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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个好医生？张孝骞对这个问题的演绎是“戒、慎、恐、惧”。“如果说我行医60年，有什么经验可谈的话，这4个字大概可以算作第一条。对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能适用。”他对临床医学的定位是“服务医学”，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在张孝骞看来，为病人诊断和治疗就像公安人员破案一样。千万不能满足于一次诊断，更不能认为成竹在胸。他说：“在病人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小学生。这不是故作姿态的谦虚，而确实是经验之谈。不管我们如何想办法使自己的诊断符合疾病实际，都只能是在一定条件下，对某一阶段病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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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名中年外国人到协和医院求诊。病人入院时症状非常紧急，气喘、心痛、呼吸困难，很像心脏病。张孝骞给他诊断过，虽然觉得心脏病依据不足，可一时也下不了结论。后来，他病情稍有缓和，便要求出院。不久，他突然休克，抢救不及，去世了。做尸检，发现是肺动脉栓塞所致。这时，张孝骞才明白，发生栓塞的原因是由于他患有静脉炎。但当初问病史时没有问出来，也没有去翻他的老病历。“这个例子，我曾向许多人谈过。要求一个医生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能从错误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绝不能固执己见。既要勇于坚持真理，又要勇于修正错误。对自己已经做出的诊断结论，一定要用怀疑的眼光，多问几个为什么，并且随时准备在新的事实面前改变原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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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病人痰中带血，下肢浮肿入院，化验结果是，尿中有红细胞。主管医生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征。张孝骞参加了会诊，在对病人做了初步检查后，也同意这个诊断，并且拟定了治疗方案。张孝骞回到办公室，但放心不下，唯恐诊断中会有疏漏。经过反复思考，第二天，他又到病房为病人做了一次检查，发现病人的腿部静脉有点异常。根据这个线索追踪下去，果然证明病人患的不是肺－肾出血综合征，而是移形性血栓静脉炎。这种静脉炎，造成了肺、肾等多种脏器损害，给人一种假象。“疾病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宇宙，情况是千变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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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在协和以及从协和出去的人，听过张孝骞“向病人学习”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用张孝骞的话表述就是：“医学不像其他学科，可以通过定律进行推导，通过公式进行演算；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可以说，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研究课题，因此，在病人面前，我们永远要当小学生。”医学虽属于自然科学，但却带有社会科学的成分。构成疾病的因素十分复杂，因为人不只是生物的人，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经历、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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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届的协和毕业生诸福棠和1933届的吴瑞萍等一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年开设了北平私立儿童医院，在1952年无偿交给政府后，筹建北京儿童医院并担任院长。诸福棠在协和时师从儿科专家威奇（A. Ashley Weech）。与时任住院医生的诸福棠共事，让威奇感受到了最大的学术满足感。威奇后来回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辛辛那提医学院事业有成。多年后，威奇回忆诸福棠时，说他是“十分聪明的学生和科学家。在我的从医生涯中没见过几个住院医生会因为担心患儿受苦而夜不能寐，诸福棠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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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在面对一位研究协和历史的外国学者时，诸福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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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理解，我们学院的座右铭是科学济人道。我们的许多校友都极力不辜负这个座右铭。在一个人口达10亿的国家里，无论我们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这都是我们生活的信条：科学济人道。对我个人来说，就是儿童健康的改善。这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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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届的协和毕业生、在协和工作多年的呼吸专家罗慰慈，在1987年的《协和青年》中写道：老协和人说“协和精神”，很简单，就是服务病人、奉献自己。吴英恺在《老专家谈医学成才之道》中提到行医之道的第一点就是真正关心病人：“毕业后，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医生层次多，工作要求细，实习大夫、住院大夫每天至少要看两次病人，主治大夫至少看一次病人，科主任也照样天天看病人，有的星期日上午还来看病人哪。病人的情况吃得透，问题解决得快。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医生关心病人的热情和深度是令人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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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专家杨秀玉认为，一个好医生，必须从每个病人身上体会，今天这里体会到一点，明天那里体会到一点，加以集合提炼。她举了协和妇产科绒癌如何突破的例子：现在大家都知道，绒癌化疗在使用5-氟尿嘧啶时，需大剂量静脉匀速滴注8小时。但是怎么发现的这个方法呢？实际上是从病人那里学到的。最初，给病人做化疗，用的都是静脉推注，像打针一样把药水推进去，由于是静脉推注，所以剂量不可能上去，同时病人的药物反应强烈。后来，有一次查房，一个病人无心地说了一句：今天护士给她推得很慢，所以她感觉比较好，反应也轻多了。宋鸿钊立刻把全病房所有的医生护士叫到一起开会，后来经过研究，把静脉推注改成了静脉点滴，又找到了8小时点滴是最佳化疗时间，副作用最小，效果最好。把推注改成点滴后，大剂量化疗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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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杨秀玉所在的绒癌组有一位曹姓病人，呼吸没了，只有心跳，那个时候没有呼吸机，医生就用麻醉机代替呼吸机，医生得不停地捏麻醉机的皮球，1分钟捏16下，所有的医生轮流捏，一直捏了72个小时，终于病人有了自主呼吸。病人康复以后，到甘肃当了赤脚医生，成了劳模。他一直觉得自己这条命是医生捏回来的——事实也是如此。什么是好医生？好医生在那时的标准就是为了挽救一个普通患者的生命，连续72个小时捏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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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医生，而非诊疗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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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说：“病人把生命都交给了我们，我们怎能不感到恐惧呢？”搞临床离不开泡病人，他成天泡在病房里，非常强调在临床工作中接触病人，强调掌握第一手资料，经常教育青年医生正确对待书本知识：“书本知识到底是间接经验，其中不少仍需要实践的检验，有的甚至不可靠。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旧的理论被推翻，新的知识加入，新陈代谢，永无止境。所以书本无论多新，总是落后于现实。尽信书，不如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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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家驷的房间里，长年挂着他从国外带回的一幅画的复制品，这是卢克·法尔兹在1887年的作品《医生》。老协和医生常说一句话：“大夫的时间属于病人，不属于他自己。”林巧稚说：“我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方圻说：“大夫决不会只做8小时工作。”一切为了病人，这是老协和认为选择了医疗为职业，就自然应该做的事。他们当中不少人放弃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婚姻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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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法尔兹在1887年的油画作品《医生》。在黄家驷的房间里，长年挂着他从国外带回的《医生》复制品。画中，医生专注地守在垂危病孩的床前，旁边的父母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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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协和的老教授，读了一位协和学生去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交换后回来的感想。在字里行间，老教授读到了这位年轻人对于美国诊疗时高度发达的技术化、程序化的艳羡之情。协和式的自省，使得这位老教授提出：美国医学诊疗的高度技术化、程序化就一定是现代医学最好的治病方式吗？值得我们全盘模仿吗？我们似乎应该有自己的出路。他说的出路，就是：协和是在培养医生，而不是培养现代医学的诊疗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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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医学精英为定位的协和，为什么它的毕业生，最后没有“高高在上”，反而成为一位位散落在各地医疗部门、真切服务于民众、赢得敬重的知识分子呢？生活在医疗这个行业里的知识分子，即使身为精英，也必须贴近这个职业指向的对象——病人，必须贴近大众，去解决如何与社会产生联系的问题。他既不能躲藏在自己的世界里，也不能丢弃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精英的原则。医学知识既用来改进现实情况，也完善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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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19世纪，年轻的奥斯勒在欧洲留学后返回加拿大，开创了“床边”教学理念。这与当时北美盛行的照本宣科教育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受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邀请，在这里推广床边教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一成立，他就受聘为内科主任，主管临床医学的教学。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书本做导读来学习病人的临床症状，如同没有航海图来导引海上航行。但如果没有从对病人的观察中学医，只读书本，就好比学习航海，却从来没有出过海。”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结合德国的住院医生制度和英国的实习生制度，构造了美国最新的医学教育体系，提出了临床教育三部曲——由病人开始、自病人引申、于病人完成。正是这种教学方法，造就了后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盛名。而身为“东方约翰·霍普金斯”的协和，在以“世界第一流”为定位时，也借鉴了这样的床边教学方法。等医学生进入了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阶段，曾经的24小时值班制，更保证了医生和病人在一起，向病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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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医生不仅治病，还治患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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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病人为中心”这一句话，还有更深的含义，类似于“好的医生是治疗疾病，而伟大的医生是治疗患病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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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专家主义的升温，部分是公众要求，部分是医学供给所推动。科学的精髓依靠更多的是专家而不是全科医生，这对那些绝对相信发展奇迹的病人而言，是一个有力的吸引。”[17]一位伦敦医院的外科医生在1879年感慨：无情的大众不会相信一个样样通的医生。但专科化使得一个擅长治肝的医生不擅长治胃，当然也不擅长治肾。“那些来自农村的病人们，咨询了四五个不同的医生，一个检查他的全身情况，一个看耳，一个听胸，再一个检查喉咙。”但专科化仍在继续。另外一位伦敦医生赫宁汉姆（Wilmot Herringham）说：“发展到无人境地的新近知识的散兵线，总是向外辐射，并分解成更小的小组。”一方面，精确的观察和治疗需要不断更新的设备，而连续不断的发明需要专业的技术，比如喉镜。另一方面，发明也需要专门知识，比如心电图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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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维也纳的一位叫作诺瑟格尔（Herrman Nothnagel）的人在就职演说中提到：“我再次重申，医学治疗的是有病的人而不是病。”人们在他的这席话中发现了新的哲学思想，他也因“成为病人的朋友”的观点而著名。他对维也纳总医院的住院医生强调，重视记录病史，因为记录一份长而详细的病史，医生就有机会与病人建立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差不多的时间，在德国也有医学家强调：医生检查和治疗“病人”，而不是“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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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后来主要的专业虽然是消化内科，但是他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经常能诊断出其他方面的疾病，有些还属罕见病例。难怪有人说：张孝骞不是消化内科专家，而是内科学家。他面对的是整体的人，而不是自己专业领域的病。1980年10月16日，张孝骞在日记中写：“上午在8号楼2层病房看两例病人。又看一门诊病例，系肝硬变，由于门肺静脉分流，有严重的缺氧，表现为紫绀，呼吸困难，Hb18g%，氧分压40mmHg，动脉血氧饱和度70%。当向有关人员说明病机，并给了有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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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月21日：“下午参加大查房，一例脉管炎，原因不明。我认为，可能是Still氏病（青年性类风湿关节炎），但有嗜铬细胞增多症，不太像，也有人提出寄生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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