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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曾提出“文化国际主义者”一词，涵盖艺术、宗教、科学和商业诸多方面。每一代洛克菲勒人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国际想象力”，一部分是因为标准石油公司在全球的贸易，赋予了他们全球性的世界观，另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先进的慈善理念。除此之外，还有洛克菲勒二世对亚洲文化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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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二世及其妻子喜欢亚洲艺术，尤其喜欢中国瓷器，“研究它们是一种娱乐和消遣，我已经非常喜欢它们了。这种嗜好尽管费钱，却是清净的，不外露又不喧闹”。他的办公室里陈列了很多中国瓷瓶，毕生收藏达400多件，大部分在去世时捐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最骄傲的是明朝和清朝康熙年间的瓷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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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洛克菲勒二世一家人进行了一场为期三个月的东方之旅，除了参加协和开幕典礼，对亚洲艺术、景观园林及宗教的兴趣，是使他们踏上这场艰巨旅途的动机之一。在乘坐“亚洲女皇”号轮船横渡太平洋的旅程中，他们勤勉地阅读有关亚洲的书籍。“标准石油公司的中国名字叫美孚，意思是美丽、聪明。”洛克菲勒二世在寄往美国的信中写道。眼前的中国在政治上尚不稳定，在思想上颇具活力。在中国、韩国、日本访问佛教寺庙和园林时，洛克菲勒二世的妻子开始收集这三个国家的雕塑和手工艺品。在缅因州的宅邸，她建造了一个两层空间的“佛堂”。她在另一处夏季别墅里，建造了一处亚洲式的东方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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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洛克菲勒二世及随员在北京总统府。前排左起：洛克菲勒夫人、洛克菲勒小姐、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洛克菲勒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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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三代”：老洛克菲勒（右）、洛克菲勒二世（左）、洛克菲勒三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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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合作停止后时隔多年，洛克菲勒人再次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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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二世之子戴维·洛克菲勒，在回忆录里谈到1921年的这次旅行对父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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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两人而言，这都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旅行：他们对亚洲艺术的兴趣更深厚了。从相遇的三种文化中，他们成了陶瓷、织品、印刷品、绘画和雕塑的收藏家。更重要的是，父亲确认，美国的慈善事业在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美国传统的传教活动则已过时，和中国的需求没有什么关系了。父母各自的经历，不仅对他们有深远的影响，对我和我兄弟的生活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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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问北京期间，明陵的现状令洛克菲勒二世很是忧虑，他立刻捐款修缮明陵。情绪不外露的洛克菲勒二世写信说：“在中国时，想到那些美丽的寺庙、宫殿慢慢朽烂，毫无修复或保存的希望，我几乎痛哭失声。”他一直扩展着对中国社会情况的了解。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的眼光开始超越北京协和医学院，对中国表现出了更广泛的兴趣，采取了更民粹的路径。他在纽约见到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创始人晏阳初时，深受吸引。他邀请晏阳初夫妇到缅因州的夏季别墅，和其家人一起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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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之旅结束后，洛克菲勒家族连续有四代人游历北京，并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留影。三代洛克菲勒继承人之间，关于中国与协和，进行了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通信。1960年洛克菲勒二世离世，很多人把他和纽约市联系在一起——洛克菲勒中心、联合国大厦、现代艺术博物馆、河滨教堂、回廊修道院……但协和医学院，是洛克菲勒二世的第一个重大国际慈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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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专家治理、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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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充足的预算支持，有强烈的信念和东方文化情结为基础外，协和的幸运还在于“专家治理”：设计整个协和项目的都是100年前当时美国最顶尖的教育家和医学专家，他们带来了专家洞见的同时，也提供了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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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建立之初，以及设立其他医学和教育项目时，基金会便吸引了一批当时在美国教育界和医学界最有名望的专家，组成了其慈善事业的领导层和智囊团。他们有着“洛克菲勒人”的典型特征：白人、男人、新教教徒、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背景，对“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富人应该对社会承担什么责任”“如何改造社会”等问题有着相同的政治与文化观念。这些人包括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芝加哥大学校长贾德森，美国医学界的两位领袖人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院长韦尔奇、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西蒙·弗莱克斯纳。在20世纪初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成了全美医学教育的榜样，支持改革的资金则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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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在寻找中国项目，这批专家自然成了中国项目的顾问。美国医学界的两位领袖人物在1915年亲自出马，为“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确立办学方针、教育标准。洛克菲勒二世则在1921年参加协和开幕典礼时，再次邀请考察团专家之一韦尔奇同行。经过多年的医学项目合作，洛克菲勒二世非常敬仰这位医学教育家。后来，他给韦尔奇的信中写道：“我觉得除了我的父亲，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比拟我对您的深情。”作为当时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领军医学院院长，韦尔奇分别在1915年、1921年两次到访中国，给协和创建提供了关键的专业建议。他亲自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挑选前往协和任教的教师，在将其招聘来协和之后，关注这些人的事业发展，并协助其回美国后的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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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专家的参与，使得基金会从寻找项目到政策界定，都体现了专家们的一流科学观念和教育观念。仅仅为协和项目而进行的实地调研，就先后派遣了4次专家考察团。由专家进行详细实地调查，得到制定政策所需的第一手资料，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科学慈善”的标志，确保项目建立在尽可能“理性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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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1年建立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开始，到在美国南部进行的钩虫调查防治项目大获全胜，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医疗事业很快扩展到了南美洲和亚洲。在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之前，基金会已经开始在中国南方进行关于血吸虫和钩虫的调查。它的慈善视野从一开始就面向全国、面向国际，并希望能彻底根治社会问题，促进科学、教育和公共卫生发展，根除产生社会疾病的病源。当时，西方崇尚“科学医学”，将发展医学和公共卫生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基金会在初创时，几乎将全部资金投入到与医学有关的项目中。卡内基基金会促成了“Flexner报告”，又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共同支持了美国医学教育改革，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时，则达到了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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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到国际，从医学研究到公共卫生，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不到20年，便建立起了一个整体战略体系。北京协和医学院不只是一个孤立的项目，它在设计之初就有着美国顶级专家的参与，在招聘师资时可以从欧美选拔人才，在规划研究项目时可以获得人力、物力、理念的全面支持，其中“北京人”、定县项目、助产学校都是这样的典范。在其长远规划蓝图中，协和是所有中国医学院的最高衡量标准，也是全中国甚至亚洲医生和研究人员深造的中心机构。在协和背后，为其提供理念、工作方法、人才、资源支持的是一整张全球医学战略大网，有着更广泛的全球视野和蓝图作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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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呼唤科学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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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当时的中国，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对科学思想的迫切需求，期待西医能够带来科学思维，能强大国家，这也是难得的历史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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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学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公共卫生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在黄热病、钩虫病等疾病上的防治成功，向人们展示了科学的实用价值。它让人们相信，在未来，“科学医学”有力量消灭任何疾病。科学从象牙塔或实验室中释放出来，成为万能的“应用科学”，可应用到社会管理的各方面：政府立法、公共卫生和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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