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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系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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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外科，“美国现代外科之父”威廉·霍尔斯特德把自己的得意门生介绍到协和，担任外科主任。这位外科主任邰乐尔（Adrian S. Taylor）使老师提倡的在外科手术中用丝线缝合无菌伤口这一技术，在协和广泛应用。甚至可以这么说：“把丝线介绍到美国外科界的，主要是协和医院手术室。”不仅如此，许多其他的“霍氏先进技术”也在协和得到推广，比如，采用新发明的卡－达氏溶液治疗伤口感染，建立动物手术室为开展科研和教学提供条件，配备机械车间，制作骨科手术后装假肢和研究手术所需的器械。他还督促韦伯斯特（Jerome Webster）在协和建立了正规的外科住院医生制度。韦伯斯特在协和时，研制成功了肠管对端吻合所需的器械；回美国后，他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成形外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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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泌尿外科的创始人杨汉普顿（Hugh Hampton Young）是霍尔斯特德的助教，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创办了美国第一个泌尿外科研究所，而协和的谢元甫（George Char）则是杨汉普顿的门生。1921年，谢元甫回国，来协和担任泌尿外科主任，培养了后来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施锡恩。他还引进了用红汞代替碘酒的方法，以便手术时给皮肤消毒减少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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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刘瑞恒，在1919年来到协和外科担任讲师。后来他去美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学习，两年后回国，再次进入协和外科，后晋升为外科襄教授。他后来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卫生署署长。1929—1938年，他是名义上的协和医学院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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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协和所聘人才的日后发展轨迹，也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协和曾拥有世界级水平的师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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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解剖系第一任系主任考德里，回美国后曾分别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大学的细胞系和解剖系主任； 外科的韦伯斯特，回美国后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成形外科主任； 生理系主任林可胜，后来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是最早为世界科学界所推崇的中国科学家之一； 协和生物系的两位教授，一位回美国后的职务是海洋生物实验室的主任，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内科与外科医生学院的副主任； 协和寄生虫系的两位教授，一位回美国后任图兰大学的热带医学教授，另一位回美国后成了纽约大学的预防医学教授； 第一任协和校长麦克林回美国，担任的职务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院长和内科教授。 几乎有一半的西方教授回到美国后，成为正教授或医学院的院长。他们在协和的科研实践占据学术工作量的50%，因为学生数量少，可以有许多时间从事研究，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自由”。这种学术自由也获得了相应回报：自1919年至1925年，就有300多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美国和欧洲的学术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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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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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中，有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充分实现知识的“杂交”和“充电”，注重补充教学队伍，让它丰富多彩、千姿百态，避免知识的单一和局限。从开办之日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协和除了“招聘最好的人才，并让他们开心”之外，还有一种国际知名学者“最好的人才”流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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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和每年会聘请一些来自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学校的学者，担任客座教授，从事基础或临床各科的教学、研究工作。这些客座教授的到来不仅增强了教学力量，同时也能带来各门学科的最新进展消息，传授最新技术，培养协和年轻的教师，开展新兴领域的科学研究，促进协和形成更好的学术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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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来到协和的短期客座教授一般会待上一两年，这使得“当年协和的师资阵容，是当今中国任何一所大学、包括综合性大学都无法比拟的”。这些国际上“最好人才”的流动，不但在教学恒流中注入了新鲜元素，等他们回到西方，又能扩大协和的影响，把协和的办学理念传播得更远。那时的协和，是东方的科学活动和兴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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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2年，曾参加过“1914年考察团”的著名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毕宝德，来到协和内科担任客座教授。同年，范斯莱克（Donald D. Van Slyke）也来到协和担任物理化学客座教授。范斯莱克不仅教授了6个星期的糖尿病代谢课程，还参与了系里的教学活动。在协和期间，他研究了吉布斯—唐南效应（Gibbs-Donnan effect），以及一幅完整的马血图，这成为他一生中参与的“最重要研究之一”。之所以能完成这项研究结果，他认为，这和“我的两个同行（吴宪、麦克林）的工作热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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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来协和访问的，还有来自维也纳的眼科科学家、来自哈佛的药理学家、美国西北大学的妇产科科学家，而一位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客座教授，则在这一年代职暂时休假的协和耳鼻喉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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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荷兰中央研究所所长艾里斯·卡佩斯被协和聘为客座教授。这位举世闻名的神经解剖学家创立了神经细胞趋生物性学说。他领衔编著的《脊椎动物以及人的神经系统比较解剖学》是这方面的经典著作。一年后他回到荷兰，又推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来中国，担任协和的神经解剖学和胚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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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协和的客座教授并非今日的走马观花。他们所到之处，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有的甚至奠定了中国一些学科的基础。比如，协和儿科的发展便来自于1924年到协和的客座教授豪特的贡献。豪特是美国儿科权威，他的《婴儿和儿童时期的疾病》是美国通用儿科教材，《育婴指南》则是美国母亲们的必备手册。在协和时，他每天参与教学、查房、免费诊疗特约病人，每个月他都在大礼堂做专题讲座。由于他的影响，使得原归在内科的儿科得以独立成科。豪特教授在协和工作了半年，因慢性肾炎急性发作，导致肾功能和心功能衰竭而病逝在协和。临终前，他提出遗体供医学解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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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科的主任汉斯·津瑟（Hans Zinsser）教授，在哈佛时就培养出了4名中国学者。他和魏曦一起，发明了可以培养出大量立克次体的组织培养法，并制出疫苗，为墨西哥预防斑疹伤寒运动提供了有力武器。在1938年津瑟来到协和后，发现这种病在中国也很流行，连门诊的医生、护士也常被感染，他把预防技术传授给了协和细菌科人员，并制备了几千份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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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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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来自外部的“知识杂交”，老协和还有内部发动的“知识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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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西方教员广泛参与中国师生的合作研究，每年合作发表数百篇论文，不少刊登于欧美的主要医学刊物上。优秀的年轻人在协和工作三到五年后，可去欧美进修一到两年。学校和洛氏驻华医社预先联系好国外学府，在已有的专业基础上，请国外名师指导，学习新知识和技术。这些人返校后多成为骨干，升为讲师或副教授。继续工作5年后，还有机会利用一年休假再次出国深造。而这些出国充电的中国人才，也让世界知道了遥远的东方有个“协和”。到1937年，16位中国襄教授中有11位是协和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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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1933届的协和毕业生邓家栋被派往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在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上，针对一位患者的死因，大多数人认为是急性阑尾炎导致穿孔及腹膜炎致死，邓家栋却认为死因是伤寒病肠穿孔。最后的病理解剖结果证明：邓家栋正确。这让在场的医生们非常惊讶和钦佩。邓家栋解释说：因为病人曾先有数天发热、腹泻，然后突发剧烈腹痛及高热，而不是先有腹痛的病史。也是这一年，邓家栋与血液病学专家富克纳（Forkner）教授报道了中国第一例嗜酸细胞白血病病历。他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留学时，在诺贝尔奖获得者迈诺特（George Minot）的指导下，研究红细胞的破坏溶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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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吴英恺被派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巴恩医院进修胸部外科。他的一份关于食管癌手术治疗的报告，在圣路易斯外科学会引起了注意，当时他的导师也曾做过食管癌切除术，却无一例存活，而吴英恺与协和医院外科同事共同完成的11例，有6例较长期生存。1942年，吴英恺又转去郭霍医院进修。有一次，医院来了个急性腹痛病人，吴英恺诊断是急性阑尾炎，报告院长要求手术。院长看了病人说：“我看他不是阑尾炎，但做手术我不反对。”吴英恺没有犹豫，立即开刀，发现病人的阑尾已濒临穿孔。医院的几百名病人一下子都知道了这位来自中国协和的吴大夫。在10个月的进修期间，吴英恺还改进了无菌操作，与同事们创造了200例胸廓成形术无一例化脓感染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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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吴阶平在芝加哥大学进修时，他的导师、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后来获诺贝尔奖的哈金斯教授（Charles B. Huggins）说：“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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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吴英恺（第二排左二）在美国圣路易斯市郭霍医院（Robert Koch Hospital）进修时，与胸内外科医生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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