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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定县的卫生保健模式建立，到了1934年，有80位村医到位。那时的一项对村医的医疗水平调查显示，95%的治疗是正确的。后来在其他12个省陆续开展了类似的项目。1935年，保健工作不断深入、扩大。作为定县卫生局主任的陈志潜，亲自参与了第一批卫生员的培训，并拟定了一份教学大纲。根据当时社会卫生情况，列出10条，如个人清洁（当时沙眼、皮肤病比较普遍）、妇婴健康（由于贫困，母乳淡而少，提倡母乳加豆浆）、种牛痘（控制天花）、改良水井、简易消毒……作为必须学会的项目。学习告一段落后，每人配发保健箱，其中有10种备用药物与工具。由于这些村医学员们为了听课要步行很远，家里又有很多农活要做，所以培训课只能紧凑地安排为10天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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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的村卫生员，中国最早的“赤脚医生”。乡村卫生员来自本村，在工作时接受村卫生站、区卫生站的指导。给予少量的基本培训，一个急救套装盒，几种基本药品，一位缺乏深度医疗训练的卫生人员，也能有效地应付日常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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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卫生员在给农民检查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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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模式：“无所谓治疗医学和预防医学的分野，把旧的行医方式完全打破了”。在此之前，在西方很多国家，治疗与预防是分裂的。这张带有民生思考色彩的保健网，体现的是将西医应用于乡土中国后，简化西医的行医手段，向现存的社会组织中注入新机制，来提高公共卫生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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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陈志潜回忆说，1932年至1937年是他一生工作中最畅快的时期。“那时我才29岁，精力强，白天晚上工作。领导支持，同事团结，我能按照自己的一系列想法，一一付诸实践，看到开花结果，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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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后人的“定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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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代表卡尔·泰勒（Carl Taylor），在书中如此评价“定县模式”：“是注重改变行为的简单方法，而非治疗疾病的药品，给农村的医疗健康带来了革命。”后来，定县卫生保健的覆盖，扩展到了将近50万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坚持了下来，并启发了后来的中国农村三级保健网和“赤脚医生”模式。可以这么说，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的农村卫生组织”，启发了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变革，特别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兰安生在欧洲帮助重建当地的卫生体系时，推广了这一模式。1981年，当陈志潜去菲律宾考察讲学时，当地卫生站的简易药箱里放的，正是大约50年前他在定县要求村保健员的药箱里必备的基本药品：红药水、阿司匹林、甘汞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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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式的核心要素，也正是几十年后（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宣言》中提到的“全面的初级卫生保健”。在陈志潜40多年前的定县实验之后，这方面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可增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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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深思的是，《阿拉木图宣言》是在中国结束“赤脚医生”模式之后诞生的，中国后来采用了医疗保健的自由市场制度。1949年后由于采用苏联式的教育体系，中国的公共卫生变得与医学隔离，人员的专业素质相对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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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8岁时，陈志潜回首往事：“协和的公共卫生教育体现了两大特点：第一是密切结合中国情况；第二是勇于创新，就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创新。”从1932年起，协和每年都会安排四年级医学生分批到定县，实习一个月，独立进行实地调查，亲密接触农村的卫生问题。他们参照定县已有的卫生措施，找出解决办法，作为以后教学和实际工作的参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定县的医疗卫生体系。像邓家栋、叶恭绍这样的协和学生，都曾去定县基地实习。有的影响是可见的，有的影响则不可估量。在协和毕业生中，后来有一大批成为卫生事业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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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老协和这样的公共卫生学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场所，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它丰富了医学的教育原则，即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相结合，甚至影响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学教育。在来定县参观的国外客人中，有南斯拉夫卫生部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卫生教育专家、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教授、洛克菲勒基金会公共卫生专家和著名记者斯诺夫妇……引得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医学院校也陆续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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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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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给病人以温情的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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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会让今人惊讶的是，在历史上，协和医学院曾与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有过密切的关系。这要追溯到1921年，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后代浦爱德（Ida Pruitt），来到北京协和医院，筹建了一个叫作“社会服务部”的新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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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燕京大学有个规定，医预系和护预系的学生在选修课中，必须要修一门社会科学。协和医预系的主任鼓励学生们选修社会学，所以由燕大升入协和读书的医生和护士，不少都学过社会学。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在协和医院找到工作，他们工作的部门就是“社会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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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自建立起，就有一个叫作“宗教和社会服务部”的部门，职责是管理机构成员的宗教生活。但协和在聘用教授时并没有局限于基督徒，宗教课程也不是课程设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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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协和宗教系的系主任朱友渔[18]曾向顾临抱怨，教授们对一个科学机构支持宗教系的存在，有很深的疑虑。顾临也发现，学校最有影响力的教授要么反对无限期保留这个系，要么对它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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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社会服务部一直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宗教服务，如果不是医学院的预算持续要求缩减，或许它也不会引起争议。1929—1930年，因为需精简预算，一个由协和医学院教授林宗杨和吴宪组成的委员会，在研究削减不必要的开支、肯定了宗教系的工作的同时，并不赞同这是“医学院的合理支出”。顾临和不少教授都认为应该削减宗教系的活动支出。之后，宗教系主任朱友渔威胁说辞职，引起了洛克菲勒三世的关注。顾临写道：“在这件事上，医学院应有的自主性明显受到了限制，对此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这促使洛克菲勒三世写信请父亲出面干预。洛克菲勒二世在给顾临的信中，明确表示了他对协和的宗教生活的承诺。这样的纷争，成了日后顾临“被离职”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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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洛克菲勒二世要求北京协和医学院保持这个宗教系？是什么使他认为有权把这样的要求强加于协和？从派出考察团到后来协和动工，那时，刚进入家族慈善事业的洛克菲勒二世事必躬亲，他曾说，协和是他的儿子，是他父亲的孙子。协和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最昂贵的海外项目，无论是洛克菲勒二世还是基金会，都希望这个项目按他们的理念来发展，而理念之一就是，协和须建立在洛克菲勒人笃信的基督教精神之上。洛克菲勒二世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宗教生活的关注，源自他对先前拥有协和医学堂的教会组织的个人承诺。而顾临坚持的是，在决定预算分配时协和董事会的管理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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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教性分离的专业：医务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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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服务理想确实是“医务社会工作”的基础之一，但它应有自己的专业性。专业性和宗教性的分离，是必然趋势。浦爱德在美国麻省总医院的老师艾达·莫德·坎农（Ida Maud Cannon）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自己的领域里捍卫了“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后来，也正是坎农，捍卫了协和医院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她认为“宗教和社会服务部”应从协和医学院独立出来。1921年5月，浦爱德来到北京，在协和医院成立的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社会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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