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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40 清朝最后几年的维新运动和紧接而来的辛亥革命,为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受过西学教育的新兴知识阶层形成气候,给洛克菲勒基金会来华提供了机遇,也决定了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与基金会合作的可能。胡适和地质学家丁文江是积极参与鼓吹科学的重要人物,他们深受西方思想和科学主义的影响。胡适一生孜孜不倦地谈论科学方法,他所说的科学方法既是一种“实验室的态度”,又是一种思维术。他把这种方法视为“普遍法则”,运用于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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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42 西方医学所代表的科学方法,是中国摆脱“东亚病夫”形象、成为一个强国所急需的救国手段。中医与西医的关系,一度成为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政治目的对立的焦点所在。批判中医始自维新运动的倡导者郑观应和梁启超。辛亥革命后,新一代知识分子跟随潮流,希望改造传统文化,建立新文化。当时,有一种观点是,日本维新运动的成功和社会进步,与接受和发展西医联系紧密。梁启超说:“医学在促进科学精神上的影响,可以通过日本的经历来说明。日本最先与西方文明的接触是通过荷兰人,并且主要是通过医学。这在今天的日本被称为‘兰学’。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反过来促进了这个岛国物质和社会的进步。对中国来说,日本的经验值得客观地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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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44 1933年,胡适受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校长顾临的委托,为西格里斯(Henry S. Sigerist)的《人与医学》(Men and Medicine)中译本作序。胡适写道:“我们东方人根本就不曾有过自然科学的文化背景。”他认为在中国这样做骈文、律诗、赋、八股文,静坐讲理学的知识阶层中,绝不会产生出维萨里、哈维、巴斯特这样的医学家。读了这本书“再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站一个什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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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46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推动西学传播,既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也是在鸦片战争后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他们希望用西方模式重塑中国。公共卫生被介绍到中国后,改善了城市居民的卫生条件,也防止了传染病,更有助于加强西医的好形象。一场灾难性的肺鼠疫于1911年前后在东北爆发,成为推动西医在中国传播的一个契机。疫情最初发端于满洲里,后到达北京,半年内夺走6万条生命。西医、公共卫生被视为“强身、强种、强国”的政治武器,强国必先强种。比如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公共卫生、医疗和医学教育方面推行种种措施,保证了国家的强大,进而才可能征服人口为其数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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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48 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五四运动发轫时出现,也许是一个令人回味的巧合。协和创建时,正是一个各种观点、思潮勃兴的时代:对西方科学的崇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摒弃,以及政府政策的变化。洛克菲勒人推崇的科学正是五四运动的口号,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西方“科学医学”,被新式知识分子当作改造旧文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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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50 在改变中国的大趋势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他们选择了高标准。只有高度代表西方科学的“现代医学”,才能改变中国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如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伦曾向盖茨解释的:“这样的项目越深刻,其性质越不可或缺,中国人保留它们的时间也就越长。可能取代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和精神的,只有那些最久远、深刻而基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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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52 基金会当时确信,中国如想进步,必须学习现代科学。能给予中国人的最好礼物,就是科学精神和方法的示范,在中国建立协和医学院,就是建立这种示范。“假设每个中国人,能够用科学武装自己,强大到足以重新振兴其政府,然后重整中国社会而不需要额外的帮助”。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推崇和对中医的批判,又鼓舞了基金会,这些人对协和项目的参与,更是对基金会理念的支持。1930年左右,协和毕业生已开始在医学、公共卫生方面崭露头角,这让基金会更有信心。只是,五四运动之后大量的知识分子逐渐抛弃了“科学救国”,选择了更为激进的道路——革命。这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用科学来改变中国的路径,逐渐分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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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54 一个具有可塑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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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56 此外,中国当时处于一个“可塑性时刻”,政府软弱,无法控制外国机构,给基金会和外国改革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政府也希望在国际上建立一个开明、革新的新形象。基金会派出的两次医学考察团受到了当时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的接待。协和医学院动工后,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致电洛克菲勒,并亲自出席了协和开幕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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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58 当然,这种“可塑性”也存在着另一面:意味着政治上的持续变化和动荡。政府的软弱,又使得它无力为这些机构提供在中国发展所需要的稳定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持续性的项目。洛克菲勒二世也曾说过,医学是“无党派的、无论在何种政府之下人民都会有兴趣的工作”。专注于传授最新的科学医学,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沉重的一面。但在实现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波折,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缺乏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管理跨文化项目的经验。中国当时政治动荡加上内忧外患,也使得实现一个如此长远的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革命和战争,又使得协和的发展轨迹几度被打断,在设计模式之初,变数之大,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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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60 但就像历史学家资中筠形容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要特点就是,不管中国的条件如何动荡,依旧坚持不懈。即便是在战时的中国,一封封信件定期交给基金会的纽约总部,但这些来自战时中国的悲观报告,并没有让基金会停止在中国的项目。即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带来的乐观情绪,很快就被解放战争爆发所冲击,他们依然制订了协和医学院的复校计划,“试图克服所有困难以保持其希望之火不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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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62 在协和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即1917年到1942年,它独具4个优越条件:办学资金、办学理念、师资人才、学生生源。诞生之时独一无二的协和渐渐凝结了自己的独特气质,并且在医学领域迅速崛起。但在1921年,洛克菲勒二世来到北京时警言:“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因此,曾激励了协和创办人的那些理想,也不会在一天、一年或者十年内实现。最稳定而持久的结构是建立在深厚而广阔的基础上的……雨后春笋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因此要小心避免的一个危险就是,被其快速成长和表面发展所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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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64 使得协和成为百年中一个奇迹的是:即便一次次饱经冲突和混乱,经受各种政治和文化挑战,一切看似已被连根拔起,但协和的生命力仍在尽力延续。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关门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协和是时间最长的。但在中国的众多医学院校中,协和仍是一家“辨识度很高、连贯性强”的机构,保持着教师和领导队伍的连续性,协和的某些核心特征也延续了下来。如同一次次纺织,它是这么多年来密密麻麻织成的一种专业自主性和科学标准的精神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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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66 跨越时代,跨越国界,跨越数代人,跨越辉煌及磨难,协和用100年时间展现了一种普世性:“人类文明与精神生活上一种合作性成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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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71 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25]
1700796672 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医圣时代已过,良医余韵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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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74 2017年的中国医学和1917年时已大不一样。医学的演变,既包括在技术上的进步,也包括它所付出的人性化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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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76 在19世纪末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有“四大巨人”:医学院院长及病理学家韦尔奇、外科学教授霍尔斯特德、内科学教授奥斯勒、妇产科教授凯利。相对应地,也有人称协和内、外、妇、儿这几个科也有着“四大天王”:张孝骞、黄家驷、林巧稚、诸福棠。而刘士豪、邓家栋、许英魁、冯应琨、钟惠澜、陈志潜、王季午、吴英恺、曾宪九、黄萃庭、金显宅、关颂韬、胡传揆、李洪迴、罗宗贤、吴阶平……这些协和医学大家的相继涌现,照亮了20世纪中国医学的大半个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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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78 但是21世纪已不是产生大家的时代,划时代的发现也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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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80 如果清点一下目前中华医学会各个专业学会的任职人员,人们会发现,那个“协和占大多数”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这个曾经几乎是由协和人从头创建的中华医学会,至今依然在中国医生群体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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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82 变化中的世界,变化中的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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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84 当年协和初创时,是一个可以树立标杆的年代。那时的中国大地上散落着一些医学院,它们大多由教会办学,有的没有足够的资金,有的没有先进的办学理念,有的没有顶级人才,有的没有优秀生源,协和从耸立在北京东单的那一刻开始,这4个条件一一具备,并且能够靠着许多协和人的智慧和努力,坚持下去,拒绝降格为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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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86 在那个时代,医学的发展刚刚开始有了最初的欣喜,还没有达到后来的高峰。所以,沐浴在世界一流学术氛围中的协和人,因为各种条件的幸运,加上自己的内在动力,得以站在了医学的前沿。也是在最黄金的年代,诞生了后来的大家,这其中就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协和四巨人”:张孝骞、林巧稚、诸福棠、刘士豪。他们把尚未成形的科室,变成了专科。那些专科是第一个在协和建立,也几乎就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的。他们毕业后去美国的进修和科研,更打开了这些第一代中国“新医学人”的国际视野,也让世界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个“协和”。他们在学术水平上,几乎与欧美没有任何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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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96688 那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注定是可以产生或是培育大家的时代。而在后来的演变中,先是重新调整了的全国卫生系统安排,接着,又是几度中断使得协和失去了血脉的传承。几场政治运动将许多人曾经视为神圣的东西,一夜之间彻底打碎,经年积累的“协和传统”顷刻被踩在脚下。大破之余能否大立,成为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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