者兼科学家都意识到了职业会引发的某些危害。例如，富兰克林发现排字工人和其他从事铅作业的工人有铅中毒的情况。在19世纪早期的出版物中仍然可以感受到来自拉马齐尼和其他欧洲作家的影响，如匿名作者的《关于文学家的精神错乱……》（1825）以及G.海沃德的《关于文学生活中的疾病的演讲》（1833）。然而，美国在这个领域的先驱作品一般被认为是本杰明·W.麦克里迪于1837年为纽约州医学会撰写的获奖论文。这篇题为《论美国各行各业对疾病产生的影响》的文章不仅深受萨克雷的影响，还受到了第一波日益增长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冲击。引起医生和其他人注意的许多问题都出现在1837年至19世纪70年代的出版物上。其中包括：约翰逊，《铅绞痛》，《圣路易斯医学外科杂志》，1847—1848年；斯基尔，《铅绞痛，或矿井病》，《圣路易斯医学外科期刊》，1848—1849年；加德纳，《缝纫机的卫生》，《美国医学时报》，1860年；威曼，《对灰尘的观察》，《波士顿医学杂志》，1862年；卡彭特，《采矿业对健康和生活的影响》，《宾夕法尼亚州医学会议事录》，1869年；沃克，《人民的职业》，《大西洋月刊》，1869年。此外，还有西部（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采矿业的发展所催生的大量由医生、工程师和非专业人士撰写的有关矿山卫生的文献。到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围绕这一主题以及工业健康其他方面的文献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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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61 在这一时期，关于工业健康方面的知识正在慢慢累积，待到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改善工人健康——而将医学研究、行政管理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的时候，则是20世纪结束之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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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63 大流行病时期 。虽然工厂和矿井工人的环境正逐渐得到控制，但传染病的暴发和一般卫生问题仍然是从事社区健康工作的人所关切的重点，因为这是一个大流行病的时期。19世纪，欧洲和美洲曾四次遭受全球性流行病亚细亚霍乱的严重侵袭。而在美国，黄热病比霍乱更可怕。从1793年可怕的费城黄热病开始，一系列的大瘟疫周期性卷土重来，差不多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霍乱和黄热病的出现使人们惊慌失措，但与此同时，在整个19世纪，其他传染病也不断出现在城市社区，有时极为严重，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其中最严重的要数天花、斑疹伤寒、伤寒、痢疾、白喉和猩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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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65 虽然不能忽视引发这些流行病的生物因素，但流行病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和社会因素造成的。在这一时期，铁路和轮船彻底改变了运输业。有了蒸汽，航运不必再依赖变幻莫测的天气。船只和火车按时到达，易腐烂的货物可以被运输，更多的人开始旅行。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去遥远的地方相对容易了，时间也相对短了。结果，那些与卫生和健康状况比自己差得多的国家有着广泛接触的贸易社区，它们不断地被输入传染病病例。当一个环境条件不佳（如水源被污染、排污系统严重不足、住房拥挤等）的社区遭到疾病侵袭时，流行病的发展就不足为奇了。起于肠道的传染病，如霍乱、伤寒、痢疾等，都是通过被污染的水、食物、器皿或直接通过患者传播的。其他疾病，如白喉、猩红热、天花等，一般是通过口腔飞沫在人和人之间传播。无论哪种情况，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城市社区普遍存在的环境条件为传染病的传播和暴发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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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67 1831年和1832年、1848年和1849年，以及1853年和1854年的霍乱大流行都起源于印度，这种疾病自1816年以来一直在那里流行，并从亚洲蔓延至欧洲。霍乱的潜伏期之快，病程之急，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在早期交通缓慢和困难的年代，这种疾病没有传播到亚洲以外的地方。再者，这种疾病的传播需要大量人口的快速流动，而这个条件在19世纪已具备了，当时正是一个大迁徙的时代。战争、政治动荡、饥荒，以及最为重要的经济条件，使大量人口流动起来，其中许多人向西迁移到美国，形成了马库斯·汉森所称的大西洋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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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69 因此，亚细亚霍乱直到1832年才侵入美国。爱尔兰移民把它带到了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然后沿着新开发的伊利运河迅速传播，穿过纽约州，向西进入密西西比河流域。霍乱也登陆了纽约和新奥尔良，又从那里沿着大西洋海岸蔓延至内陆。1849年暴发的疫情也遵循了类似的路线。像之前一样，它来自亚洲，于1847年侵入欧洲。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都无一幸免。瘟疫再度——这次是经由德国移民——输送至美国。从新奥尔良开始，它沿着密西西比河流域向上传播，正好与“淘金人”一起到达加利福尼亚。1866年霍乱又一次暴发，最后一次则发生在1873年。此后，随着人们对霍乱的病因和传播方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防治霍乱有了更有效的方法，这种流行病逐渐消失，此后再也没有侵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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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71 大流行病入侵欧洲时，许多人认为这种疾病的暴发已成为过去。英格兰自1665年起就再没有出现过鼠疫的身影。的确，人们仍然记得1720年在马赛发生的那场瘟疫，但那里也一样再未遭遇过这种疾病了。小规模的地方性鼠疫或黄热病的流行倒是曾在欧洲南部发生过。由于屡次遭受黄热病之苦，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对流行病问题有着更深的认识。然而，无论霍乱在哪里肆虐，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必须采取有力的控制措施来阻止这种新的祸害。但采取什么措施呢？对于那些相信特定传染病理论的人来说，正确的做法是进行严格的隔离。然而，当时更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瘴气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传染病是由有机物腐烂产生的臭气所致。当这些臭气在一定的气象条件下被带出时，就形成了流行病。从这一理论立场出发，不可避免地会认为，我们需要对社区进行清理整顿，而不是隔离人和物。此外，这种观点更受商业国家和社区的欢迎，因为对他们而言，任何阻碍货物和人员自由运输的行为都是极为不利的。但也不应忘记，相比我们对疾病传播条件有了更好的认识的今天，当时的隔离做法要严格和死板得多。因此，传染病的起源、传播和控制成为19世纪迫在眉睫的政治和公共卫生问题。同时，大流行病促使人们开始采取实际行动。控制流行病传播之必要，将以此为目的的国际合作问题摆上了议程，并最终导致了国际公共卫生组织的成立。在英格兰，1848年霍乱疫情的宣传价值是无法被忽视的，因为它，卫生总署才得以成立。同样，在美国，由于1873年疫情的直接影响，全国性港口检疫于1878年组建起来。执行这一行动的权力交给了海军医院服务部军医总监，由此形成了一个核心部门，也即后来的美国公共卫生署。最后，约翰·斯诺对霍乱所做的研究，为现代传染病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流行病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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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73 ——还有一些小流行病 。虽然霍乱和黄热病的流行引发了一场场可怕的灾难，但其他的地方病同样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19世纪，天花出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城市社区，不时兴风作浪一番。为控制这种危险的、会损人容貌的疾病而进行的斗争持续了很多年，直到20世纪，它才在美国被实际控制住。虽然有疫苗接种，且疫苗已被证明有效，但仍有一定比例的人口没有接种。大众抱有疑虑，许多人不敢接种疫苗，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心态是合理的。接种疫苗所使用的方法确实有其危险性。红斑狼疮、梅毒和其他传染病有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的。但在19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危险被消除了。1845年，那不勒斯的内格里开始在牛身上繁殖病毒，从而避免了使用人源病毒所潜藏的危险。1866年，这种做法从意大利传到法国，然后再到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1870年，从法国获得的病毒被植入波士顿附近的一群奶牛中，这是美国使用牛痘苗的开始。而使用灭菌甘油来保存牛淋巴是由罗伯特·科赫首先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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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75 导致儿童死亡的重要原因是猩红热和白喉。到18世纪末，猩红热的临床概念已被医生们普遍认可。临床医生对单纯性的猩红热，即无并发症的轻度猩红热，了解得很清楚。人们曾一度对它与白喉有些混淆，但在世纪之交后不久，猩红热的毒力下降了，于是，在19世纪前25年间，人们没怎么想要更准确地认识这种疾病。然而，在19世纪30年代，情况发生了改变。猩红热的毒性开始增强，在大约40年的时间里（1840—1880）达到了高峰，严重的疫情在欧洲和美洲频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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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77 1831年，都柏林暴发了一场极为恶性的猩红热疫情；1834年，爱尔兰遭遇这种疾病的肆虐，它造成的死亡人数相当于1832年霍乱的死亡人数。第一次席卷全英国的猩红热流行发生在1840年，第二次发生在1844年，第三次发生在1848年。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850年至1890年期间。美国也有类似的经历。例如，在1805年至1822年期间，纽约市很少发生猩红热。这18年间，仅报告了43例猩红热死亡病例。1822年后，这种疾病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病，到1847年底，死亡人数达到4 874人。此后，病例逐渐减少，直到1845年，第二波疫情开始萌发，并在1857年达到顶峰，造成1 325人死亡。1865年，卫生委员会对纽约的卫生状况进行了报告，指出猩红热正在流行，并且致死率颇高。在芝加哥和其他地方，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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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79 毫无疑问，1830年后发生了变化，正如查尔斯·克雷顿所指出的，猩红热成为“儿童传染病中死亡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在欧洲、英国和美国也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1880年后，猩红热的严重程度有所下降，目前的态势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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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81 在19世纪，人们对猩红热具有传染性这一事实已基本接受。然而，那至关重要的一步是在研究白喉的特殊性质及传染性的过程中向前迈出的。这种方法为白喉等传染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临床基础，它是从两个方向发展起来的。17世纪，托马斯·西德纳姆提出一个概念，认为疾病本身是一种实体、一个客观的物体，可以在床边观察它们，然后再进行描述和分类。这种临床趋势与疾病的解剖学研究方法相吻合。解剖研究经过几个世纪的精心培育，在无数次的解剖和尸检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病理观察资料。渐渐地，有一种观点获得了人们的认可，即在病中的患者身上所能观察到的反应与他们死后发现的解剖病变有关。这一观点最早由G.B.莫尔加尼（1682—1771）在1761年发表的著作《论疾病的部位和病因》中进行了充分表达。将临床和解剖趋势融合起来并系统地加以应用，则是1800年至1850年巴黎临床病理学家学派的重大贡献。他们所做的是在18世纪的一片混乱中，绘制出了一幅相对清晰和关键的疾病图景，这幅图景所基于的观点是，在病人床边观察到的临床表现与尸检时观察到的解剖病变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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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83 应用这一方法来解决白喉（当时被称为“恶性咽峡炎”）的问题，为理解这种疾病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并赋予了它现在的名字。直到1860年前后，恶性咽峡炎在法国一直极为流行，正是在那里，图尔总医院的首席医生皮埃尔·菲德尔·布雷托诺（1778—1862）应用了上述方法并取得了进展。1818年，在图尔驻军的士兵中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口腔及喉咙坏疽”的流行病。此后不久，兵营附近的平民遭到恶性咽峡炎的侵袭。布雷托诺对这场在1818年至1820年盛行的流行病进行了严谨细致的研究，准确记录了自己的临床观察和尸检报告。这些观察所得又附上了大量其他材料，于1826年发表，题为《论黏膜组织的特殊炎症，特别是白喉或膜性炎症》。这部经典之作一扫早先恶性咽峡炎、喉瘟和哮吼等不明确的概念，转而确立了白喉作为一种特殊疾病的学说。布雷托诺从希腊语“diphthera”（意为一块皮革，一种处理过的兽皮）创造出“diphthérite”一词；1855年，在他关于白喉的最后一本研究报告中，他把这个词换成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diphthérie”（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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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85 布雷托诺秉持一个明确的概念，即传染病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病因的性质决定的。根据调查，他认为白喉是一种疾病，其独有的解剖特征——假膜，是由某种未知的特殊病原体作用于人体而造成。他知道白喉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在几次致命的瘟疫中，他都曾以家庭为单位追踪过这种疾病。虽然布雷托诺的概念非常清晰和准确，但白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直到人们发现了假定的病原体，并证明了它与病因的关系。布雷托诺没有尝试将白喉的传播原理与当时已为人所知并正在被讨论的微生物联系在一起。直到19世纪末，白喉研究中的这个重要目标才最终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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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87 布雷托诺关于白喉的概念没能解决这种疾病的传播问题。如果这种疾病是可以传染的，那么是否由某种特定的微生物造成？一些研究者开始对这个问题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实验研究。推进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856年至1858年在欧洲和北美不同地区暴发的白喉瘟疫，这场瘟疫很快就蔓延到几乎全球各地。在19世纪早期，法国、丹麦和挪威是仅有的几个饱受白喉流行病摧残的国家，但在19世纪后半叶，所有地处温带的文明社区都出现了这种疾病。虽然这一时期的白喉发病率和严重程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它主要是一种儿童疾病，而不是成人病。1890年前后，欧洲暴发了第二波瘟疫，在随后的三十年里，疫情稳步下降。虽然白喉的流行极大地推动了研究，但研究结果普遍令人困惑。除了弗里德里希·特伦德伯格和马克斯·约瑟夫·奥尔特尔的工作之外，病理解剖学家和实验研究者们对夯实布雷托诺的概念贡献甚微。1869年，特伦德伯格发表报告称，已成功在动物身上接种白喉，其研究成果在1871年被厄特尔证实并加以推广。然而，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自另一个方向的研究，即从特定微生物角度来阐明疾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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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89 与此同时，其他研究流行病的学者也在收集这个方向的证据。我们对麻疹流行病学的了解大多来自彼得·路德维希·帕努姆（1820—1885）在1846年法罗群岛瘟疫期间所做的经典研究。在1781年的一场疫情过后，麻疹从岛上消失了65年。它于1846年又再度出现，并很快蔓延成灾，感染了大部分人口。当时年仅26岁、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帕努姆被丹麦政府派往群岛，作为医疗委员会的成员，为居民提供必要的援助，并对疫情展开细致研究。他在1847年发表的报告中确立了麻疹的基本流行病学特征。（顺便说一句，他的报告以医学地形学的方式，清晰地描绘了社区卫生问题的处理方式从早期的一把抓，转向更具体的、正处于发展和应用中的流行病学观点的过程。）帕努姆表示，麻疹的潜伏期一般为13～14天，在接触感染源后会出现疹子。他还发现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对该病易感，而且一次发作就能获得免疫。此外，帕努姆指出，该病在皮疹的暴发和兴盛期最容易传播，前驱期也存在可能，但他没有发现在脱皮期传播的证据。最后，他得出结论，麻疹是一种纯粹的传染病，因此，隔离是阻止其发展最可靠的方法。帕努姆在报告中还讨论了许多其他有趣的话题。鉴于人们现在对复杂社会是否比简单社会更容易诱发精神疾病这一问题的关注，读一读帕努姆在一个多世纪前对此展开的讨论会很有意思，他下了这样的结论：“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型城市——像法罗群岛那样，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如此之高。”另一件与法罗群岛有关的事也值得注意。1875年，麻疹流行又在岛上卷土重来，当时的情况表明，只有30岁以下的人，即没有受上一次疫情影响的人，才容易感染。到19世纪后半叶，人们普遍认为麻疹是由某种微观物质引起的，“这种毒素在病变机体内自行繁殖，疾病唯有通过毒素的传递，才可在人与人、地方与地方之间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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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91 还有两个人的名字脱颖而出，他们对以下原理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某种类似生物体的中介引起的特定感染，是传染病的唯一来源。这两位是流行病学泰斗约翰·斯诺（1813—1858）和威廉·巴德（1811—1880）。约翰·斯诺是伦敦的一名医生，彼时他以麻醉师身份闻名遐迩，而非作为历史上最杰出的流行病学家之一。事实上，他的名气很大，他分别于1853年和1857年在维多利亚女王分娩时为她注射氯仿。1831年和1832年，斯诺在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见过霍乱病例，当这种疾病在1848年再度袭来时，他开始积极地对其展开研究。当时斯诺在伦敦，他的第一篇通讯在1849年出版，是一本题为《论霍乱传播方式》的小册子。在1854年疫情期间，斯诺进行了更系统的调查，包括调查从宽街水泵中取水的消费者。在研究过程中，他考察了伦敦南部地区霍乱死亡人数的分布情况，这些地区的饮用水是由几家私营自来水公司提供的。斯诺指出，每个地区的死亡人数与每家公司在泰晤士河上取水位置的污染程度都是相对应的。1855年，斯诺在1849年小册子的基础上出版了第二本增补版，在增补版中，他阐述了自己对霍乱病因和传播的明确观点。根据该病的临床特征，他推断霍乱毒素是直接从口腔进入消化道的，这种毒素很可能是从霍乱病人的排泄物中产生的一种特殊有机体。此外，他还指出，霍乱可以通过沾有污垢的手或被污染的食物及水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最后，斯诺说，由于下水道的缺陷，霍乱病人危险的排泄物有可能渗入地下，污染水井或社区使用的其他水源。他得出的结论是，水中可以携带霍乱的病原体，但他也没能确定感染的病原体是什么。这些观点没有立即被接受，尽管约翰·西蒙、威廉·法尔和其他卫生工作者对其都已有所了解。直到1883年科赫分离并培养出霍乱弧菌，才证明了斯诺学说的根本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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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93 同时发现在科学领域绝非罕见；因此，斯诺提出的观点，也是他的同胞及同代人威廉·巴德独立的发现，这便不足为奇了。1849年，即斯诺第一篇通讯发表的那一年，巴德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恶性霍乱：其传播方式及预防》，其中他提出了类似的结论。在他看来，霍乱是由一种特殊的活体生物引起的，在人的肠道内繁殖，并通过被污染的饮用水传播。巴德认识到，这些观点也适用于他研究了三十多年的伤寒病。他对伤寒流行病学的贡献发表在《柳叶刀》《英国医学杂志》上，直到1873年，他才将这些研究总结成一卷，题为《伤寒，其性质、传播和预防方式》。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推论，巴德建议对伤寒病人的排泄物进行消毒，以减少该病的发生率。然而，作为一名乡下的医生，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对官方的公共卫生实践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尽管如此，不能否认布雷托诺、帕努姆、斯诺和巴德等人的调查和研究所累积的效应。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他们标志着在理解传染性疾病的本质方面取得的重要进步，而且他们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一种有机的传染病理论，一种能够自我繁殖的有机体。那么，是什么阻碍了人们接受这一观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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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95 瘴气还是传染病？——一个流行病学难题 。事实上，到19世纪早期，接触传染论和非接触传染论对传染病起源和传播的解释都相当老旧。两种理论都来自古老概念和经验观察的融合，并在几个世纪的历史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兴衰起伏，此消彼长。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推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观点会在某种程度上合并，产生一个介乎两者之间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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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9597 因此，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理论立场。首先是瘴气理论，即传染病的流行是由空气状态引起的。在19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是恶劣的卫生条件产生的地方性的大气导致了这些疾病。卫生改革者中有许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包括埃德温·查德威克和索斯伍德·史密斯，这充分证明了改革者们为改善卫生条件付出的努力。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特定的接触传染源是导致感染和流行病的唯一原因。这是严谨的传染病学家巴德和斯诺所持有的立场，也是今天的卫生工作者最为熟悉的立场，因为后者深受19世纪末细菌学发现的巨大影响。第三种立场是那些努力调和或折中瘴气论与传染论的人所持有的，可称为有限或偶发传染论。虽然承认传染病是由特定或非特定的接触传染源引起的，但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除非与其他因素，如空气状态、土壤条件或社会因素相结合，否则传染源不可能发挥作用。这是最为人所接受的场域理论观点，它的支持者有约翰·西蒙和马克斯·冯·佩滕科夫。这种观点之所以流行，主要是因为它的综合性，它能够容纳各种要素，甚至包括一些相互矛盾的要素，因而这种理论直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仍然存在。例如，迟至1888年，当时纽约贝尔维尤医院医学院的儿童疾病临床教授J.路易斯·史密斯博士仍认为，白喉病毒在肮脏、潮湿的地方生长，大城市的排污系统受到了污染。他相信，大多数儿童是通过吸入受污染的下水道气体而患上白喉的。实际上，有限传染论者往往反对传染论者得出的结论，比如隔离和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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