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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志愿卫生运动有两个主要的灵感来源。一方面,志愿机构的崛起和其付出的努力都是基于19世纪末业已成熟并获得公认的健康和疾病概念。其中,疾病的病因特异性概念(细菌学)尤为重要。医学专业化趋势亦是如此,新的发现更是加速了这种趋势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卫生机构是在努力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说明健康状况不佳和疾病在穷人的生活中具有毁灭性的作用,需要采取有力措施来消除疾病及其产生的后果。美国开展了各种不同的行动。其中许多组织,如纽约的亨利街安置会和改善穷人生存状况协会,都开始提供护理或诊所服务。纽约慈善组织协会还成立了结核病委员会,即后来的纽约结核病和健康协会。美国的这一发展,其所处的是工业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并伴随着城市社区的不断扩张。正是经济的迅速增长滋生出各种新问题,从而诞生了志愿卫生机构,也正是这种增长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时间,可以创办具有公共意义的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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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5年,美国约有两万个机构,招募了三十万名理事会和委员会成员,以及一百多万名志愿者,每年从公众那里筹集的资金超过5 800万美元。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如美国红十字会等,也不包括如健康促进慈善基金会,医生、牙医、护士以及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专业团体组织。虽然专业团体为社区的健康和福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严格来讲,它们的主要目标与志愿卫生机构并不一致。后者关注的是通过教育促进社区健康,展示改善卫生服务的方法,推进相关研究或立法,以及维护和代表这一领域的公共利益。尽管这类机构种类繁多,但志愿卫生组织一般可分为四大类:(1)关注特定疾病,如肺结核、癌症、小儿麻痹症、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症等;(2)关注身体某些器官的疾病,如心脏疾病、视力或听力缺陷、牙齿缺陷、运动和骨骼系统疾病等;(3)关注社区特殊群体的健康和福祉,如母亲和儿童、老年人、黑人;以及(4)处理对社区整体造成影响的健康问题,如事故预防、心理健康或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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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篇幅有限,无法详细探讨所有大型或全国性志愿卫生组织的历史。然而,对其中几个机构的起源和发展进行简略的调查后,就会发现是什么因素造就了它们今天的样子。全国结核病协会是美国这类机构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它的演变是整个志愿卫生运动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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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半个世纪前,肺结核不仅是美国人的主要死因,它还在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中造成了大量的慢性疾病和残疾。同时,它在大多数医生眼里是一种天生的遗传性疾病,与有害的外部条件有着某种模糊的联系。只有改变气候,才有希望治愈这种疾病。此外,几乎没有任何医院设施提供给结核病人,这些不幸的人还要蒙受旁人的轻贱。为了避免被污名化,患病的个人和家庭竭力隐瞒疾病的存在。这些情况无疑助长了这种传染病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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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3月24日,科赫向世界宣布,他发现结核杆菌是这种结核病的病原体。结核病作为一种疾病实体的概念最初建立在纯粹的临床和病理解剖学的基础上,现在则被细菌学的发现所证实。然而,从发现结核杆菌到美国开始第一次有组织地进行结核病防治运动,中间过去了十年。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都已意识到社区行动的意义。爱丁堡医生罗伯特·W.菲利普(1857—1939)称:“如果社区要从细菌学的这一发现中切实受益,那么可能就需要我们集中力量,确定一个地区结核病的程度,并制定防治结核病的方法。”于是,1887年,世界上第一家结核病药房——维多利亚药房——诞生了。菲利普医生的计划还包括家访、健康教育和建立面向病人的职业农场。在这一创举后,为了预防结核病的流行,1898年英国又组建了国家肺结核预防协会以及针对其他结核病的协会。这么做的目的是教育公众有关结核病的传播和预防,并在预防问题上对议会和其他公共机构施加影响,以及为肺结核预防协会设立新的分支机构,来推动地方一级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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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观念也在欧洲大陆独立发展起来。1891年初,波尔多的阿明高德成立了法国结核病防治联盟。同年6月,丹麦组建了结核病防治运动国家联盟。1899年,阿尔伯特·卡尔梅特(1863—1933),这位研制出卡介苗的伟大的法国结核病研究者,提出建立结核病诊所,以便对该病进行预防、教育和门诊治疗。1901年2月1日,他和同事一起在里尔开设了埃米尔·鲁诊所。(此前一年,欧内斯特·马尔沃兹在列日开了一家类似的机构。)到1905年底,法国有不少于62家这样的机构,其中38家位于巴黎及其周边地区。1895年11月,德国则成立了肺病患者专用疗养院建设工作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集结了所有对防治结核病感兴趣的个人和机构。起初人们主要关注疗养院的发展情况,后来焦点逐步转移到更大的领域,即社区结核病的防治,在1906年,委员会直接更名为德国防治结核病中央委员会。1903年,德国共有18家结核病门诊部;到1906年,诊所及门诊部的数量上升到6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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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展也影响到了美国。早在1889年,纽约市卫生局的顾问、病理学家赫尔曼·M.比格斯、J.米切尔·普鲁登和H.P.卢米斯就编写了一份报告,阐述了科赫的发现对社区结核病防治行动的影响。他们强调结核病的可预防性,建议卫生局对其进行监测,并对这种疾病的变化进行宣传教育。当局随即印制并分发了一份关于结核病的宣传册,但由于医疗界对报告持冷漠态度,之后便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然而,卫生局并没有放弃,1894年,它开始要求各机构上报结核病病例,1897年又对医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1893年9月30日,密歇根州卫生委员会投票决议结核病病例必须上报地方卫生官员。巴尔的摩的威廉姆·奥瑟拉和费城的劳伦斯·F.弗里克也在那个时候做出了类似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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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此之前,与结核病的斗争是专业人员的战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第一次动员社区力量来控制疾病。从形式上看,这条进攻路线与早先争取卫生改革和公共卫生管理的改善有着直接关联。而有所不同的是,人们发现广泛的社区组织是控制疾病的一种潜在手段,这对整个公共卫生计划意义非凡。这一新颖又意义深远的方式是由抗结核运动的先驱们所提出的,尤其是费城的内科医生劳伦斯·弗里克(1856—1934)及其同事们,他们在1892年成立了宾夕法尼亚结核病预防协会。该协会是多个方面的先锋领袖。它不仅是美国第一个结核病协会,还是第一家试图通过联合非专业和专业会员来发动社区力量,集中精力对抗一种疾病的团体组织。为此,它确立了一种至今仍在被广泛使用的模式。它的目标——预防结核病——将通过以下方法来实现:“(1)宣传关于疾病传染性的理论;(2)指导公众如何避免和预防疾病的实用方法;(3)走访贫困人口,向他们提供防范疾病的必需品,并指导他们使用这些必需品的方法;(4)为患有肺结核的穷人提供住院治疗;(5)与卫生委员会合作,采取预防措施;(6)倡导制定可有效预防疾病的法律;(7)协会可能不定期地采取其他方法。”在这方面,弗里克和宾夕法尼亚结核病预防协会为志愿卫生运动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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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克做出的努力不应只被视为局限于当地的成果。在宣传自己的理念时,他是那样的毫无畏惧,像一名真正的斗士一般不屈不挠。弗里克深知美国在防治结核病方面落后于英国和欧洲。他曾兴致勃勃地阅读了1887年菲利普在爱丁堡写下的作品,并就其研究方法与他通信交流。1902年,他到欧洲访问,在那里见到了卡尔梅特和欧洲抗结核工作的其他领导者。而最重要的是,弗里克致信其他美国学者,其中包括纽约医生S.阿道弗斯·克诺夫,一起敦促政府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十年过去了,宾夕法尼亚协会终于有了追随者。1901年,俄亥俄州成立了第二家州结核病协会;1902年,纽约慈善组织协会结核病预防委员会成立。到1904年,已有23个州和地方成立了这样的协会。最终,1904年1月,在巴尔的摩召开的预备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提议,创建一个预防结核病的全国性组织,同年6月,全国结核病研究和预防协会在大西洋城诞生了(1918年,该协会更名为更简短的“全国结核病协会”)。爱德华·L.特鲁多(1848—1915),这位在美国开创了以疗养院来治疗结核病的方法的医生,当选协会的第一任主席。该协会的其他医学奠基人还包括威廉·奥斯勒、赫尔曼·M.比格斯、劳伦斯·F.弗里克、S.A.克诺夫、威廉·H.韦尔奇、乔治·史登柏格、亨利·B.雅各布和M.P.拉夫纳尔。此外,协会还有六位非专业成员,其中有爱德华·T.德瓦恩、霍默·福克斯和塞缪尔·冈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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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经费是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之一,解决的难度最初很大。好在1907年至1917年这十年间,罗素·赛奇基金会承担了部分费用。1907年,出生于丹麦的记者兼社会改革家雅各布·里斯发起呼吁,使人们注意到可以通过出售定制的邮票或信封的方式来筹措款项。这一方法是由丹麦邮递员艾纳·霍布尔提出,并迅速在这个国家提到采用。从1910年到1919年,全国结核病协会每年与美国红十字会合作,销售信封。从那时起,圣诞节特制信封就由该协会独家发行。1919年,协会通过这种方式筹集了近400万美元,1947年则筹集到了近19 000万美元。从募集的一开始,协会便决定将所得的大部分资金(95%)分发给州和地方附属团体,而只留5%给全国总部。在筹措资金方面,协会也为其他组织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美国畸形儿基金会主办的“一角募捐步行”活动。另外还有两家取得了相对较小的成功,它们是美国癌症协会(野战部队标签义卖),以及全国残疾儿童协会(复活节印章义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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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系统的、有组织的公共卫生教育来赢得社区的支持和参与,通过机构来控制一种特定疾病或一组疾病,这些理念很快在其他领域流行开来。1905年,普林斯·A.莫罗医生成立了社会和道德疾病预防会,来解决性病的治疗和预防问题。之后,有11个州也成立了类似的协会,到1910年,这些协会被统一起来,组成美国性健康联合会,1914年,该联合会并入美国治安协会,共同组成了美国社会卫生协会。1909年,克利福德·比尔斯的自传《一颗找回自我的心》出版后,全国精神卫生委员会成立了。1913年美国癌症控制协会、1922年美国心脏协会、1938年美国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1940年美国糖尿病协会相继成立。1935年,美国儿童健康协会这一重要的志愿机构被解散了,它是由1909年创立的美国婴儿死亡率研究和预防协会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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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0年,国家卫生机构的增多使一些社区卫生领导人对协调的必要性、资金的有效利用、可能存在的重复劳动和对公众造成的混淆产生了质疑。为解决这些问题,1921年,国家卫生委员会成立了。尽管它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仍未达到最初人们对它所寄予的希望。近来,它关注的焦点是发展地方卫生机构的社区行动,招募更多年轻人从事卫生工作,并推动慢性病的社区计划。1941年,由国家卫生委员会发起、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一项研究在美国启动,研究内容是美国志愿卫生工作的规模和效果。这项研究所包含的田野调查和访问涉及65个城市、29个州的700多家卫生机构。S.M.冈恩和P.S.普拉特撰写了研究的结题报告,报告对全国及各州的卫生组织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并揭示出这些组织的社会价值、功能以及其存在的缺陷。两位作者为志愿卫生工作缺少集中指导和规划深表遗憾,并指出个别卫生组织的工作经常互有重叠,甚至重复。另外,不同的国家组织都是单枪匹马在与特定疾病或特定器官疾病做斗争,因此,通常它们只各扫门前雪。眼下志愿卫生机构各自为营、竞相筹款的场面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冈恩和普拉特建议将这些需求集中起来,通过全国性卫生运动统一募集,以便能更公允地分配资金。他们还建议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协调、整合各机构,并在州和地方社区进行更广泛的调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报告敦促当局在每个社区设立一个卫生委员会,由所有地方卫生机构的代表参加。提出这些建议,是希望最终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社区卫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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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组织“火炬传递”活动以来,约有九百个社区发展了联合基金,为志愿卫生机构提供活动资金,但这一发展招致了许多反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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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应该很清楚。志愿卫生机构做出的积极贡献非常大,不容忽视。如果没有它们,美国的社区卫生行动就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程度。通过研究、论证、进行职业和大众健康教育所取得的众多成就也都源于它们的付出。另一方面,今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与当时志愿机构产生和发展的时代大不相同。联邦政府的角色已发生了改变。在卫生领域它变得异常活跃,以分类拨款的方式帮助官方卫生机构从志愿机构那里接管前期开展的活动。紧接着,由于税率的提高,在选择赞助哪家志愿机构时人们常常左右为难。这就形成了“捐赠者的困境”。此外,随着疾病问题的变化,计划不可避免地也要改变。有些机构,例如结核病协会,倾向于扩大计划的内容,可以将其他健康问题涵盖在内。目前的志愿卫生运动正处于过渡期,这样的想法也不是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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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健康知识 。在进行有关妇幼保健、学校卫生、结核病防治等新的活动时,官方和志愿卫生机构一定会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做教育工作。为了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消除愚昧非常有必要。从19世纪末开始的这段时期,其特点就是对健康教育的强调,这种强调最终使人们认识到健康教育是社区卫生计划中的一个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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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卫生计划致力于卫生知识的传授,并且这些做法差不多一直延续到19世纪。之后一些卫生部门成立起来,它们也开展了类似的活动。前文提及的纽约卫生局,分别在1874年和1897年发放了有关婴儿护理、白喉以及肺结核的宣传单。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影响导致了今天美国健康教育的发展。一方面,美国出现了一场推动学校健康教育的运动。19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为了更好地了解儿童的需要,教育者们展开了一项针对儿童的研究。接着,这项研究又与生理学和卫生学教育结合起来,由于禁酒组织在1880年前后掀起的那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这两门学科还被列为学校的必修科目。如此规定的基本目的是要求学校就酒精和麻醉品的影响进行说明,但大多数规定只是纸上谈兵,因此,这种说明不过是变成更广泛的教学计划的一部分。还有其他一些促进健康教育发展的活动,包括学校午餐计划、安全教育以及情感和心理健康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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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世纪头十年及其后成立的志愿组织所做的努力很快就大大地超过了官方机构。公共卫生教育的开路先锋是结核病运动。1904年,约翰·S.富尔顿在巴尔的摩举办了第一届结核病展览。这次展览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于是第二年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又举办了一场类似的展览。1906年,刚刚成立不久的全国结核病研究和预防协会在伊沃特·G.劳特扎恩的指导下举办了一个巡回展览。不久,又出现一个同样类型的展览。这些展览在大城市的交易会和空置的商店内展出,由非专业人士打造和管理,也得到了当时一些顶尖医学家的建议。展览主要是为了吸引公众的目光,它们以一种最直接、最粗暴的方式进行。表现结核肺、破败脏乱的廉租房的照片,以及其他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都被直观地展示出来,主办方认为它们是最好的证据,它们会抓人眼球,使公众印象深刻,使他们信服。在抗结核病运动中使用过的其他宣传工具还包括报纸、传单和手册、健康讲座和幻灯片。后来,电影也列入其中。在所有这些努力中,最主要的是通过在广告和宣传领域发展起来的各项技术来呈现各种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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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卫生部门在有组织的基础上加强了教育活动。1911年和1912年,芝加哥和纽约的卫生部门各自发行了自己的周报。芝加哥面向的是非专业的大众群体,主要在教堂和学校中流行。而纽约市则主要面向专业医生群体,增进他们对于日常工作中的预防方面的认识。这份周报后来成为月刊,再后来变成季刊,一直到几年前(1966)才暂停出版。1914年,纽约市卫生局是所有官方卫生机构中第一个成立健康教育局的,同年,纽约州卫生局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到1929年,有52个市和35个州的卫生部门发布了其所在地区的卫生主题公报,发布时间一般为每月一次,少数几个部门设有专门的健康教育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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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加速了健康教育的发展,并为其发展创造了条件。战时的需要,特别是控制军队中性病传播的需要,进一步强调了保持健康是一种必须肩负的爱国责任。邻里组织和社区理事会把健康作为重点的关注对象。同时,儿童健康领域的不断进步,使健康教育脱颖而出,自此以后,健康教育成为最新的公共卫生专业之一。1918年,美国儿童健康组织成立,著名的儿科医生L.埃米特·霍尔特及护士萨利·卢卡斯·简担任其负责人。他们不仅对疾病保持警惕,还对教育活动和营养膳食所具有的促进儿童健康方面的潜力加以强调。由于该组织主要通过学校展开活动,且活动参与者大都是儿童,因此,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创作了一些欢乐又幽默的新调子,制作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儿童健康字母表》,前两行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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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代表苹果,也代表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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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需要这两样,我们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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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知识是由健康仙子和小丑楚楚这样一些故事角色来传达的。虽然这些努力确实很表面,也过分强调了健康的“闪光面”,但它们对早期健康教育活动的枯燥风格起到了矫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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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长期影响而言,更为重要的可能是当时采取的初步措施,即承认健康教育是公共卫生的一个特殊领域。“健康教育”一词最早是在儿童健康组织1919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被提出来的,次年,该组织成立了第一个健康教育研究金。1922年,儿童健康组织与美国儿童卫生协会合并,成立了美国儿童卫生协会。同年,它与美国教育局一起举办了莫宏克湖会议,会议强调对健康教育施教者进行适当培训的重要性。此外,到了1922年,公共卫生机构中从事健康教育的人员,其数量之多足够在美国公共卫生协会中单独成立一个部门。然而,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是全职从事健康教育的,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素养。这些早期的探索者是从其他卫生领域及相关专业如医学、护理、教学、宣传等招募来的。健康教育专业人员的人数增长缓慢。1942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地方卫生小组委员会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只有13个州雇用了健康教育工作者,共计44人。由此,美国公共卫生协会认识到这项工作需要训练有素的人才,于是协会在1943年规定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一般从业资格。协会也曾在1938年为学校卫生教育者规定过若干教育标准。同样是在1943年,公共卫生学校开始制订针对健康教育者的培训方案。很快就有了明显的成果。194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官方和志愿卫生组织共雇用了460名男性和女性担任卫生教育工作者。在这个群体中,有300人在官方认可的公共卫生院校完成了研究生课程。目前,提供这种课程的大学有下列几家: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杜兰大学以及耶鲁大学。到1951年,健康教育专家的人数足够多,于是成立公共健康教育者协会,成为团体的专业组织。然而,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受过训练的健康教育者。由于这类人群在社区卫生计划中展现出的他们所掌握的专业技能的价值,对那些在公共卫生队伍中资历相对较浅的成员的实际和潜在需求也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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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这种发展,健康教育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人们认识到,仅仅靠传授知识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知识。此外,人们还认识到,社区是一个单元,而健康教育与其他卫生工作一样,也需要根据社区各阶层的性质和需要进行统筹规划,以免有所疏漏。最后,人们认识到,当社区成员有机会了解自己的健康问题以及清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时,社区健康计划的基础就会变得更坚实。激发和鼓励公民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但由于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对工具和技术的过分强调,它变得湮没无闻。事实上,这一模式早就由那些志愿卫生组织的奠基人,甚至更早前的卫生改革者们建立起来了。合理的排污、供水系统和其他社区服务都是因公民组织坚持不懈的要求而得以实现。一些城市,尤其是纽约和波士顿,与地区卫生中心一起,为了更好地组织社区健康教育做出许多尝试。而在1938年,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发起了一个举国瞩目的全社区计划。在露西·摩根的指导下,该计划旨在呼吁全社区共同参与到统一的学习和行动计划中来。之后,美国公共卫生协会下的一个附属委员会于1941年编写了一份题为《社区健康教育组织》的报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今天,社区组织已成为美国健康教育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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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趋势是,人们认识到健康教育主要涉及人的行为和行为的改变,以改善和促进个人及社区的健康,因此,健康教育家必须依靠社会科学,才能更好地了解如何与个人或群体合作。同时,健康教育工作者也愈发严格要求自己,他们开始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工具来分析和评估自己的工作。虽然这种趋势刚刚崭露头角,但毫无疑问,随着社会科学更精准地了解个人和群体行为,健康教育工作者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完成他们所肩负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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