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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刀医生是当时著名的协和外科专家刘瑞恒，副手是一位美国医生。单就手术本身而言是成功的，但术后，血尿并未停止，有时血量少，虽肉眼看不出，但化验仍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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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西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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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手术之前，梁启超是西医科学的支持者。作为清末民初最有影响力的传统学者和改革派之一，梁启超对现代科学的认同影响了中国几代学者。同时他也是第一批对传统医学进行批判的中国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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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前一年，即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成立医学善会，评述西医与中医。梁启超反对已教条化的“阴阳五行学说”和“以此关乎病人生死的医学”。他弘扬西医，认为西医在学术、知识、制度、公共卫生与保健等方面都比中医优秀。西医“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而讲衣服寒热之准，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学堂通课，皆兼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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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西化思潮汹涌的历史背景下，不少近代名人都否定中医。比如，严复认为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陈独秀批判“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唯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梁漱溟认为“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10个医生有10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很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鲁迅则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下，中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批判重点。“骂中医”甚至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日常活动之一，在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书中有这样的对子：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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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院笔记》发表之后，“梁启超被西医错割腰子”的说法在坊间流传，对西医的责难之声风起云涌，引发了诸多知识分子的又一场“中医西医”之争。其中有陈西滢、徐志摩、鲁迅。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的西医，因为这次事件而成为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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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滢在《尽信医不如无医》中描述了“梁启超事件”里西医的草率和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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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剖开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现肿物或何种毛病。但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现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7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7个牙，饿得筋疲力尽，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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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中，陈西滢对西医的诊治失误含沙射影、辛辣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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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上海一位懂得中医的朋友写信给他，说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术的，只要饮什么汤就会好。这话不但西医们听了好笑，就是我们也一点都不信。可是这中西不同的推断究竟有多大的分别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谁能说什么汤一定不能治愈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损失，也不至于比丢掉一个腰子和7个牙齿再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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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嘲笑西医拿人试验的精神：“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进而，他举出身边西医无效中医有效的例子：“我们的朋友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过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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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滢的文章在《现代评论》刊出后，有不少附和者，其中最有力的支持者是徐志摩。徐志摩写了一篇文章《我们病了怎么办》。徐志摩先是说了一通中医：“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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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接着也嘲讽西医所说的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试验品，或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或是学生来查看了一下出去了；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又来查看了一下出去了；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再来一次。但究竟谁负责看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即使你能的话。他们也许是为他们自己看病来了，但很不像是替病人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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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既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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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滢和徐志摩对医学并不精通，用真正学过医的鲁迅的话来说，他们是两位“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学过西医，他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发表了《马上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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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轰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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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西医背景的鲁迅，比起陈西滢和徐志摩，拥有更为专业的发言权。不过，鲁迅倒也认为西医到了中国，确实发生了许多问题，但他认定那不是西医的问题，而是“中国人的问题”，是“特别国情”，因为“本国的西医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这些医院，将病人当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还有在院里的‘高等华人’，将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愿意的，只好上私人所开的医院去，可是诊金药价都很贵。请熟人开了方去买药呢，药水也会先后不同起来。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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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医辩护的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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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割错了腰子”的受害者梁启超，此时如何评价西医和中医呢？他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却是为西医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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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它）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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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肯定即使割了右肾，西医对他还是有效的：“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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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中，梁启超维护西医有他的良苦用心：“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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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这份公开信，使得当时的协和医学院负责人如释重负：“梁的信是对此病案的一个非常好的声明。”几个月之后，梁启超再次露面，出席了协和医学院的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赞扬了协和，再一次表示对西医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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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协和医学院正对中国进步做出重大贡献。如果我们问中国最需要什么，最一致的观点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科学精神和方法。怎么才能最好地满足这一需求？我的回答是，通过医学科学……在如此杰出的医学院学习是极大的荣幸，而这也包含着极大的责任，因为你们的使命是通过医学科学的途径来带领这个国家其余部分走向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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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史专家程之范评论梁启超对此事的态度，认为他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西医医院，如果这时对协和大加鞭挞，最终吃亏的恐怕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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