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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政府在这些领域不断扩大的利益，必须建立国家行政系统。一般来说，每个系统都以一个国家部门为中心。例如英国在1919年通过的《卫生部法案》就取消了地方政府委员会，成立了卫生部。其他部门的各种卫生职能也大都被纳入这个新部门，其范围已超出了狭义的卫生概念。该部门的职责包括住房、济贫法管理、健康保险计划和地方政务，以及发起和指导有关全体人民健康的研究和措施。因此，按照事物缓慢但必然发生的逻辑，在卫生总署（1848）成立之后，仅过了七十多年，英国就创建了国家卫生部，卫生部部长向议会汇报，用约翰·西蒙的话说，该部负责“从最广泛的角度关注人类生活的物质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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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直到1953年才建立了国家卫生机构。1912年之后，在日益工业化的复杂社会中出现了各种需求，受到它们的刺激，公共卫生署迅速发展。尽管其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但仍是隶属于财政部的一个单位。1938年，作为行政重组计划的一部分，罗斯福总统提议设立两个新的内阁部门：社会福利和公共工程。虽然该计划没有通过，但1939年联邦安全局成立了，将联邦政府的大部分卫生、福利和教育工作集中了起来。1946年，儿童局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被归入其下，扩大了安全局的规模。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提议将安全局设为内阁部门。1953年4月11日，国会分别成立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在国家卫生委员会不复存在的七十年后，美国又有了一个国家卫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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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观念里，国家政府对人民的健康负有责任，但这只是旧有观点的一种自然延伸，当时的人们认为提供卫生服务是地方社区的职责。而当组织重心从小型政治单位向大型政治单位迁移时，对这个观点产生了影响。在今天，总体的趋势是国家卫生机构发挥最大的作用，它们竭力扫除阻碍人类进步的痼疾，即贝弗里奇爵士提到的五大罪：贫困、疾病、无知、肮脏和懒惰。事实上，在近期，随着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这一趋势已然超越国家范围，走向了国际社会。虽然在今天，是由国家行政机构来承担促进和保护人民健康的基本责任，但地方及地方团体和个人在维护集体和个人健康方面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纵览全球，国家与地方卫生服务及人员之间的关系千差万别。而且，由于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出现了一些棘手的新问题，有待人们解决。医生和其他专业团体在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国家中历来享有很大的自主权，而如今他们发现，自己的工作使他们频繁地接触政府当局，相互间的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政府当局与志愿机构所采取的行动之间。继贝弗里奇爵士写下那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告《社会保障及有关服务》后，他又发表了一篇虽不那么有名，但同样重要的调查《志愿行动》（1948）。最初的贝弗里奇报告曾提到一项原则，即“社会保障必须通过国家与个人的合作来实现”。在之后的研究中，贝弗里奇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他倡导国家鼓励、保护各种推动社会进步和服务的志愿行动，甚至提议用公共基金来支持它们。这是当今美国等国家的基本问题之一。在提供卫生服务的过程中，如何划分职能？哪些服务适合由政府负责？哪些又适合由独自的志愿组织负责？显然，这样的发展必将受到历史传统、本土心理、既得利益和国家需求评估的影响，但同时还需要一个有关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综合理论，以确立一种原则来进行这样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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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政府直接对地方行使权力的国家，制订的卫生计划可以随时付诸实施。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如美国，国家卫生当局则负责处理国际和州际检疫，开展和鼓励大量研究计划，并通过财政补贴刺激州和地方卫生部门。它所使用的方法是循循善诱和间接影响。虽然国家或中央卫生组织向地方提供了方向和指导，或是地方一级无法获得的专门技术，但任何公共卫生计划的最终成功都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贴近其所要服务的对象，以及服务对象对它的了解程度。这一原则在《世界卫生组织法》序言中得到了确认。“公众的知情意见和积极合作对改善人民的健康至关重要。”这其中包含了个人和社会共有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相互关系。简而言之，社区的每一位成员都必须积极参与改善个人和集体健康所需的工作。健康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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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公共卫生工作更贴近民众，在20世纪的前二三十年中，区域卫生管理和健康中心的概念被发展起来，并在不同国家以各种方式得到了应用。在美国，随着控制结核病和婴儿死亡率的方法越来越有成效，关心这些问题的人们开始探索如何有组织地使这些方法尽可能地惠及更多的人。由此，卫生区概念逐渐形成。1910年至1915年间，人们付诸实践，开始为某特定人群或某些限定区域人口提供服务。为了使这个计划高效地运转，人们很快意识到，亟须一个行政管理中心，即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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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中，美国社区卫生和福利工作者为健康中心的建立开展了大量的工作。1910年，匹兹堡的威廉·查尔斯·怀特和威尔克斯-巴里的威尔伯·C.菲利普斯将百货商店的理念应用到了卫生领域，将几家诊所整合在一起，并保留每个诊所的自主权。1914年，纽约市卫生局认识到了为某一地区或区域进行卫生规划的重要性，接着在1915年，卫生一区在下东区设立了。一年后，第一家地区卫生单位在波士顿成立。此外，1916年，全国社会单位组织成功组建，由威尔伯·C.菲利普斯领导，总部设在纽约市。该组织的宗旨是“改进民主社区组织类型，使得全体公民可以通过它们直接参与及管理社区事务，并可以不间断地使用现有的最先进技术”。该组织经过一番商议，选择了辛辛那提的莫霍克-布莱顿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单位”社区实验，为此还特拨了一批经费。这个实验是围绕一个中心展开的。区域内的各个阶层，工人、教师、社会工作者等，都有其代表。这个社会单位的工作包括产前护理、儿童保健、护理服务、结核病防治及有限的医疗护理。总的来说，这是美国卫生社会组织中最具开创性的实验之一。事实上，对这项计划所设立的大部分目标，直到现在才开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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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纽约市成立了第一个卫生区，很快受到了一致好评，于是1916年卫生专员黑文·爱默生又在皇后区加设了四个。同时，还成立了卫生区部门。一开始关注的重点有社区组织、健康教育、儿童健康和对可预防疾病的控制。之后又增加了诸如学校医疗检查、食品行业从业人员考试、助产士监管、工业卫生检查等其他内容。遗憾的是，就在这时，市政府内部发生了变化，新上台的管理班子又开始重蹈覆辙。市政府做了一些其他的事，但暂停了卫生区向其他地区扩张的计划，直到12年后，纽约市才开始建立地区健康中心。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从中获得了不少经验，公共卫生去中心化管理的优势也得到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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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阶期，美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由志愿机构、基金会或其他社会福利组织资助的健康示教活动和健康中心。战后，红十字会作为美国和平时期计划的一部分，承担了原本由地区分会负责的设立健康中心的任务。1919年下半年，红十字会对美国的76家健康中心展开了初步调查。在对这些现有及拟建中的中心进行分析后，红十字会于1920年3月发表了一份报告，称76家中心有33家是由政府当局全权管理，27家是由私人管理，16家是由公私联合管理。红十字会与其中的19家有所关联。目前所有健康中心的工作及目标有着很大的不同。在40个设有健康中心的社区里，37个拥有某种类型的诊所，34个提供上门护理服务，29个实行了儿童福利计划，27个开展了防治结核病工作。此外，还有22个社区设有性病诊所，14个设有牙科诊所，11个设有眼、耳、鼻、喉诊所。但只有10个社区配备了实验室，9个社区成立了牛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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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健康中心的类型以及与之相关的地区行政管理范围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健康中心得到了大力发展，历经了几番试验。1930年，健康中心的附属委员会负责为白宫儿童健康和保护会议收集资料。它收到了来自全国1 511个主要和次要健康中心的数据。80%的中心是从1910年开始建立的。其中，私人机构经营的有725家，县或市级卫生部门经营的有729家，还有少数由红十字会、医院、结核病协会、社会福利机构等经营。有将近一半的中心，其资金来源主要靠公共基金，剩余的则由社区基金、个人或自愿基金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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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的行动规模日益扩大，对卫生部门的影响也日益加深，所产生的一些问题直接导致了健康中心作为一项社区或地区服务这一概念的形成。区域健康中心将之前一直处于独立运作状态的诊所和医疗服务统筹起来，以此取代了对每一项专门服务的集中控制。在美国，健康中心通常属于官方卫生机构的一部分，但与诊断和治疗相关的大多数服务则仍未包含在内。在卫生领域，有远见的领导者们意识到，可以利用健康中心的理念来改善医疗服务的提供问题。辛辛那提的“社会单位”实验对此有所涉及，但最具想象力的方法是由赫尔曼·比格斯在1920年提出的，当时他正在处理纽约州农村地区的卫生服务问题。作为卫生专员，他建议成立地方健康中心，由以下一项或多项要素构成：医院、诊所（提供结核病、性病、产前和儿童保育、精神疾病、牙齿缺损以及其他医疗服务）、实验室、地区卫生管理和公共卫生服务。这些中心经国家卫生专员的批准，可以在任何社区成立。中心除了协调公共卫生服务外，还旨在“为每年一次的体检活动提供医疗设施，并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及时发现生理缺陷和潜在疾病”；以及“为农村居民、工人和所有其他有需要的人提供科学的医疗诊断和外科手术，为他们所在的地区提供医院和诊所设施以及护理工作，并使相应费用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必要时予以免费”。州政府还将向所有符合州卫生局要求的社区提供50%的住房现金补助、免费治疗患者的现金补贴以及一定的设备维修津贴。这些提议得到了大量社区组织的支持，但涵盖此项健康中心计划的《塞奇-麦克霍尔德法案》在纽约州议会上遭到了否决。计划的整体思路遥遥领先于大众观点，尤其是走在了纽约医学界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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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格斯很早就意识到，社区卫生服务的下一步发展需要将预防医学和治疗医学结合起来。自1920年以来，这一开创性的概念已经在多个方向开花结果。其中，以大纽约健康保险计划和凯撒医疗计划为例，集体预付医疗的理念已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另一个方法则是由已故的约瑟夫·W.芒廷博士（1891—1952）提出的，他认为医院和卫生部门最终必须合并或协调各自的设施和资源，以便为它们所服务的社区提供更完整的卫生服务。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他建议将健康中心与社区的综合医院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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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有着重大意义的卫生区计划在美国的一些社区，特别是巴尔的摩和纽约，建立并发展起来。1932年，最初由威廉·H.韦尔奇发起的计划最终由东部卫生区的落成得以实现，这是巴尔的摩市卫生局、约翰斯·霍普金斯卫生与公共健康学院以及一些志愿机构的共同努力。这个卫生区使得人们有机会对公共卫生问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也方便检验新的行政流程和进行人员培训。1935年，第二个卫生区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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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后，纽约制订了一项地区卫生管理计划，并从1930年开始设立了一批健康中心。实际上，这个计划是从20世纪20年代启动的两个示范项目中发展而来的。1921年，东哈莱姆区健康中心由纽约县红十字分会与21家公共和志愿机构共同发起组建。之后，它成为地区卫生单位之一。虽然东哈莱姆中心是第一个成立的综合健康中心，但最终促使纽约市采取地区卫生管理原则的却是1924年组建、1926年向公众开放的贝尔维尤-约克维尔健康示范基地。在米尔班克纪念基金和卫生局的资助下，该示范基地与八十多家官方、志愿卫生和福利机构一起合作运营了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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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美国发展以地区为基础、以中央机构为中心的卫生医疗服务后，其他诸国也建立了类似的机制。1946年《国家医疗服务法》的一大特色，就是规定健康中心必须提供可容纳地方诊所，医生及牙医办公室的场地，这点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人们希望这样可以激发团队的合作，以及促进特定社区内所有医疗服务之间的协调。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对英国人来说并不陌生。《1919年卫生部法》任命了一个关于医疗联合服务的咨询委员会。人们称其为道森委员会，1920年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提议创建一个健康中心系统，服务方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过普通医生、护士、助产士、牙医等为特定地区提供预防和治疗护理，另一类是通过专家及顾问提供服务。值得一提的是，类似这样针对医疗服务组织的建议，赫尔曼·比格斯和道森勋爵都曾提到过。尽管后来的研究亦有所涉及，英国健康中心的发展进度还是比美国慢了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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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健康中心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1935年，在布里斯托尔有一个，到1946年增加到五个。当时，在格洛斯特郡、格拉斯哥、芬斯伯里、达文、富勒姆、斯温顿、托特纳姆和斯劳都建有健康中心。最后提到的这家中心某种程度上是按佩卡姆实验的思路所组建起来的，这是医疗组织最不寻常的发展之一。伦敦佩卡姆的先锋健康中心是由两位医生英尼斯·H.皮尔斯和G.斯科特·威廉姆森创办的，目的是为家庭提供一个场所，在那里，“健康状况通过体检得到监测，个人的活力通过获得自我表达的机会得到提高”。1926年，第一个试点中心成立了，在此经验的基础上，1935年又成立了第二个中心。战后，中心由伦敦郡议会接管，成为其卫生机构系统中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英国建筑损坏严重，无法按照《国家医疗服务法》的最初设想建造健康中心。不过，随着经济逐渐复苏，人们又开始关注起医疗服务的这一方面。伦敦率先修建了伍德贝里中心，为两万人口提供服务。之后，其他地方也复制了这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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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许多地方也成立了或正在成立健康中心。近年来，在一些南美国家就出现了这样的机构。在苏联，除医院外的医疗体系建立在家庭诊所网络的基础上，家庭诊所基本符合道森委员会关于健康中心的设想。1944年召开的南非国家卫生服务委员会建议统一预防和治疗服务，其报告推动了健康中心的建设。西南纳塔尔的斐里拉健康中心就是先锋代表。该中心后来与南非卫生部于1945年成立的家庭和社区卫生研究所也有合作关系。在过去十年中，埃及也计划实施农村健康中心计划，并进行了一些试点，特别是在三角洲的盖勒尤卜。埃及的计划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其健康中心的发展被包含在一个更广泛的国家规划中，它旨在通过改善农业、教育、住房和健康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规划也说明了最近的一些趋势，即不发达国家正在努力改善其人民的健康状况，以及在卫生工作者心中国际卫生问题的分量越来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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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当今国际大环境中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亚非人民对政治、经济、种族不平等的反抗，欧洲对“落后”民族的统治就是例子。虽然呼吁政治独立和平等的声音不断，但很多人清楚只有这些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充分吸取了一个教训，即除非应用科学技术知识来建立现代工业、提高生活水平和发展大众教育，否则一切成就都只是一场空。他们还意识到，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有健康的人群，然而这些不发达的国家恰恰健康状况最为糟糕。贫穷和疾病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这些国家想在现代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打破这个循环。对这一问题的实质，可见表8所做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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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经济和社会因素对人民健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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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还应就另外一个相关问题，即人口发展问题，进行简要阐述。近年来流行着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不发达国家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阴霾催生了这种悲观态度。因卫生条件改善而降低的死亡率，以及一直居高不下的出生率，被视为人口持续加速增长的原因。反过来，广大民众对食物的旺盛需求与食物供给之间的差距也因为人口的增长而不断扩大。于是，有人提出，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希望是采取严厉的措施遏制人口膨胀。尽管可能存在种种应该对人口增长进行调控的理由，但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低下的生活水平、贫困、营养不良和疾病并不一定与急剧增长的或密集的人口息息相关。事实上，人口密度最高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如比利时、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等），而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密度则可能低得多，但这样的地区都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工业不发达，其中许多地区受到其他国家的剥削），最后一点是，生活条件、健康状况和工业化之间存在着直接关联。经济增长往往会降低死亡率，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生产效率。当然，工业化也会带来健康问题，但人们已经掌握了解决大部分问题的方法。因此，如果要提高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经济发展是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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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良、住房拥挤、衣不蔽体以及不卫生的生活环境将贫穷和疾病联系到了一起。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又在于低收入和教育的匮乏。鉴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在决定一个民族健康状况方面的重要性，制订一项综合计划已成为当务之急。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如果不改善农业，不发展工业，不建立合格的行政服务体系，不改善人口的教育状况，就不可能实现健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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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20世纪世界欠发达地区在全球范围内所面临的问题，与约一百年前的卫生改革者在自己国家范围内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正如查德威克、索斯伍德·史密斯和其他卫生改革者察觉到的，任何社会都无法在人口一半健康一半不健康的状态下持续存在，今天的人们也意识到，国际社会必须在社会和经济援助的广泛框架内，帮助其贫困的成员解决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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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念与许多其他重要理念一样，并不是全新的。国际卫生合作的发展源于人们日益意识到，一百多年来，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国际经济及政治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复杂，世界在变小，任何一个地区发生的疾病都会对其他众多地区构成持续的威胁。甚至在五十年前，世界上每一个港口的卫生官员就已清楚，自己正坐在流行病学这座火山的火山口上。他对中国鼠疫的第一手消息，可能就是港口出现的一艘桅顶挂有黄色检疫旗的船只。协调检疫程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902年，国际卫生组织中历史最悠久的泛美卫生局成立，负责处理发生在美洲半球的卫生问题。五年后，即1907年，一项协议在罗马签署，第一个世界性的国际卫生组织，国际公共卫生局，成立了。它的主要职能是收集和发布流行病学信息，特别是有关鼠疫、霍乱、天花、斑疹伤寒和黄热病的信息。这是19世纪举行的各种卫生会议所缔结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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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卫生工作的下一步重要发展是1923年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的成立。卫生组织最重要的职能部门之一是它的流行病学情报所。同时，除检疫和传染病控制外，还有其他卫生问题亟须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这一点越来越明显。在卫生组织做出的众多极具价值的贡献中，有一项最不引人注目，那就是它在农村卫生、住房、学童健康、健康中心和体育教学等领域所开展的重要研究，这在总体上推动了健康促进理念的发展。此外，由于技术研究的突破，就梅毒血清学检测和治疗用生物制品标准化等重要事项，有可能达成国际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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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长远来看，比上述成就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卫生组织首次尝试建立一个有效机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不断地对疾病问题展开反击。疟疾的大肆传播是一场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灾难，卫生组织通过下属的疟疾委员会控制住了疫情。通过广泛的实地考察和多次会议，委员会成功地制订出一个可被欧洲、亚洲及美洲卫生工作者采纳的完备方案，作为后者行动的基础。类似的建设性措施还被应用到诸如结核病、梅毒、狂犬病、麻风病、癌症及昏睡病的防治上。除这些行动外，组织还为个别国家提供直接服务。1928年，希腊政府提出援助申请，要求重组其公共卫生系统，为此，卫生组织派出专家人员，并提供了相关资金。玻利维亚也接受了类似的援助，主要是为了改善当地的卫生条件。1929年，卫生组织还向中国提供了直接技术援助，帮助制订卫生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控制斑疹伤寒的流行，波兰和罗马尼亚也获得了相同的服务，其他国家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