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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是在这个时候,这种关于饮食和疾病因果关系的基本理论似乎正在被人们收集到的证据和观察到的事实所推翻。人们逐渐意识到,疾病可能是由于缺乏某种基本物质而造成,而不只是外源性物质引发病理状态而已。想要理解这其中的意义,我们必须牢记,在世纪之交,医学界和公共卫生界仍在自我调整中,以适应巴斯德、科赫等其他微生物学家取得的革命性成果。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疾病都是通过外源性病原体即细菌和毒素而引发的。因此,医学家们在研究疾病问题时便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微生物假说。然而,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科学界出现了另外一些舆论风向,或许可以带领人们更早地发现因缺乏营养元素而导致的疾病。虽然在18世纪末,新鲜水果和蔬菜,特别是柑橘类水果的果汁在预防坏血病方面的作用已广为人知,但之后却没有对此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同样,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医生在19世纪推行的鱼肝油治疗佝偻病的方法,也没有引起更深入的探索。它们纯粹是经验的产物,缺乏任何精确的科学依据。为此,化学领域必须加快发展,人们需要一种新的病因概念。(类似的发展模式已在詹纳疫苗接种和免疫学的发展中有所描述。)到19世纪末,生物化学有了合理的基础,可以开辟出一条新的研究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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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81年,瑞士巴塞尔大学邦吉实验室的助手N.I.卢宁(生于1854年)发现,当幼鼠被喂食高度净化的饲料时,它们只能存活很短的时间。当他以牛奶的矿物质灰分形式为其提供所有必需的矿物质时,结果并没有得到改善。然而,用牛奶本身喂养的幼鼠能茁壮成长。因此,卢宁问道:“牛奶中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外,是否还含有其他维持生命所不可缺少的有机物质?”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饮食中某些元素的缺失会引发疾病。1887年,海军外科医生高木兼宽(1858—1920)通过在米饭的基础上加入鱼、肉和蔬菜,彻底帮助日本海军摆脱了脚气病这一古老的远东顽疾。1889年,布兰德·萨顿在伦敦动物园证明了,错误的饮食很可能是导致幼狮佝偻病的原因,通过给它们喂食碎骨、牛奶和鱼肝油,可以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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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一个具有实验基础的重要贡献来自世界的另一头。几年之前,即1886年,荷兰向东印度群岛派出了一个委员会,由C.A.佩克尔哈林和温克勒领导,调查脚气病的性质和原因,当时这种疾病流行甚广。他们得到了年轻军医克里斯蒂安·艾克曼(1858—1930)的协助。在那个细菌学的黄金时代,很自然地,他们是从病菌和传染性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他们在这个假设的方向上研究了大约两年,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观察到,用精米喂养的鸡出现了类似脚气病的症状,而当饲料被更换后,这些鸡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无论是糙米还是稻壳都能迅速起到治愈作用。基于这些观察,艾克曼在生理学家G.格林斯(1865—1944)的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后者于1901年从大米的糠粉中制备了一些提取物,并证实这些提取物具有惊人的治疗效果。在与格林斯的合作中,艾克曼的杰出贡献在于,他发现有一种疾病以多发性神经炎为特征,且与脚气病相似,当鸡只被喂食精米时,这种疾病就会产生,而用完整米粒代替精米后,症状便立即得到缓解。1901年,艾克曼发表了研究成果,他认为是一种神经毒素在起作用。格林斯则认为,导致脚气病的神经病变是由于缺乏稻壳中所含有的某种基本物质。接着,在1905年,佩克尔哈林受到艾克曼研究的激励,开始了一系列的实验,就像二十年前卢宁所做的那样。实验结果证实了艾克曼的观察,但佩克尔哈林比他更进一步,他假定有辅助营养元素的存在,我们现在称之为维生素。实际上,1906年由英国生物化学家弗雷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1861—1947)也曾独立提出同样的概念。通过对佝偻病和坏血病发病机制的研究,霍普金斯推测除了已知的基本营养元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矿物质)之外,还存在“最小的质量因子”。后来,他把这些元素称为“辅助营养因子”。最终,1912年,霍普金斯在一系列令人信服的实验中证明,如果想要保持动物的健康,除了给它们喂食迄今为止得到公认的那些基本营养元素外,还必须提供某些微量元素。同时,在1911年12月,波兰犹太化学家卡西米尔·冯克(生于1884年)宣布,他分离出一种确定的化学物质,具有抗神经炎特性。他认为这种物质属于胺一类的化合物,于是在“胺”(amines)这个词前加上意为“生命”的拉丁文“vita”,组成“vitamine”(维生素)作为它的名字。这一叫法被普遍接受,但最后“e”被去掉了,因为很明显这些物质绝不全是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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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12年的到来,关于营养缺乏症的现代概念,其演变的第一章已接近尾声。事实证明,仅仅包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无机盐的饮食是不足以维持健康乃至生命的,并且缺乏症可由实验产生,再以饮食补充来治愈;此外,研究者们还提出了维生素理论。下一篇章开始于1912年之后,主要是对概念的阐述和证实,以及对从中获得的知识的应用。这项工作是沿着以下几个方向进行的。各种辅助饮食因子,即维生素,已经被分离出来,并与特定疾病关联在一起。随着对维生素认识的加深,为了确定其化学性质和代谢功能,人们付出了诸多努力。为了测定食物中维生素的含量和最佳的营养标准,还研制了各种方法。最后,为了利用这些知识来改善个人和社区的健康,行政和教育工具也被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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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E.V.麦科勒姆和A.戴维斯、T.B.奥斯本和L.B.孟德尔分别提供了关于不止一种维生素的第一份证据。然后,在1916年,麦科勒姆发现,老鼠的正常生长至少需要两种因子:一种是在黄油和其他脂肪中发现的脂溶性A因子,另一种是在非脂肪性食物和米糠等材料中发现的水溶性B因子。这些研究也开创了用英文字母标示维生素的先例。此后不久(1918—1922),美国的麦科勒姆和英国的E.梅兰比证明,A因子中含有两种元素,一种是热稳定的,可有效治愈佝偻病;另一种是不耐热的,可有效治愈干眼病。人们将前者命名为维生素D,对后者则保留其原来的叫法——维生素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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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便有了解开佝偻病之谜的可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种疾病在城市社区,特别是贫民区广泛流行。例如,截至1870年,在伦敦和曼彻斯特等城市,据信有多达三分之一的贫困儿童患有显著的佝偻病。1884年举办的医学大会推动了一项调查,五年后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英国佝偻病的分布与工业人口的密度相吻合。例如,在克莱德地区,几乎每一个接受检查的儿童都患有佝偻病。迟至1921年,麦科勒姆在《美国科学院年鉴》中写道,美国城市中大约有一半的儿童患有或曾经患有佝偻病。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医生对这种疾病的病因没有明确的认识。人们把其归结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慢慢地,其中有两个原因引起了最多的关注,即不完善的饮食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在印度的医学传教士威廉·亨特利根据他在印度的观察得出结论,虽然饮食可能对佝偻病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缺乏户外运动和阳光似乎是导致这种疾病的主要原因。1889年,这些观察结果发表后,T.A.帕姆对佝偻病的分布展开了地理调查,他发现佝偻病在日照稀少的地方很普遍,而在日照充足的地方则很罕见。与此同时,众所周知,鱼肝油也可以治愈佝偻病。这在19世纪初就被人们凭经验发现了,1849年,法国著名的临床医生特鲁索曾证实,鱼肝油的抗佝偻作用是黄油的许多倍。1889年,布兰德·萨顿在其著名的幼狮实验中也使用了鱼肝油。尽管如此,它在医学上的地位一直起伏不定,原因很简单,没有人能够解释它是如何作用的,也没有人能够解释鱼肝油与生活条件,特别是有无日照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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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生素D及其抗佝偻病作用的发现,为各种观察与实验证据的合理连接提供了一种途径。人们发现鱼肝油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它含有维生素D。接着,在1919年,德国的科特·豪钦斯基通过实验证明,佝偻病患儿可以通过接受人造阳光的照射得到治愈。1924年,H.斯廷博克表示,用阳光照射引发老鼠佝偻病的食物,可以防止老鼠患上此病;A.F.赫斯发现,将天然的非活性脂肪(如棉籽油或亚麻籽油)暴露于汞蒸气灯下,可获得抗佝偻性。现在,揭开佝偻病全貌的最后一块拼图找到了。因为阳光作用于体内的脂肪会产生维生素D,所以对佝偻病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成为可能,这使得佝偻病不再是儿童致残的常见原因,而就在三十年前,情况还完全相反。然而,这种疾病并没有被根除。1945年,美国约有四十万儿童和青年不同程度地因畸形而患有严重的残疾,其中4.4%是由佝偻病引起的。1952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十万居民中仍有三人死于佝偻病。显然,虽然人们知道佝偻病是可以预防的,但这种疾病依旧存在。这是因为,一个事实,即与其说饮食是由知识决定,不如说是由社会习俗以及在某个地方和某种收入范围内可获得的食品所决定。此外,住房或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人们的营养状况。麦戈尼格尔和柯比(1936)开展了一项著名的调查,调查对象是那些在英国蒂斯河畔斯托克顿被重新安置的贫民窟居民。两位学者发现,生活在新房中的贫民实际上比生活在旧房中的情况更差,这是因为家庭收入在房租上的支出更多了,而用于食物的则更少了。因此,与继续生活在旧贫民窟的居民相比,被重新安置的人口死亡人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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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戈德伯格(1874—1929)及其同事的糙皮病研究可能是对经济和社会因素在缺食性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中起到的作用所进行的最深入和最彻底的探究。大约从1907年开始,在美国,尤其是南方,糙皮病的实际发病率在增加,同时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提高。到1909年底,已有26个州暴发了这种疾病。1916年,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人口死亡原因中,糙皮病位居第二。1909年,在伊利诺伊州,称职的研究人员们对该病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现致病的原因是微生物感染。在1914年,戈德伯格受美国公共卫生局委派,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第二年,他便发现,问题的根源出在糙皮病患者的饮食上,其中缺少了一些物质。当牛奶和鲜肉被添加进去,饮食得到了改善,疾病也随即消失,而当错误的饮食习惯再次恢复时,疾病又回来了。但,到底是什么元素的缺失导致了糙皮病呢?1917年,耶鲁大学奇滕登和昂德希尔的研究表明,狗的“黑舌头病”可通过给狗喂食导致人患糙皮病的食物而引发。戈德伯格和他的助手惠勒随后证明,这种疾病是一样的,到了1920年,他称这可能与一种维生素PP(糙皮病预防素)有关。紧接着,他就发现了抗脚气病的B因子,它也是一种抗糙皮病的特殊物质。1926年,他在报告中称,B因子由两种成分组成,一种对脚气病有效,另一种对糙皮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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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人们知道了如何预防或治愈糙皮病,但在1934年,这种疾病还是造成了美国3 602人的死亡,每死亡一人,增加20个病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在于知识的匮乏,更在于经济因素影响了南方种棉人的饮食。戈德伯格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与埃德加·塞登·斯特里克一起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糙皮病社会流行病学的经典研究。其中部分在棉纺村进行,部分在佃农中进行。家庭收入与糙皮病发病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随着收入的增加,发病率下降。然而,收入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食物供应来源和饮食习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深冬或春季,由于没有其他供应来源,加之南方贫困阶层备受限制的饮食模式,棉纺村的家庭只能在棉纺商店或杂货店中购买食物,这就导致糙皮病成为一种几乎人人都无法避免的疾病。虽然戈德伯格可以建议人们养牛、养鸡和种植花园,却无法改变这种经济状况。正如他在1927年就农村人口问题所写的那样:“有两件事情至关重要。第一,人口的经济状况与租佃制紧密相关,而租佃制又与单一作物的农业生产、所在地区实行的农业金融的投机性、租佃者收入的季节性波动……以及其他经济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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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营养学的新知识开始传播到医学和科学界之外时,它的影响力便辐射到整个社会。美国化学局(后成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为维生素A和B的价值已得到有效证明,因此在1917年向公众宣布了它们的重要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在节约粮食的同时保障健康,越来越多的保健品被生产出来,其价值也日益受到人们的认可。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科学营养这一理念被大力推进,公众欣然接受。易腐食品生产和流通方法的改进,使城市社区的居民能够更便捷地购买到保健品。而自助和连锁餐厅的发展也促进了易腐食品的流通。此外,针对水果、蔬菜、牛奶和其他产品的营销方法变得越来越有效,这导致健康动机被运用到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因此,到20世纪第三个十年,营养科学在美国不仅成为预防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还成为工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政策的主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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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卫生部门于1917年首次聘请营养师,这当然不是简单的巧合。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是第一批这样做的,它们此后也一直保留这项服务。营养教育并不是前所未有的创新。早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就有人做出尝试,想改变工人的饮食习惯。19世纪70年代初,纽约市建了一所免费的妇女培训学校,每周都会有志愿者在那里举办烹饪讲座。十年后,家庭经济学家艾伦·理查兹和玛丽·海曼·阿贝尔夫人在波士顿成立了新英格兰食堂,帮助解决“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之一——如何为穷人提供既经济又营养的食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世纪80年代,美国东部地区的一些公立学校引入了烹饪和家政课程。随着营养学的发展,有必要聘请一名卫生工作者,即营养师,来做这方面的专门指导。1918年,营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引入公立学校课程。一开始,营养师仅作为专业教师,主要为学校工作。他们的活动逐渐扩大到包括工作人员培训、社区教育和与结核病诊所等特殊群体的合作。《母婴(谢珀德-唐讷法案)》促进了人们对改善儿童和产妇营养状况的关注。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和密西西比州纷纷启动了营养膳食服务,当时主要是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为了实现目标,这些活动被安排在各州卫生部门的妇幼保健单位。1935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又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发展。到1937年底,15个州共雇用了27名营养师。与此同时,农业推广服务中心和其他政府机构也在实行营养膳食服务。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每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营养问题。到1948年,在53个州和地区的卫生部门中,就有50笔可拨出资金,够聘请70名营养师。同一时期,城市卫生部门也开始雇用营养师。其中行动最早的是底特律,它在1930年指派了一名专员去产前及儿童保健诊所教授营养学。到1937年底,共有五名营养师提供这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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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营养膳食,政府还采取了其他形式的措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以下几种情况的刺激:1929年至1936年世界经济危机,当时大规模的失业导致很多人出现营养不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需求和随之而来的食品短缺及配给问题;为工业工人和妇女儿童提供保护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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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到联邦剩余物资公司为学校午餐和其他项目提供食物的事实。1939年5月,食品券计划开始实施,以公共费用方式通过地方网点向救济家庭和低收入家庭提供食品。1940年和1941年,共有2.35亿美元用于剩余农产品的处理,这些粮食通过食品券免费发放给学校和救济组织。这些活动无疑对许多美国人的营养状况和饮食习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英国,保障人民特别是母亲和儿童的营养,是政府在战争期间的一大主要任务。总方针是确保人人都能平等地获得维持健康所需的所有基本营养元素。一些食品,如人造黄油和面粉,通过添加维生素(A和D)及矿物质(钙)来增加营养。1943年1月18日,美国一号战争食品令生效后,食品不断得到丰富。法令要求白面包中必须添加烟酸、核黄素、硫胺素和铁。虽然这一政策只持续到战争结束,但各州并没有中断实行。现在,约有26个州及夏威夷和波多黎各等地还有这样的法令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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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的效果相当显著。在英国,由于为母亲和儿童提供了营养补充食品,死产及妇幼死亡人数大大减少。尽管从这些事实和其他对照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如此清晰明了,缺食性营养不良症仍在世界上最繁荣的地区发生,例如美国。食物不仅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它也是一种商品,与经济组织形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就导致美国的低收入群体患上了营养不良症,虽然程度并不严重。在世界上所谓的不发达地区,情况要严重得多。正如德·卡斯特罗在拉丁美洲指出的那样,粮食短缺主要是由于半封建的农业制度、许多国家的殖民地属性、土地因受到剥削而流失、通信设施的不足、人口的贫穷愚昧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营养教育和研究一如既往地必要,现在可能更甚,但显然营养的改善从根本上与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有关。关心社区健康的人,今后要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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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健康和福利 。在美国,对职业健康的特别关注是最近才开始的。五十年前,工业医学领域对美国医学界而言仍是一片“不毛之地”。对工人疾病冷漠无知的他们,往往也对少数致力于保护工人健康的医生投以鄙夷。爱丽丝·汉密尔顿(1868—1970)在她的自传中对这一情况做了精彩的描述,她的大名在初期的工业医学领域中非常引人注目。1910年,当她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四届国际职业事故和疾病大会时,她发现“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值得自豪的场合”。比利时劳工部的吉尔伯特博士用一句简短的话做了总结:“众所周知,美国没有工业卫生,‘Ça n’existe pas’(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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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不久前的事;事实上,本书作者也是在这一年出生的。但自1910年以来,出现了哪些改变?人们已通过无数的实例,认识到暴露在有毒和危险的工作环境中会引起健康问题,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防止或改善这种接触所造成的后果。在劳工组织、社区领袖、立法者和医生的共同努力下,改革开始了。此外,日益明显的是,工人的健康问题不只是与就业场所有关。工厂外发生的一切也可能对工人作为一名生产者和工薪阶层的境况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影响工人健康的工厂环境可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负担。由于职业健康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将来它可能会变得愈发重要。这对所有关心工人健康,把他们的健康视为财富的社区及团体而言是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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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至1920年的十年间,职业健康成为公共卫生行动的一个重要领域。然而,这一时期发生的新鲜事都是几十年累积发展的产物,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欧洲经验的影响。无论是在劳动立法还是在职业病研究方面,美国都落后于英国和更先进的欧陆国家,尤其是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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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60年代初,英国颁布的所有劳动法都是为了保护纺织厂工人,其次是保护矿场工人。但从《1864年工厂法》开始,除纺织业外的其他行业也被囊括在内。其中有火柴、陶器、火帽和弹药筒等工业。《1867年工厂法》和《1867年车间法》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大量迄今为止未受监管的工业开始得到治理。法律首次禁止某类工人(如妇女和12岁以下的男童)进入特定的工序。这项立法主要是由医务官递交给枢密院的第三和第四次报告推动的,这些报告的大部分内容参考了E.H.格里诺对肺部粉尘病的研究。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英国又出台了铅中毒预防(1883)、工厂通风、卫生和安全、工人赔偿(1897)等其他事项的法案。1898年,政府设立了医疗检查员一职,托马斯·M.莱格(1863—1932)接受了第一份任命。故而,到19世纪末,一套工厂法体系已被制定完成,其中包括许多法令和法规,旨在为产业工人的健康和安全提供保障。诚然,某些群体,例如家庭工业的工人,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但采取进一步行动所需的坚实基础已经打好了。1901年通过了重要的《工厂和车间法》,这部法律经过整合,汇集了之前的所有工厂立法,并简化了危险行业制定法规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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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立法加强对产业工人的保护是政治和经济趋势相互作用的结果。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法案中,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市区的每位男性户主都拥有了投票权。虽然这还不是面向成年男性的普选,但它赋予了工人权利,使工会地位问题成为政治讨论的重点。1868年,曼彻斯特举办了一次工会代表大会。1873年左右,工会开始受法律的保护,工会主义在英国政治和工业生活中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工人们通过投票及其组织,努力争取改善工作条件。与此同时,自由放任的旧信仰正在被立法改良的新信仰取代。关于这种意识形态,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伦敦费边社。这一团体成立于1884年,旨在“以最高的道德标准来重建社会”。其成员有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乔治·萧伯纳、格雷厄姆·沃拉斯等其他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费边的“渐进之必然性”学说,使得许多中产阶级能够接受为劳工的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变革。用一个最受欢迎的费边派动词来说,它们“渗透”了劳工领袖以及保守派和自由派政治家的思想。他们,特别是韦伯夫妇,在这一时期对许多方面都造成了影响,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这个问题。另外,随着工业范围和技术的改变,新的情况出现了,旧的工厂法如果不加以扩展和修改就无法应对。而有机化学的重大进步、工业生产中对电力的应用,以及越来越多新金属的使用,都会引发之前并不存在的职业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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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头四十年里,更进一步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1907年,印染业得到了管制。第二年,政府禁止工厂使用黄磷制造火柴,合并了多项此前制定的有关农业生产中雇用童工的法令,并颁布了矿工八小时工作法,该法于1909年生效。1910年和1911年,则先后通过了《矿难事故法》《煤矿法》。前一部法令要求矿山提供和维护设备及培训救援人员,而后一部法令则规范了妇女和青年的就业问题,要求为她们提供所需的卫生设施,并通过湿钻法来减少灰尘。《1916年警察、工厂(兜底条款)法》授权国务大臣,其有权强制雇主为了工人的健康和卫生提供相应的防护服、急救措施、洗漱和更衣设施,以及备餐和就餐的场所。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职业病病例和工业事故被列入报告范围。其中大部分是由铅、砷、汞和苯胺等材料引起的工业中毒,但也包括炭疽等感染。1937年《工厂法》合并了之前的所有法案法规,不仅加强了安全和健康方面的规定,而且要求工厂报告所有的职业病,而不仅仅是法案中已规定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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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立法和监管活动的同时,还有另外两项发展,它们也同样重要。要想解决职业健康问题,就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工厂检查机制,对工人的健康状况进行科学调研。《1878年工厂和车间法》创建了一个集中的工厂检查系统,并由伦敦的一位首席检查员负责。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是这一职位的第一任。1883年和1884年,其手下共有五名主管检查员、三十名检查员、十名初级检查员,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1893年诞生了第一位女性检查员,五年后又诞生了第一位医疗检查员莱格。1896年,亚瑟·怀特莱格成为第一位担任首席检查员的医生。1902年和1903年,电气检查员和危险行业检查员先后被纳入系统。到1910年,由政府授权的工厂检查员就有200名,1939年增至320人,1944年则上升到4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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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与监管必须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而职业健康领域的重要研究是由政府医生、工厂检查员和其他相关人士进行的。19世纪60年代,在格林豪等医生发表了他们的报告之后,政府又开展了许多其他调查。从1890年起,英国出版的值得注意的经典著作包括《卫生、疾病和职业死亡率》(1892),作者为J.T.阿利奇;由托马斯·奥利弗主编的经久不衰的文集《危险行业》(1902),该书至今仍被人们所参阅;以及,莱格和K.W.戈德比在1912年发表的重要报告《铅中毒和铅吸收》,还有E.L.科利斯和M.格林伍德的精彩著作《工业工人的健康》(192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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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其他国家在处理工人健康和福利问题方面的前进方向与英国一致。有时他们完全参照英国的做法,有时则不是,这取决于工业发展的情况以及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例如,有些国家在19世纪末就任命医生担任工厂检查员,专门负责医疗工作,但另一些国家直到20世纪才开始这么做。表7显示了部分欧洲国家任命首批医疗检查员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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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的行动以北德意志联邦的《工业法》(1869)为基础,该法于1873年在整个德国推广实行。法案的第七章是针对工人的,它于1878年,尤其是1891年,在一部工人保护法(《劳动保护法》)中得到了修订。1897年、1900年、1908年、1918年和1920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1914年,处理家庭工人的特殊问题的法律出台了。而颁布个别行业的保护法规的权力被授予联邦委员会(帝国时期),1918年后则由国家劳动部长负责。1893年颁布的第一项法规涉及铅涂料、镜子和雪茄的制造。1903年颁布了一项法律来管理危险的磷火柴的制造。后来颁布的法规涵盖了铅和锌冶炼厂、采石场和各种化学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现行的此类法规有33项。如果国家当局没有颁布法规,个别州或地方政府则有权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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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任命首批医疗员检查员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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