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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慰梅也写到了她的资料来源:“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口中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参与手术的那两位编故事的实习生,极有可能的是,他们误把手术进行时力舒东医生和刘瑞恒医生那句玩笑话当作事实传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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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用英文所写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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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原始记录,还是应翻回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的病历档案。其中,协和外科医生的病例报告提供了关于“割肾”外科手术的详细经过,排除了外科手术错误的说法。病案如此记载: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患尿血症住进协和医院,经X光检查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决定予以手术割除。手术后解剖切下之右肾,可见樱桃大小之黑色肿瘤,经化验后排除癌症。提示这黑色肿瘤是良性瘤。病案内一并附上了梁启超本人声明,即上文提到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的英文稿。这是为避免人们误解协和医院,特地放在病案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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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最后在该院病逝,享年56岁。他的病历至今完整地保留在协和病案室内。从手术以后直至他去世前,约三年的时间里,他曾多次在协和医院就医,治疗不同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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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会根据手术后三年梁启超便盛年而逝,将他的死和“割肾”简单地关联起来。但梁启超最后的死因与尿血症无关,也与割去一肾无关。他留在体内的左肾一直工作正常。梁启超最后的死因,是一种当时极其罕见的肺部感染。其好友伍庄的文章也说:“有瑞典医生谓其病甚奇,世界上患此病者曾有三人,二人死而一人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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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梁启超在协和割肾的经历,映射了当时环境的诸多侧面。继梁启超之后,另一段插曲是张学良在协和医院的治病经历。张学良曾于20世纪30代初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严重的伤寒,康复之后,在报纸上赞扬了他得到的治疗。同时他也说,协和要在中国人眼中恢复信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正在中国,看到报纸后感慨:“要是张学良死在协和医院,真不知中国人的反应会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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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0多年间,在中国哲学、西医和中医的融合过程中,曾有过诸多如梁启超这次治病经历衍生出中西医断裂、分离,甚至对立的情况。虽然当时的协和有着无可比拟的医学“硬件”和“软件”,但中国人还是不能完全信服西医,也不能深入、准确、理性地看待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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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北京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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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北京城的西南方向,48公里之外是房山区周口店村的龙骨山,在20世纪20年代,这里突然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系,也因此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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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0年代初,两箱本想转运美国暂时保存的“北京人”化石,就像当初它们刚被发现时一样,突然失踪,再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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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达生是协和医学院的第二位解剖学主任。他与在组织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前任考德里教授是同学,都是加拿大人。考德里当主任时,请步达生来协和,担任神经解剖学和胚胎学的教授。但步达生的真正兴趣是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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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步达生根据在周口店发掘的牙齿化石,断定这是中国猿人的一个新品种,起名叫“北京人”,并向全世界宣布了“北京人”的存在。对周口店的正式挖掘,从这一年开始,直至1929年一个冬天的下午,天气已经很冷,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的一位年轻人,25岁的裴文中终于在“北京人”遗址主堆积的北边小支洞里,发现了“北京人”的一块头盖骨——一块未成熟的女性头颅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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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达生的建议下,协和医学院与地质调查所合作,对中国史前文化和北京附近的人类遗址进行调查,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经费。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了,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楼一层。步达生是新生代实验室的荣誉主任。为了专心研究“北京人”,步达生每天都在晚上七八点去办公室,直到早晨别人上班。1934年3月的一个早晨,步达生的一位同事来上班,敲门无人应,用总钥匙开门后发现,步达生双手捧着猿人的头盖骨,前额枕在骨头上,因心脏病复发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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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新生代研究室由一位名叫魏敦瑞的德国组织学家、人类学家负责。他继续参与挖掘周口店遗址的研究,陆续增添了新的“北京人”化石标本。1936年12月的《时代周刊》报道:“1936年堪称化石人类学的繁荣昌盛年”,“几周前,从1929年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著名头盖骨的洞穴里,又发现了两个头骨。上周来自中国的消息,第五个“北京人”的头骨也被挖掘出来了,有鼻子、眼睛的窝,保存得比其他几个要好。至此,挖掘周口店的化石,已经进行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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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的《时代周刊》说:“在上周的《科学》杂志上,魏敦瑞博士详细描述了中国猿人的第一块大腿骨。这是由裴文中从上季度在周口店洞穴收集物中发现的。其中一块有12英寸长,另一块2英寸长。它们有了一些人的特征,包括一般形状,在膝盖处的凹槽。但又有一些不同于现代人类的地方:更坚固,模糊的弯曲,到膝盖端厚度递减。从大腿骨来看,魏敦瑞认为它们属于一个完全直立行走的女性,差不多5英尺4英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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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瑞经常在协和解剖系做报告,以各个标本的特点来推论“北京人”的特征,以及它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从1927年到1937年,共在周口店的猿人洞中发现5个完整或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周口店也因此而成为世界上同时期遗址中材料最丰富、最系统的一个古人类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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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的发现,意义深远,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北京人”生活在距今50万年前到20万年前之间,是从古猿进化到智人的中间环节。在旧石器时代初期,“北京人”已懂得怎么选取岩石,如何制作石器用作武器或生产工具,已会使用原始工具来劳动,这是人和猿的根本区别。关于“北京人”的研究,回答了自19世纪爪哇人发现以来,近半个世纪关于“直立人”究竟是猿还是人的问题。“直立人”处于从猿到人进化的中间环节,迄今为止,“直立人”的典型形态仍以周口店的“北京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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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达生叼着烟斗,在协和解剖实验室里研究“北京人”。他根据在周口店发掘的一块牙齿化石,确定出一个独特的人种“北京人”,后来在同一地点发现的第一块中国猿人头盖骨证实了他的推断。1934年,他在办公室半夜突发心梗猝死,头枕在心爱的“北京人”化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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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头盖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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