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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护校师生在成都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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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时期，协和护校在成都的复校和顽强的生存状况，如同费孝通日后所回忆的：“战时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够严酷的，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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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迁的大学各自返回原先的城市。协和护校则根据医学院董事会的决定，计划于1946年暑假前迁回北平。在动身之前，学校举办了一次大“甩卖”，三年内积累的东西，除了特别必需的，都统统低价出售了。1946年5月，聂毓禅率领全校60多名师生，分别乘3辆大卡车，告别成都，踏上返回北平的征途。他们到陕西换乘火车，经河南、安徽、江苏到上海，又改乘海轮到天津，最后再换火车到达北平。路上走了两个月，换了6次交通工具。这长达1 900公里的跋涉是靠步行、坐大卡车、乘满是臭虫的公共汽车和卡车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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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件行李上车下车全靠我们七八位女同学搬运，搬不动的就抬，实在抬不动就一步步向前移运。”1945—1947年曾在协和的护士师资进修班学习的黎秀芳，参加了重返北平的学校搬迁小组，她如此描述。这次返回北平的旅途虽然劳顿，但她们的心情已与来时两重天，明亮而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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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1952年协和护校因上级决定而停止招生时，曾克服千辛万苦内迁办学的聂毓禅，内心有多痛苦。她说，全中国唯一的高级护理教育，“竟断送在我的手中，实为终身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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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困境时的生机和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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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聂毓禅带着协和护校学生进行一场“只有男人才能进行的迁徙”时，不愿意在沦陷区工作的张孝骞也离开了协和，回到家乡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回到湘雅后，大家希望他能主持校务。长沙当时的局势也不妙，但美国雅礼会不愿给湘雅提供搬迁经费。张孝骞这个在有些人眼中“地地道道的书呆子，只知道人体血容量和胃肠消化功能的人”，凭着严密的运筹和规划，竟在很短时间里把湘雅的校务处理妥帖，把全部愿意南迁的人员及学校的大部分设备，运到了贵阳。因美国人阻挠没有搬走的湘雅医院，后来果然在日军占领长沙时，被破坏得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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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由张孝骞主持的迁到贵阳的湘雅医学院，教学标准却从未含糊。那时人才缺乏，张孝骞千方百计地聘请高水平的教师，反复强调一点：“不能因条件不好而放弃严谨作风，一切医疗须按照从前的常规程序进行。”比如，像实习医生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病历，要亲自做常规化验，住院医生实行24小时负责制，主治医生坚持早、晚巡诊……这些张孝骞在协和工作时的制度，依旧保留执行。“三门不及格就留级，四门不及格就走人。”1939年时，一年级有60人，因考试不及格等原因至第二年只剩下30余人。严格的淘汰制度保证了学生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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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张孝骞（后排左五）任湘雅医学院院长时与教师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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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1944年，湘雅医学院在贵阳湘雅村时，教职员工居住的茅草房。中间一栋的三分之二为张孝骞及夫人居住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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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在担任院长期间，从不停止每周的查房。他查房的特点是，首先让医生背诵病史；另一个特点是，紧密联系病情，从诊断、鉴别诊断开始，一直问到病因、发病机制、病理、生化改变、治疗等。“查房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曾有个胸水病人，抽过多次胸水后原因没有找到，张孝骞查房时，“连抽了多少胸水、什么颜色、比重多少、是渗出液还是漏出液，显微镜检查有什么发现，有无送培养等细节都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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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对他主持湘雅医学院那段时期的评价是：“抗日战争经历了8年，师生生活水平降低了若干，而在院长（张孝骞）艰苦卓绝的英明领导下，学校的艰苦朴素的风气和学生的学业成绩从未有所降低。”后来，因为日军入侵贵州，张孝骞又率领全校师生，把湘雅医学院迁到重庆。由贵阳转移到重庆的艰难日子里，他始终坚持巡诊、出门诊。当时的湘雅没有临床实习基地，同学们只好分散在各地实习，张孝骞就奔走于各个医院，参加临床和教学，直到协和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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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最艰辛的岁月里，人在面对困境时迸发出的生机和坚韧，也许更能说明支撑老协和脊梁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除了聂毓禅和张孝骞，协和的李宗恩教授也筹建了贵阳医学院并担任院长。位置偏远的贵州省，在这段时期成了几个医学项目的中心。朱章赓被任命为贵州省卫生委员会主任，他劝说以前的同学和教授，把医学专长带到贵州。国家卫生署也将其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设在了贵阳，协和医学院的几位毕业生都与该所有关。贵州最大胆的医学项目也由贵州省政府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乡村改造委员会合作展开，在距离贵阳100公里的定番县施行了一个样板县计划。定番县的社会医学部设在一座佛教寺庙中，陈志潜亦参与其中。而留在北京的医生中，仅林巧稚在北京东堂子胡同自行开业的一家小诊所，就留下了8 887位患者的完整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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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的“激动人心的故事”，不是几个人的特写，是来自协和、发散全国的群像故事。“他们在艰难竭蹶之中，为国家保存和培养了可贵的医疗卫生人才，使中国的医学高等教育在残酷血腥的战争期间也没有中断。”除此之外，有人说在抗日战争8年里，协和教职工中没有一个人为日本人当差，没有出一个汉奸，这也是协和的奇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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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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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朝向希望之火不熄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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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项目与政治环境还不直接相关的话，那么到了后来，它们则越来越快地被卷入中国的政治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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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理想主义受到的种种挑战：“人们震惊于国际主义者的努力，他们试图克服所有困难以保持其希望之火不熄。”这种坚持，既隐含着影响中国的愿望，也有一份对文化国际主义价值的根本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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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连续不断的战争及动荡的时局，并没有阻止基金会的坚持。即便在协和医学院关闭期间，洛克菲勒基金会仍继续拨款，支持已迁移至西南部的医学院的本科、研究生和护士教育：从1942年到1945年，共拨款100多万美元，帮助了8所国立医学院、2所教会医学院、迁往成都的协和护校，并建立了一个“战时顾问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协和董事翁文灏、刘瑞恒、周贻春、时任全国卫生署次长的朱章赓。这使得基金会仍能保持与中国官方、民间机构的频繁联系，及时掌握中国战局的发展，也使得基金会在日本投降后，有可能迅速恢复在中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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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战时中国的一封封信件，会定期交给纽约总部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各部门之间传阅，许多故事读来令人沮丧，但这些来自战时中国的悲观报告并没有让基金会停止在中国的项目。恰恰相反，与美国国务院协调后，基金会甚至还新设了一个项目，即把中国知识分子带离战争中的中国，到美国一年。后来，历史学家资中筠写道：这些“援助”中国学院和知识分子的不同洛克菲勒项目，是基金会在民国年代所做的最大贡献……“洛克菲勒的主要特点就是，不管中国的条件如何动荡，依旧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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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议协和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