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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话说老协和——社会服务部二十年》这篇文章中，张中堂描述了如何为一个叫尹仲的29岁病人安排装假肢。这个病人因患慢性化脓性骨髓炎，曾在协和住过12次院，两腿都做过截肢。尹仲在病前曾做过小生意，他的母亲50岁，做保姆为生，每月工资仅3元，无力供给儿子的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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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管这个病人，我们曾访问过病人的两门亲戚，希望他们提供帮助，但他们都没有力量，因此社会服务部就把病人安置在男调养院居住。孟继懋大夫建议给病人装假肢，以便行走。于是，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1）带病人到本院假肢科请莱门技师查看，经查看后说可做假肢，但最便宜的也要70元；2）找病人母亲的雇主张佩泉先生，请他帮助解决假肢的费用。张佩泉是本院庶务科主任，工资较高，他很同情病人，愿意付一半假肢的费用（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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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向社会服务部主任报告，主任同意由社会服务部专款支付另一半假肢费。这样就于6月21日给病人安装了假肢。给病人一副拐，并用一元二角钱给他买了一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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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病人能拄着拐走路了，就送他到本院职业治疗处学习做编织品，系半日工作，每月给一元酬劳金，以后可得到三元工资。他本人对自己残废还能工作，甚感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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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美国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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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为救助前线负伤的官兵和难民，专门附设了救济部，还派部门的副主任于汝麒和社工人员吴桢，参与了北京红十字会医院的创建。吴桢回忆：“浦爱德对伤兵医院最关心，出力最多，影响最大。她以社会服务部所拥有的人、财、物，给予了伤员种种便利，成为伤兵医院的可靠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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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爱德在协和工作了18年，在这18年中，除了建立一个高效率运转的社会服务部，还将部门里的工作人员派往中国各地，比如南京的鼓楼医院、山东齐鲁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和中山医院，以推动全中国医院中的社会服务工作，并向社会输送了中国第一批医务社会工作教研人员：吴桢、周励秋、宋思明、邹玉阶等。后两位还合著了《医院社会工作》，是中国医务社会工作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笔。浦爱德还供养了两名贫穷女孩，直至她们大学毕业，一位叫孙金凤，后来是协和医院高级护士学校的教员，一位叫浦贵静，后来也在协和社会服务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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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社会服务部停办。1948年协和医院重新开张后，社会服务部恢复，并开办了进修班，各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都到这里学习。到了1952年，因为高等院校的社会学系被撤销，协和医院曾让人留恋的温情的社会服务部，也相应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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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除了社会服务部，浦爱德还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领导建立了职工社会服务部、怀幼会、救济部和调养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募捐和慈善活动。在当时来自西方的学者、商人、官员、学生的眼中，浦爱德是与中国“最亲近”的西方人，但她也曾无奈地说：自己的努力，不过像在修补一张正在腐烂的社会网。当她与中国社会进一步接触后意识到：也许共产党人的做法能更有效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位从小在山东农村生活的传教士女儿，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北京近郊的游击队、八路军送过医疗器械和药品，到解放区参加过“工业合作”运动，她的家里也曾掩护过一名共产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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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爱德还是老舍《四世同堂》的英文译者。1948年3月至9月，老舍旅居美国，先对小说进行删节，再口授给看不懂中文的浦爱德。多年后，浦爱德在写给好友费正清夫人的信中说：“并不是由《四世同堂》逐字翻译过来的，甚至不是逐句的。老舍念给我听，我则用英文把它在打字机上打出来。他有时省略两三句，有时则省略相当大的段落。”译稿完成后，作家赛珍珠审读时大加赞赏。也许，浦爱德之所以能抓住《四世同堂》的神韵，与她在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经历有关，18年的社会服务部工作，使她深切地接触到许多真实的北京人和北京社会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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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打开协和窗户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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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7年的丙寅医学社《医学周刊》上，有这么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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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掀开门帘时，我看见我的朋友沈先生和另一名男士。我的朋友面色苍白，极为虚弱，呼吸急促。那间病室放着两张床，一张床上挂着蚊帐，另一张床未挂。桌上放了几袋药和一瓶没有标签的液体，每只药袋标有“每日服三次”字样，当我同朋友谈话时，几只苍蝇在屋中来回飞着，我得知所用的床是由病人自己带来的，未经过灭虱。我用手摸朋友的身体，发现他胸腹部汗液淋漓，他说过来医院后从未洗过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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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协和医学生写道：“入协和以前，我认为医学职业的职责是挂牌开业和为有钱人开药方。但在25岁时，我相信医药并不是超越社会的职业而是社会事业的一部分。这似乎是我个人态度的转变。以我本人来说，没有这样的转变，我绝不可能下决心改变我由临床医学到社会医学和乡村生活的方向，我也不会同我的读者讨论乡村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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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医学周刊》，创办自一个叫作“丙寅医学社”的团体，它是1926年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年轻医生和学生自发组成的学术团体。那一年正好是丙寅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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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100年的历史中，精英意识一直是避不开的主题词。它的折射面之一，被指向“脱离大众”。因为这种精英意识，协和在几次政治运动中被“重新解读”，解读之后，添加了更多贬义。到了“文革”，作为一个“出身不好”的学校和医院，协和的精英意识再次被攻击。将协和精英下放到农村，去服务农村，成为当时典型的“精英改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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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与世隔绝”的奢侈象牙塔生活，也备受争议。在协和医学院，学生们生活在一个以西方文化为主调的象牙塔中。八年医预科加医本科的学习中，不仅竞争激烈，压力也非常大，淘汰率还高。学生们埋头学习，根本无暇顾及校外世界。在校园内，从学习到生活几乎都是西式的，一切教学活动、教材、参考资料、病历都是英文的，中国师生之间交流也是用英文，休息室里摆的是英文小说和美国杂志，业余时间弹奏的是西方音乐，表演的是莎士比亚剧目。生活条件常被外人形容为“奢侈”。这种“隔绝”，由于采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而进一步强化。胡恒德也曾坦承：“在某些方面，专业和辅助人员的奢侈条件，超过了美国大多数的优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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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也同时被解读为“优越感”的姿态。除了精英主义、过高的标准、模仿西方课程、奢侈生活……这些指责之外，在政治运动期间，还加上了“美帝国主义”。协和因为照搬西方而备受指责：初建之时，在教学标准和课程设置方面，“有过非常精心的研究和考虑，它们根据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的需要”。老协和的西化氛围，日后多次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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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协和毕业生，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写下这样的悔过书：“其建筑、体系、教学、传统……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特殊的。经过在这里至少5年的培养，学生们会认为他们自己是特殊的，真的很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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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医学界成功上升到拥有“社会特权、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地位。科学知识和高标准，帮助美国的医学界完成了这样的攀升，精英风格成为美国医学界的标志。但在中国，则存在着一种贴标签的“西化医学精英”与本土社会、广大民众之间的调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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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一份为协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校而写的备忘录中，一位协和内部人士肯定了协和毕业生在提高中国医学专业训练、在本科学习中引进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国医学教育上的任何进步，都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同时他批判：除了少数人才，大多协和毕业生没有对整个公共卫生运动做过什么贡献，“协和成员中缺乏治国之才来承担运动的领导责任”。“一些自己开业的毕业生，也并未对整个职业的道德水平提高做出什么贡献。作为一个整体，拥有众多优秀技术专家的协和毕业生，在社会上和思想上的贡献，并没有达到最初的期望。”协和的学生与中国本土社会严重隔绝。“在他们成长期间，这么多年封闭在一个相对舒适、致力于获得高级技术的小圈子内，代价是失去了对周围种种社会问题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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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协和的精英们其实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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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面向病人的医生，不常常接触病人的医生，他的职业内涵注定是空洞的，他的精英意识注定只是一个笑话。在协和学习、工作的人，他们从事的职业就决定了必须要时刻面对来自大众中的病人。天长日久，在医生和大众之间形成了坚固的联系。这是医生这一职业特点所决定的，也是与其他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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