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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到正确的路上，教他怎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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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流传着一位解剖学教授的故事。这位教授上课时，会提供给学生们一具尸体、一个参考书目的书单、解剖的基本要点，以及用显微镜的方法，然后让学生们自学。他对学生们说，尸体就是你们的课本。解剖室从星期一早上开到星期六晚上。学生们可以问老师问题，和老师讨论，教授及其手下的教职人员一直都在。有个笑话流传说，这位解剖学教授的妻子问他，该怎么给孩子洗澡。解剖学教授答道：把孩子放到澡盆里，让他自己去摸索该怎么洗。在这位教授的学生中，至少有20位后来都成了解剖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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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医学院的一年级，人体解剖是重点课程。1947年协和第一次复校后，张鋆教授主持人体解剖课程。在人体解剖的实习课上，4人一组，解剖一具尸体标本，两人负责一边。实验前，首先要求学生尊重尸体，对每个部位如何下刀，都有规定。这是学生接触的“第一位病人”，不允许随便做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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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鋆教授上课从不用教室已有的挂图，而是自己在黑板上一边讲一边画，用不同颜色的粉笔，清楚地展现有关部位的神经、血管的走向及其与邻近肌肉、骨骼间的关系，分毫不差。遇到有双侧对称的情况，他还会展露绝活，两手同时握笔，左右开弓，双手画解剖图，把枯燥的解剖课教得活灵活现。上过张鋆教授课的医学生，有的也练就了画解剖线图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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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学生在听老师讲解剖学（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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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毕业的张铁梁教授日后回忆：“张鋆教授的课讲得非常快，一面在黑板上画着解剖图，一边用英文讲，快得你无法记笔记，其实他并不要你死记，只要你听，课后马上进解剖室，去观察尸体，特别让学生注意发现每个尸体的变异。要一丝不苟地解剖，仔细地观察，做不完晚饭后再做。有人一直做到深夜，而陪伴他的只有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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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的解剖学考试，出了这么一道考题：足球运动员一脚射门时有哪些肌肉起作用，这些肌肉的起点和着点在哪里？一些只知道把解剖学知识背得滚瓜烂熟的医学生们，却答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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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毕业的叶恭绍说，上解剖课时，有一件事当时很不习惯：“一天，全班20名同学都集中起来看示教。不料，教授领进来一个全身一丝不挂的活人，站在我们面前。教授从头到脚在他身上指点着，说明体表和内脏的各个部位。这比用人体解剖图当然更清楚，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但当时却感到很不习惯。我想，这是教授有意识地要求学生习惯于这种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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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阶平回忆说：“一年级的生理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课程是由国际知名的林可胜教授主讲，这门课我学得较好。课程结束时有8个同学的口试要由林教授亲自主持。其中4名是学得较好的，要通过口试选出最好的；另外4名是学得不好的，由他来确定谁不及格。口试的名单按姓氏英文字母排列，我是‘W’，排在最后一个应试。口试的时间按规定是15分钟，前7个人都按时考完，轮到我时，后面已无人等候。林教授的问题接二连三，问得很活，都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越问教授兴致越高。考了接近一小时，秘书来请他到礼堂参加一个追悼会，我如遇大赦，以为这下可以得救了，不料他却说：‘你等着，我很快就回来。’他回来后又问了半个多小时才算结束。我疲惫不堪，感到天昏地暗。走出协和东门时，细雨蒙蒙，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正是这次折磨人的‘特殊关照’，更激发了我对生理学的浓厚兴趣，甚至打算作为自己终身从事的专业。读完一年级，我约了三位同学在二年级时选修生理学。生理学课程难，教授严，过去10年中，从没有人选修。我们的举动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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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可胜在协和时经常强调青年人要多动脑筋，要有自己的思路。有一天他问一位学生：“你是否经常想问题？你晚上在床上是否常因想问题而睡不着觉？”一位会引导的老师能让学习充满乐趣。在林可胜之前，生理学由一位英国教授讲，他既不善讲课又不擅长实验示范，考试常出难题，评分苛刻。但自林可胜来了之后，学生眼中的生理学开始变得有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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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的林可胜（左一）与生理学家们在实验室里的合影。出生于新加坡、在英国接受教育的林可胜风度优雅，后来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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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可胜在1924年来到中国任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协和的学生成立医疗救护队，之后在汉口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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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吴宪来协和教生物化学。在教学中，他能游刃有余地跨越不同学科，进行原理“混搭”：他用胶体化学的原理讲蛋白质性质，用热力学原理讲能量，用动力学原理讲酶学，左右逢源。有一次，在安排学生测定血、尿成分实验时，为说明膳食对代谢的影响，将学生分为两个大组。一个组的学生素食三天，另一组则吃高蛋白膳食三天，在最后一天留24小时尿，测定尿pH值、血糖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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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神经内科学课上，学生们更是通过教授的表演领教了什么是癫痫发作。这位教授便是冯应琨，他在黑板上写出“癫痫”两个字，问同学们是否见过癫痫发作。同学们回答没有。突然间，教授倒地，四肢抽动，口角吐出白沫，吓得同学们都站了起来。教授站起来拍打着衣服上的尘土说：“这就是癫痫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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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向图书馆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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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协和，课堂讲授时间常不超过学时的三分之一。1932届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市首任卫生局局长严镜清回忆说：“在协和讲课少，每堂课后有加倍或更多的时间做实验。自己领取设备和仪器，按照指导进行操作、观察、记录等。这样很费时间，但领会比较深刻，也能记得真切。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但在预科时如此，在医本科也是如此；在基础课如此，在临床课也是如此。这使人领会到，书本上写的以及老师课堂上讲的，都是从实际事物中总结归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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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中进行的学生独立阅读、信息的收集提炼，也从一开始就作为大学课堂教学的补充。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协和医学院图书馆的藏书堪称亚洲第一。在日本侵华、学校停办期间，美国的洛氏驻华医社也未停止给协和图书馆订杂志，帮助续订补齐。协和图书馆不仅有英文藏书，还有法、意、瑞典、日本、荷兰等其他外文书，有西洋医学史专著和外国著名医学家传记900多种，各种疾病史料400多册。在中文书中，有不少难得的传统医学书籍版本，比如1268年重刊本《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明初楼英著《医学纲目》等。有人对协和医学院的医学藏书做过估价，总价值200万美元。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协和图书馆构成了这家医学院“最重要的知识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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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图书馆和阅览室。图书馆藏有1665年创刊的《英国皇家学会哲学会刊》、1824年创刊的《柳叶刀》、1827年创刊的《英国医学杂志》、1883年创刊的《美国医学会杂志》、1887年创刊的《中华医学杂志》等，这些从第一期就开始收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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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协和毕业生在回忆文章里写：“图书馆里十分安静。大家都习惯于轻脚走路，小声说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查找资料、看书、思考问题的地方。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不少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1943届的协和护校毕业生李懿秀，形容学生时代跑图书馆，那可真是“跑”，而不是“走”。因为每堂课，老师都会留下几本参考书作为课后阅读，先去图书馆的可以先“抢”到。因此下课或者从医院下班后，不少人不回宿舍，直接跑向图书馆，晚上差不多都在图书馆读书，直到10点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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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家谢少文在上课时会给出题目，要求学生自己去图书馆查资料，写综述。谢少文对医学生说：多去图书馆少买书，书籍内容经常更新，最好的办法是多读新上架的书，掌握最新知识和提取信息的方法。吴阶平回忆说：“在微生物学课程中，谢少文副教授要求每个学生写一篇医学综述，分配给我的是《胎盘抽出液在麻疹预防中的作用》。我广泛搜集资料，认真编制索引卡片……当时我只把它作为一篇作业来完成，直到几年后我才省悟，‘作业’本身恰恰是次要方面，而通过独自撰写‘综述’的实践，对学生进行查阅文献、编写卡片、分析综合等基本功的训练，才是这一教学环节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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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恭绍回忆当时的内科主任教授狄瑞德（Francis Dieuaide）：“每次讲课以前，他的秘书都把与该堂课内容有关的文献写在大黑板上。我们总是提前去抄，唯恐上课后再抄就影响听课。下课后还要尽快去图书馆查阅，同学们都争着去找，以先睹为快。通过查文献，确实受益匪浅：一是扩大了视野，二是学会了查文献，充分发挥了图书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