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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厂检查在1878年扩展到整个德国时，检查员被赋予了地方警察的权力。然而，直到1937年，他们才有权根据国家法律实施处罚。一些州之前就已授权工厂检查员发布警察命令的权利（汉堡，1898年；普鲁士，1909年）。他们被要求向联邦委员会和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并予以公布。1909年，普鲁士共有285名检查员，1912年增加到328名。1904年，则有449名，外加8名医疗检查员。德国其他州的发展情况与普鲁士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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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帝国卫生局应政府当局要求，着手进行工业卫生领域的研究。这一研究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889年至1938年，在数百项公共卫生调查中，有46项是关于工业卫生的。这些调查涉及铅和汞中毒、炭疽热、钩虫病和托马斯炉渣吸入病。大学的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也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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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西欧，职业健康和福利一直是所有劳动部门关注的问题。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挪威、瑞典、丹麦、芬兰）、法国和比利时都是如此。另一方面，1917年十月革命后，工业卫生成为苏联卫生委员会的职责之一。随着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逐渐工业化，其他模式也在发展。总体上，行政责任趋于各自分担，劳动部维持工厂检查制度，卫生部则负责对工作场所进行健康和卫生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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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政治和行政责任的划分，美国的工业卫生发展与这些模式有所不同。他们对工人健康的关注晚于英国和其他更工业化的欧洲国家。但在1910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美国也越来越关注这一领域。在那极不平凡的一年里，芝加哥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职业病大会，美国矿务局成立，W.吉尔曼·汤普森在纽约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建立了第一个职业病诊所，爱丽丝·汉密尔顿以其一篇关于铅中毒的报告开启了她的前沿研究，约翰·B.安德鲁斯发表了有关美国火柴工业磷中毒的研究报告，而美国劳工局则发布了一份工业毒物清单。然而，这些事件都是一场运动的局部，这场运动植根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同时也被20世纪前十年追求社会正义的精神所滋养。根源之一便是政府机制，它们首先由各州，然后由联邦政府创建起来，旨在维护劳工的利益。南北战争之后，工会及其领导人要求政府部门专门设立单位来解决工薪阶层问题。第一个这样的机构是成立于1869年的马萨诸塞州劳工统计局，也是在那一年，州卫生局成立了。1885年，联邦政府在内政部设立劳工局，在此之前已有14个州设立了类似的机构。不久，当时的主要工会之一劳动骑士团要求政府成立劳动部。1888年，劳动部成立，1903年与商务部合并，成为商务和劳动部。现在的美国劳工部成立于1913年，目的是“培养、促进和发展工薪阶层的福利，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为他们创造可以赚钱的就业机会”。早期的美国州立劳动局是调查劳动条件，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的机构。工人健康是最早引起这些部门关注的问题之一。例如，1889年至1895年间，新泽西州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职业对寿命影响的报告。不仅如此，职业对健康的影响也在新泽西州（1883）、威斯康星州（1887、1888）和蒙大拿州（1893）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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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些机构为改善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条件打下了基础。在工厂里，妇女儿童的工作以工时长、卫生条件恶劣为特点。从1870年到1900年，越来越多的儿童陷入不断扩张的工厂制度的魔爪中。19世纪，老牌的工业州制定了一些有关妇女儿童的社会立法措施，但到1890年，这些法律基本失效了。到1900年，16岁以下被有偿雇用的儿童至少有170万名，一些学者认为实际数字还要高得多。制造业，特别是血汗工厂，条件最为恶劣。成千上万的儿童被困在残酷的经济体系中，他们才刚刚脱离婴儿期，身心就受到了无情的摧毁，这种景象不禁唤起了许多具有社会意识的公民和政府官员行动的决心。伊利诺伊州的情况就是例子。在联邦劳动局成立之际，1873年至1885年担任马萨诸塞州劳动局局长的卡罗尔·D.赖特被任命为该局局长，几年后，他发起了一项针对大城市贫民窟的调查，并于1892年委派弗洛伦斯·凯利负责芝加哥地区的工作。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贫民窟的血汗工厂无处不在，它们雇用男人、女人和儿童，其中最小的儿童只有三岁。为了让公众了解这些事实，凯利夫人提议伊利诺伊州劳工局对此事展开调查，最终，一个立法委员会成立了，该委员会商讨补救措施，并提出在伊利诺伊州制定第一部工厂法。于是，美国首次出现了规定妇女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天八小时以内的法案。此外，法案还规定，禁止工厂雇用14岁以下的儿童，对贫民窟血汗工厂进行管控，设立工厂检查部门。1893年7月，凯利夫人成为伊利诺伊州第一任工厂首席检查员。她带领手下的12名员工，基于14 000美元的拨款，积极又顽强地执行新的法律，消除童工、血汗工厂以及其他工业所造成的虐待现象。1895年，州最高法院宣判妇女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违反了宪法，1897年，新州长上台，凯利夫人遭到免职。之后，她开始转战全国，成为国家消费者联盟的负责人，该联盟成为保护在职妇女和儿童最有力的后盾。通过工会、妇女俱乐部和其他组织的努力，童工立法运动发展迅猛，势不可当。1904年，全国童工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重要的一步迈出了。1905至1907年间，付出的努力终于有了初步的收获，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州启动了保护性立法或加强了现有法律。接着，在1907年，国会拨款15万美元，用于研究工业领域妇女和儿童劳工的生存状况，最后呈现的是一份长达19卷的详细报告，其结论使公众大为惊骇。匹兹堡调查也于1907年发起，由罗素·赛奇基金会资助，它使公众注意到了同样令人震惊的事实。正是这些调查，以及前文提及的活动，促成了1912年儿童局的成立。在这段时间内通过的有关童工的州法律，一般都禁止儿童参加对身心有害的工作，规定了最低年龄限制及工作时长，并要求工厂在合适的情况下为儿童提供教育。1908年，司法界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了一项法案，以支持俄勒冈州在1903年颁布的法律，其规定在工业领域工作的妇女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个小时。路易斯·D.布兰代斯运用“社会学”法学的新方法，使法院相信，工作时间过长直接影响妇女的健康和家庭的稳定。因此，国家有权保护其公民的健康、安全、道德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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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具有社会意识的医生看来，职业病问题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20世纪的头十年，职业病愈演愈烈，这个问题开始受到关注。毋庸置疑，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当代发展也影响了美国人。1896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学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工业卫生的社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该文章探讨了英国议会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涉及134家工厂，所覆盖工序和产品有烫金、易燃涂料的使用、干洗、印度橡胶、汽水和蒸汽机车等。1902年，乔治城医学院国家医学教授乔治·M.科伯（1850—1931）应劳工专员赖特的请求，推荐了他的前学生C.F.W.德林去调查白铅、油漆、亚麻籽油、清漆、动物脂肥料和其他产品的生产情况。这项研究结果发表于1903年1月，在美国尚属首次。第一个承认职业健康是卫生部门职责范围的州是马萨诸塞州。1905年，马萨诸塞州卫生局提交了一份简报，对影响工厂和其他产业雇员健康和安全的情况做了调查。卫生局委派了卫生检查员，后者负责检查工厂、车间、廉租房和类似的场所。他们的报告与1907年纽约检查员提交的报告一样，强调了对车间卫生进行公共管制的重要性。（不过，必须指出，纽约的检查员是由州劳工部雇用的。）内科医生W.L.汉森负责工业卫生工作，他在1907年发表了一份更为详尽的报告，特别强调了粉尘行业对健康的危害。这也是一个“耙粪”的时代，到1907年，流行杂志开始刊登有关工业卫生运动的报道。那一年，《蒙西》杂志发表了一篇由威廉·哈德撰写的文章，题为《毒物在哪些情况下困扰人们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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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头十年的尾声，改善工业卫生条件的运动全面展开。1908年，曾被任命为罗斯福总统家园委员会委员的科伯就一些行业存在的健康危害做了一份全面的调查报告，并提出法律建议以及其他应对措施。同年和次年，劳工局发布了弗雷德里克·L.霍夫曼的报告《粉尘行业的肺结核死亡率》，对美国的劳工立法以及控制结核病的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要求工厂用排气扇或其他方法进行除尘的法律，已成为规章制度的常见条款之一。1908年，英国工业卫生学先驱托马斯·奥利弗（1853—1942）出版了他的《职业病》一书。在美国，这本书被劳工及卫生部门的人员以及对该领域感兴趣的医生们广为传阅。1908年还见证了另一个重要事件，伊利诺伊州成立了第一个州职业病委员会，不过该委员会的活动直到1910年才开始。同时，1909年，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发表了《关于国家活力、浪费和保护的报告》，引起了全国范围对健康问题的讨论。他敦促联邦和各州政府以及各市镇采取有力的行动，保护人民免受疾病之苦，进而保护国家的基本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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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美国劳工立法协会组织了第一次全国职业病大会，在防治职业病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两年后，在该协会和美国医学协会的联合赞助下，第二次大会在大西洋城举行。众多对职业病感兴趣的专业团体和经济团体都派出代表参加会议，从会议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促进未来几十年的大力发展，坚实的基础已经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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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次会议间，人们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展。约翰·B.安德鲁斯发表了一篇令人难忘的关于火柴行业磷中毒即“磷毒性颌骨坏死”的研究，并促成了1912年《埃施法》的颁布。这项法律对白磷火柴征收高额税款，从而使其生产变得无利可图。（安德鲁斯于1906年成立了美国劳工立法协会，并以满腔热忱和奉献的精神担任协会的秘书一职。协会于1942年解散。）1910年，伊利诺伊州职业病委员会开始行动，并于1911年发表了一份总结报告，是这一领域颇具价值的先锋工作。报告中最详尽的是由爱丽丝·汉密尔顿所做的工业铅中毒研究。1897年，在成为赫尔馆的居民后，她萌发了对职业病的兴趣，赫尔馆是由珍妮·亚当斯在1889年创建的具有先驱性的社会服务中心。在那里，汉密尔顿学会了如何获得紧迫的社会问题的一手信息，也学会了应该对此做些什么。汉密尔顿博士在伊利诺伊州委员会的工作使她对陶器工人和画家的铅中毒症状展开了开拓性的研究（1912、1913）。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她致力于职业病的发现和预防，特别是工业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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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人们还注意到其他类型的健康危害。1909年，参议院的《美国妇女儿童劳工状况报告》强调了玻璃、纺织、服装等其他行业的工作条件是导致妇女儿童患病的原因。在这些案例中，致病的不是毒物，而是速度、噪声、过长的工作时间、通风不良及一些类似问题。第二年9月，大纽约斗篷、西装、裙子产业卫生监督联合委员会开始调查和监管服装厂的卫生条件。这是美国工业史上第一次由雇主联合会与工会一起创建和维护卫生的工作环境。1911年，三角内衣厂的火灾惨案使得针线行业的情况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这次大火导致145名工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年轻女孩。公众舆论被唤起，政府派出一个工厂调查委员会对安全和卫生状况展开研究。该委员会由未来的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以及之后成为美国参议员的罗伯特·F.瓦格纳领导，两人后来都成为社会立法的杰出拥护者。1912年至1915年，该委员会重新制定了纽约的劳动法。值得一提的还有1914年公共卫生署的医生J.W.谢尔切夫斯基在纽约市服装工人中所做的研究，它揭示了结核病流行率过高的真相，这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健康中心的成立，作为先锋机构，健康中心一直到现在都在不间断地为工会成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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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间，保护和维持工人健康的运动也在众多地方形成了组织。1911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之后又设立了一个健康服务科。早在1910年，美国公共卫生署就认识到了工作环境对健康的危害，1914年它成立了以J.W.谢尔切夫斯基为首的工业卫生和环境卫生司。同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成立了工业卫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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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员工健康对工业生产有百利而无一害，少数有远见的雇主很早就觉察到这一点。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全国有几百名医生与工业企业签订了合同，为在工作中意外受伤的员工提供治疗。有些医生还为员工进行体检。例如，1909年，内科医生H.E.莫克在芝加哥的西尔斯百货公司引入了员工体检。1914年4月14日，一群担任工业医疗部门主任的医生们组建了工业医生联合会。这个组织成为全美工业会议的医疗顾问。然后，在1916年，美国工业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协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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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工伤赔偿运动，组织化的工业卫生服务于1910年后发展起来。这个国家对工伤赔偿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893年由约翰·格雷厄姆·布鲁克发表的关于德国强制保险的报告。美国联邦政府是第一个为雇员提供事故赔偿的（1908），但相关法律出了名的不完善。蒙大拿州紧随其后，于1909年对矿工事故作出了赔偿。1910年，纽约颁布了第一部现代工伤赔偿法。虽然它随即就被州最高法院宣告无效，但仍促进了赔偿立法的普及。1911年，有10个州颁布了这样的法律，1912年和1913年又有11个州颁布。然后，在191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它们提供了合宪性支持，因此，在合宪日之后通过的所有法律通常都具有强制性。到1932年底，只剩下四个州没有颁布事故赔偿的法律。起初，这些法律只关注工伤事故，而不包括职业病。1911年，有六个州（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纽约州和威斯康星州）通过了要求雇主向州卫生部门报告职业病的法律。但直到1917年后，法院才开始对赔偿法做出法律解释，将职业病涵盖在内。到1948年，33个州、哥伦比亚特区以及四个属地都实行了职业病赔偿法。到目前，还有七个州没有实行。工伤赔偿法对美国的职业健康状况产生了非常有益的影响，它把很大一部分伤病的经济成本转嫁给了雇主。雇主必须购买保险来支付这类费用，而保险费又是根据工厂的经验和安全卫生设施的质量来决定，因此，保险公司为改善事故预防和职业病控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工伤赔偿的有限性和法律的不统一性，以及确定特定疾病类型的限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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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萨诸塞州卫生部门早在1905年就开始关注职业健康问题，但其他各州的官方卫生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有所响应。与许多其他卫生领域一样，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通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需求激发了人们对职业健康的兴趣和行动力。联邦政府通过向各州提供补助，在各州卫生部门设立了工业卫生单位。1940年，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州卫生机构没有开展任何的职业卫生活动；到1950年，则有51个州和地区的卫生部门参与了有关职业卫生的活动。此外，据报告，1953年，有九个市和县制订了职业健康方面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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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职业健康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也部分归功于专业和教育方面的进步。《工业卫生杂志》于1919年5月创刊，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在该领域唯一的期刊。直到1930年才出现第二本专门介绍职业健康的杂志《工业医学》。在推动职业卫生计划方面，若干专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6年，美国外科医师学会组织了工业医学和创伤外科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制定最低工业医疗服务标准、调查工厂医疗部门并对它们是否符合规定标准进行认证的工作中表现出色。仅十年后，即1937年，美国医学会就成立了工业卫生委员会，用来协调这一领域的工作，开展教育活动。1890年科伯在乔治城大学、1905年C.-E.A.温斯洛在麻省理工大学分别开设了关于工业卫生的第一批课程。此后，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校也纷纷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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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职业健康相关的兴趣和设施的增加也导致了另一个专业的诞生，即工业护士。实际上，工业护理是公共卫生护理的一个分支。1878年，英国出现了第一位受雇于工厂的护士。在美国，这项服务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了。随着职业卫生领域的扩大，护士人数也在缓慢增加。1940年，美国公共卫生署做了一项统计，全国共有3 271名工业护士。国家公共卫生护理组织意识到这一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在1930年成立了工业护理科，1941年4月又增加了一名工业护士顾问。同年，美国公共卫生署也在其护士人员中增加了一名类似职位的顾问。一年后的1942年，美国工业护士协会成立。多年来，一直是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在为其工业保单持有人提供护理服务。服务开始于1909年，于1950年停止。从1928年开始，威斯康星州雇主互助社——一家理赔保险公司——发展了一项以探访工业为目的的护理服务。1943年，这项服务的工作团队由16名护士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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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职业健康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领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的变化和发展，未来情况可能更甚。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过去四十年中取得的重要进展，现在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底气。尽管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依旧有许多知识没有得到应用。此外，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工厂工人的健康不能以场所不同而区分对待。家庭生活条件和工厂工作条件对工人的健康同样重要，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有效地预防疾病。人们愈发认识到，工业医疗必须与工人及其家庭的一般医疗相协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工商业中就业，这已成为美国人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之一。最终的解决之道无疑将取决于医疗组织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在预付费用的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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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人民医疗服务 。25年前，美国几乎不存在预付医疗服务；事实上，人们还在就健康保险的原理进行着激烈的辩论。1932年，医疗费用委员会发布了《最终报告》，为美国当前健康保险的发展提供了起点。虽然严峻的医疗服务和分配问题最近才在美国出现，但早在17、18世纪，英国和欧洲大陆就已经出现了对恰当的医疗服务提供方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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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贫民形象为具体象征的劳动贫困问题，在18世纪的社会逻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些贫困问题上，若干社会先锋展开讨论，试图解决疾病需求的供给问题，包括医疗服务。大多数情况下，患病的穷人是由地方当局，通常是教区，提供医疗护理。在英格兰，《伊丽莎白济贫法》规定教区当局有责任向穷人提供援助，逐渐也将医疗护理涵盖在内。然而，教区官员既没有受过培训，也不愿意处理这些问题。这就衍生出公共任务通过协议模式转派给私人的普遍做法。按照这种模式，教区官员常常与当地医生签订协议，让他们来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这些协议因教区而异。有时，医生会同意为居住在教区的所有穷人看病，或只为那些教区对其负有法律责任的穷人看病，同时提供药品。偶尔也会出现当局与药剂师单独签订协议的情况。还有其他一些协议则免除天花接种、流行病等项目。一些教区按人头付费，一些则按服务付费。这种操作方法非常受欢迎，因为人们发现可以借机减税。这样的制度必然会遭到滥用。但我们必须承认，它提供了一种医疗服务，不仅如此，它所形成的管理模式对后来的医疗服务供给计划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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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有几位颇具远见、心怀贫苦大众的人，他们提出了一些方法和手段，使穷人能够支付自己的护理费用，并接受有效的治疗。其中之一便是文人、小说家丹尼尔·笛福。1697年，他出版论著《计划论》，在书中，他提出一个又一个有关公益的建议。其中有一篇《关于养老金办事处的建议》，他称这是“救济穷人的一种的尝试”。凭借着对商业方法的坚定信念，笛福提出将保险原理应用于穷人。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医疗服务的提供也被他纳入在内。1714年，伦敦的一位贵格会教徒、布商约翰·贝勒斯提出了一项计划，该计划更具想象力，涉猎范围更广，并且对健康的社会经济有着更深的见解。在他的文章《论医疗的改善》中，他提议了一个关于设立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计划。然而，无论问题还是计划都不是英国人的专利，因为在1754年，巴黎一位富有的慈善家克劳德·亨贝尔·皮亚隆·德·夏穆塞特发表了他的《家庭协会规划》，就医疗和住院保险勾画了一个方案。具体来说，他建议成立一个组织，成员每月支付一定的费用，当他们生病时，可为其提供在家或医院的医疗服务。夏穆塞特设想通过较低的费率进行集体投保，并建议雇主为其学徒、工人或侍者一起投保。行政委员会中将有这些团体的代表。为了谨慎起见，夏穆塞特建议对入会成员以及组织提供的服务做出一定的限制。对孕妇而言，唯一的要求就是会员资格至少有九个月。患有性病或不治之症的人不得入会。组织还将精心挑选内科、外科医生，尽量保证涵盖所有可能的治疗，并按受薪制委任医生。病人如希望得到组织外的医务人员的服务，则必须自行支付费用。组织还设有一个管理完善、储备充足的药房，为病人提供必要的药品。所有病人的详细记录将被保存，医生将以书面形式开出饮食和药物的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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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笛福、贝勒斯和夏穆塞特的计划一直没有得到实现，而在布里斯托尔、汉堡和慕尼黑的几项救济失业者的计划却真的开展了起来，并且还有医疗服务提供。在汉堡，救济计划的资金来源于税收和自愿捐款。内科、外科医生和助产士根据济贫员的要求，按地区为病人提供治疗和护理。1790年，拉姆福德伯爵本杰明·汤普森在慕尼黑建立了一个类似的体系。在这个时期，被雇用的工人和手艺人也做了一些努力，来保护自己不受疾病的侵害，这些努力也同样重要。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城市贸易俱乐部、友好互助会。中世纪的行会就有自己的互助计划，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行会一直到19世纪还发挥着这一功能。在英国及法国，我们所说的互助会要到17世纪末才出现。例如，1687年、1703年和1708年，胡格诺派的工人在斯皮塔菲尔德成立了友好互助会。在整个18世纪，英国各种类型的互助会稳步增长。它们的基本宗旨是为生病、失业、死亡或遭受其他不幸的人们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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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笛福的计划中，他曾建议对那些忽视或拒绝参加计划的人群采取强制措施。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实际上1693年科尔伯特在法国、1696年英国政府在格林威治医院就已设立了针对残疾海员的强制性医疗计划。（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世纪后的1798年，美国为病残海员设立了强制保险计划，由此公共卫生署终于发展起来了。）1757年国会通过了一项“为泰晤士河上作业的煤炭搬运工提供救济”的法案。法案要求雇主在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中扣除一部分金额，相当于每英镑扣两先令，用来设立一项基金，在工人生病、残疾、年老和死亡时为其提供补助。然而，这一法案却被雇主们肆意利用，在1770年被国会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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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自愿性保险计划。例如，在斯塔福德郡的诺斯尔，教区档案中就包括一个至少早在1766年就成立的友好互助会的记录。该社团被认为帮助减少了穷人的教区税，因而受到教区当局的优待，济贫员偶尔甚至会为经济拮据的会员缴纳会费。1776年至1787年，萨里郡的温布尔登也有类似的记录。在法国，为会员提供医疗服务的各种互助组织相继发展起来。在法国的玻璃工业界，会在一些情况下为工人提供包括医疗、生病期间的补助金及年老后的养老金。巴黎的掘墓人公会则为生病的成员提供住院治疗。还有巴黎的家政工人协会，在成员生病时会为其提供医疗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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