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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豫王府，民间有不少拆除时发现“神秘窖藏”的传闻，说盖新楼时挖出了整缸的银元宝、金元宝。甚至有人说：挖出来的窑藏，不但超过购买此府的房价，甚至抵得上协和建筑群的造价。当年的老豫亲王是摄政王多尔衮最宠信的亲王，据传，其府邸窑藏有二三十万两白银，万两黄金，加上其年代久远，后代子孙不知埋在何处，卖房时无从挖掘。传说在卖房契约文书上，还有一条附加条款：“据祖上相传曾有金银器件秘密窖中，藏于北屋房基地之内，倘日后发现，无论多少仍归豫王所有，惟豫王不得任意派人入内开掘……”神秘的窖藏使得在拆建豫王府时，四面都用铁丝网圈起来，警察荷枪实弹把门，工人出入门岗时严格搜身，规定工人出来时，只能穿一条单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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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工本，精细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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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协和建筑群正式奠基。最后建成的“协和”，实现了从一开始就希望的“中西合璧”。而协和的内部设备，力求最大限度达到当时最先进的标准。考虑到现代医学教育、医疗和科研的需要，从病房、教室到实验室，都是当时最考究的西式设备，甚至水汀管、门锁、抽水马桶都是从美国运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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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所有建筑的外表，却和谐地与紫禁城和王府遥相呼应。后来的建筑师哈里·胡塞曾记录过这么一段：当时的内政大臣朱启钤建议他以中国风格设计，不要“建造一座外国‘城市’”。他们经常见面，学习“中国屋顶适当的倾斜度、檐口的凸出度、屋顶脊峰上大型饰物的细节、小型人物的恰当设计”。洛克菲勒二世对新校园里中国传统建筑的细节也很感兴趣，对建筑师说“不惜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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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所有建筑的外部造型为宫殿式。因为很难烧制高质量的新砖，所以利用从豫王府拆下来的传统北京灰墙砖，来建造校园的墙。大楼的楼面是青砖水磨对缝。楼檐下，所有门廊和进口处都由本地老匠人按传统工艺描画了红、兰、绿、金色的彩绘。据说，协和建筑中檐下、廊上的油画每平方尺的费用为5个银圆，有许多高级技术工人参与建造，其中有曾为清宫做过工的老匠人。校园和医院的白色大理石平台则以北京的宫殿和庙宇为原型，大礼堂尽可能接近中国的古典设计。雇来先前在皇宫里工作过的工匠，重开官窑烧制琉璃瓦。那绿色的琉璃瓦屋顶，远远望去，就像一座“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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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方人在描述协和建筑的文章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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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国工艺师傅在评论洛克菲勒在北京的医院时告诉我，在过去的100年，在中国起的楼没有一个像这些建筑似的能让中国工匠如此振奋……他们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希望有幸尽绵薄之力。那些本地的石雕师傅甘心在这里当苦力，只为以后可以说，自己曾为这些楼的建筑出过力。祖上建筑过皇宫的西山农民，来这儿推独轮车也心甘情愿，只要能参与这项杰作就行。我见过一位老工匠，从小就是庙宇的画工，他给医院楼檐画的人物彩绘，站在下边几乎看不出来，但是他全神贯注，把一辈子的技艺都用上了，他说：“那是我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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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笔下的协和建筑群图纸。最后建成时，外部造型是宫殿式，雕梁画栋，琉璃瓦顶，建筑内部则是当时最考究的西式装备。协和“中西合璧”的建筑理念，是现代西方医学教育来到中国后立足中国土壤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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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施工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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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是老协和施工时的主要运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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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洛氏驻华医社主席乔治·文森特（George Vincent）来中国考察教会及中国的医院，筹划协和招聘教职员工及课程设置事宜，连续察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50多座建筑物的建造进程。顾临在日记中如此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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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先生和我检查了屋檐油漆的种种设计。决定把镶板漆成红色，后移到装饰梁上面，在镶板两端各加一条装饰带，并在中间布置一个大奖章似的圆形图案，就像之前漆在支撑椽子的圆木梁上的图案，圆木梁则是纯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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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协和自然地融入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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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努力，用基金会负责人的话形容就是，“所有这些复杂且稍显昂贵的设计只是一个表征，表示基金会并不想把协和医学院建造成舶来品”，“让协和自然、和谐地融入正在演变的中国文化，而不是让人感到它来自一个异己的文化”。为什么要使协和的建筑外观与周围中国古典建筑相“融合”呢？洛克菲勒二世在协和开幕典礼上，如此解释：“为了让使用这些建筑的中国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在这里工作时能激发他们最密切的合作精神，同时也为了表达我们对中国最优秀建筑的真诚赞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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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曾参与发现“北京人”的协和解剖系主任步达生（Davidson Black），在1924年关于解剖系建筑的报告中如此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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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让建筑外观尽可能接近中式，以使其与北京伟大的古迹浑然和谐……这一尝试中最惊人的特征就是弯曲的绿色琉璃屋顶，加上传统的屋檐颜色装饰，以及按照传统庙堂设计的入口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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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全球其他国家有很多项目，但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从未如此认真地致力于将一个机构的外在环境与其文化相结合。基金会在年度报告中如此说明协和建筑设计的意图：这些建筑“体现出其意在于，不让学院违背中国最高的理念和灵感，而使之成为发展中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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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一直严厉地批判美国在中国的动机，但在访问北京期间他染上了肺炎，数年后他写道：“北京的洛克菲勒医院[6]，可以说是我的救命恩人。它的抗血清帮助我杀死了肺炎链球菌。在这一点上，我要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因为在这之前和之后，我始终在政治上强烈地反对他们。”他还如此描写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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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医院是一栋巨大而显眼的建筑，代表了一种有趣的尝试，试图调和中国的东方之美与欧洲的功利主义。绿色屋顶非常的中国，但墙壁和窗户确是欧洲式的。尽管难言完全成功，但这样的探索值得赞赏。医院拥有几乎所有最现代的科学设备，但是它就像标准石油公司一样，具有垄断性——他们不允许任何与医院无关的人使用这些设备……北京协和医学院除了教授医学外，还教授许多别的东西——例如英语文学——而且显然教得很好。为了培养中国内科和外科医生达到西方水准，这些都是必须的。为了学习医学和其他欧洲文化，掌握一门欧洲语言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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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协和“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建筑学家梁思成倒并不是很认同。1935年他在《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中，对当时的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等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的通病则全在对于中国建筑权衡结构缺乏基本的认识这一点上。他们均注重外形的模仿，而不顾中外结构之异同处，所采用的四角翘起的中国式屋顶，勉强生硬地加在一座洋楼上；其上下结构截然不同旨趣，除却琉璃瓦本身显然代表中国艺术的特征外，其他可以说是仍为西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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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合璧的理念，不单单是在建筑上，还体现在用人方面。1914年，基金会挑选了当时美国驻中国汉口总领事顾临，让他参加1914年的中国医学考察团，后来又决定由他出任洛氏驻华医社主任这一重要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