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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地带》发表时，如果你和我一样，急切地阅读过这本书，或如果你已经间接地感受到它对公众看待埃博拉病毒的深远影响时，你可能会对它有个极为恐怖的概念。理查德·普林斯顿写作很生动，技术娴熟，他是位勤勉的学者，他的目的正是让一个真正恐怖的疾病看似近乎超自然地可怕。你可能会想起他对一家苏丹医院的描述，其中病毒“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床上，杀掉左右两边的患者”，引起痴呆和混乱，不只杀害，还要让他们死时大出血，将器官液化，直到“人们在床上溶解”。在床上溶解？普林斯顿特地描述埃博拉病毒“基本上将人体的每一部分都变成可消化的病毒粒子黏液”，啊呀！看到这儿，你可能都会发抖。当他告诉你，死后，埃博拉感染的尸体“骤然恶化”，内脏溶解成“一种休克性的溶化物”，你可能要先停顿下，再翻下一页。你可能都没注意到这是个比喻，意思是功能失调，而非真正的溶化。或者，就不是比喻。后面的故事中还提到了另外一种线形病毒。普林斯顿提到一个生活在非洲的法国移居者，他“在飞机上旅行时，基本上与马尔堡病毒一起溶掉了”。飞机乘务人员，快点来！你可能尤其记得这一幕，普林斯顿描述受难者在苏丹的小黑屋里：昏迷不动、“血流成河”。毕竟，那和“出血”似乎有很大区别；意味着人体像个装着蔬菜炖肉和酸液的纸袋子，血从中喷射出来，直到流干只剩下躯壳。如果这些还不够刺激，里边还有关于埃博拉引起患者眼球充血，导致失明和其他并发症的描述。“血滴就挂在眼皮上：可能会流血泪。血从眼睛里沿脸颊流下，不凝固。”医生检查报告的红死病，与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的著作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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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非常不愿意批评同事，但是我的义务是建议不必要描述得太直白——至少不要描述成埃博拉病毒的死亡典型。一些出版了或口述的专家鉴定，证明了埃博拉病毒并不如普林斯顿许多耸人听闻的描述那样恐怖。埃博拉在真正受难和死亡方面的可怕程度没有减少。比如，疾病防治中心的特别病原体分部的副主任，皮埃尔·罗林（Pierre Rollin），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埃博拉病毒专家之一。他搬去亚特兰大之前，在巴黎巴斯德研究院（Pasteur Institute）工作，过去15年里他一直是许多埃博拉和马尔堡疫情应对团队成员之一，处理过包括发生在基奎特和古鲁的疫情。在他办公室的一次采访中，我问他关于公众认为这个疾病异常血腥的看法，罗林和蔼地打断我，说：“这是胡说。”我提到普林斯顿书中的描述时，罗林讽刺道：“溶解，溅到墙上？”然后失望地耸耸肩。罗林补充道，普林斯顿先生只要能让他的作品显得像小说似的，就怎么高兴怎么写。“但如果说法是真实的，那就得说真话，但他没有。因为到处是血，处处恐慌，实在是有点儿过了。”一小部分病人的确是出血致死，罗林说，但是“他们没有喷射，也没有溶解。”事实上，对于埃博拉病毒疾病来讲，常用的术语“埃博拉出血热”本身就用词不当，因为一半儿以上的病人是一点血不出的。他们死于其他原因，如呼吸窘迫和内脏衰竭（但非内脏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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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约翰逊，一位应对埃博拉暴发的专家，他的权威性我前面也有所提及，是《高危地带》的一个关键角色。他做出了相似的反应，但更加尖锐，他一如既往坦诚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谈话是在我的办公室进行的，当时他又一次到蒙大拿（Montana）开始他定期的钓鱼之行。我们成了朋友，他还简单地传授了我一点如何思考动物传染病毒的方法。最终我有机会请他坐下来做个采访，当然肯定要提到《高危地带》这本书。卡尔严肃地说：“血泪是胡扯。没有人流过血泪。但这种现象正是普林斯顿要抓住的。”要公平对待这个他并不讨厌的年轻记者。他解释道，这事儿并非是普林斯顿凭空捏造的，而是从另外一个线人获得的，这人在1976年扎伊尔疫情暴发时就在场（但不在扬布库），且和他本人更熟一些。卡尔进一步提到，“死去的人并没有变为不成形的黏液”，如普林斯顿所述。约翰逊也和皮埃尔·罗林观点一致，认为在出血这点上的描写太过夸张了。他说，如果想见识真正出血的疾病，看看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当然，埃博拉恶性且致命，但并不完全是以书中描写的那种方式体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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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世界中，科学文献中描述的埃博拉病毒疾病引起的主要症状如下：腹痛、高烧、头痛、咽喉痛、恶心和呕吐、食欲不振、关节痛（arthralgia）、肌肉痛（myalgia）、虚弱（asthenia）、呼吸急促（tachypnea）、结膜炎（conjunctival injection）和腹泻。结膜炎特征是红眼，但不流血泪。所有这些症状一般都会在许多或大多数致命性案例中出现。另外，还有些只出现在一小部分案例中的，包括胸部疼痛、吐血（hematemesis）、牙龈出血、血便、鼻出血、针刺部位出血、尿闭（anuria）、皮疹、打嗝和耳鸣。基奎特疫情中，59%的病人没有明显出血，即使出血也基本上和存活率的高低无关。另一方面，呼吸急促、尿潴留（urine retention）和打嗝，则不是好兆头，预示着死亡可能即将来临。在那些出血的病人当中，除非是自然流产的孕妇，失血也不太多。多数未能幸存的死者都是在昏迷和休克中离开人世的。就是说：埃博拉病毒一般会悄悄致命，而非重大一击或喷溅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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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都是在非常惨烈和危险的情况下收集的，而且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救命，而非科学研究，所以专家们甚至也不能确定病毒致死的典型方式。“我们不了解致死的原理，”皮埃尔·罗林告诉我。他可以指出是肝功能损坏、肾衰竭、呼吸困难、腹泻，但最终似乎总是各种症状以无法阻挡的趋势一拥而到。卡尔·约翰逊也表达了相似的不确定性，但提到该病毒“确实追随免疫系统”，阻止干扰素（interferon）的产生。干扰素是免疫反应所必需的一组蛋白质，没有它，就“无法阻止病毒的持续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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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埃博拉病毒免疫抑制的观点后来也在文献中出现，伴随着它可能导致病人体内埃博拉病毒无限繁殖，和平时在内脏等处生存的天然细菌过度增长的猜测。据某信息来源，细菌的过度增长可能因此将血带到尿液和粪便中，甚至导致“肠道损伤”。也许普林斯顿在写液化的内脏和人体溶解于床上时，头脑中想到的就是这些吧。如果这样，那他混淆了埃博拉病毒和没有健康免疫系统限制的普通细菌之间的区别。但说到讲故事，我们都更喜欢生动的，而不是复杂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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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病理学还有一个角度，是一种叫作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的现象，医学界简称为DIC。它也被广泛称为消耗性凝血病（consumptive coagulopathy）（希望这更容易理解些），因为它是以错误的方式过多地消耗了血液的凝血能力。在我们蹲守观察大猩猩后，坐船沿蒙比利河而上时，比利·卡雷什跟我说过DIC。他解释道，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是一种病理性血淤积，其中正常的凝血因子（凝血蛋白和血小板）被集中起来，在患者体内的血管中形成小血块，而当其他地方需要止血时，凝血能力却只剩很小或没有了。结果，血液从毛细血管渗透到皮肤表层，形成擦伤般的紫色印迹（血肿）（hematoma）；血液可能从某个针眼中不断滴出，似乎永远愈合不了，或漏到胃肠道或尿液中。更糟糕的是，血管中的小血块的大量聚集会阻塞血液流到肾脏或肝脏中，引起器官功能衰竭，这在埃博拉病毒症状中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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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卡雷什提醒我时，人们对埃博拉病毒病症中DIC作用的了解。更新的理解是，卡尔·约翰逊和其他人开始质疑该病毒一定程度上导致的免疫停止和后续的细菌过多繁殖，是否能更好地解释之前归在DIC头上给身体造成的损伤。“刚开始发现时，DIC，哒、哒、哒，成了出血热中所有表现的关键。”约翰逊告诉我，再次戏谑地讽刺世俗认知。现在，他说，他在文献中看到的DIC少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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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多方面看，埃博拉病毒仍然是很高深莫测的病毒，埃博拉病毒疾病仍然是一种神秘的疾病，同时依旧恐惧且可治愈性小，不管有没有DIC，也不论有没有溶解的器官和血泪。“我意思是，很糟糕，”约翰逊强调，“真的，真的很糟。”他几乎是第一个见证埃博拉病毒的，当时的情况也非常诡异，1976在扎伊尔，那时该病毒都没有名字。但有一个情况一直没变过，他说：“说实话，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特别害怕它，包括全球医学界的，以至于都不想真正尝试或研究它。”他指的是研究它在活人或与病毒抗争的病人身上的影响。要做到这点，需要合适的医疗设施、BSL-4实验设备、资金投入和专家级的专业人士，及合适的条件。不能等下一次暴发时就直接在非洲村庄里一个教会诊所里做这个研究。需要把埃博拉病毒封闭起来，置于研究条件中，加以高度监视，而不只是冷冻病毒或血样。还需要研究在人体内肆虐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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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难安排。他补充道：“目前在美国还没有一例埃博拉病人。”但每件事的发生，总有个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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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英格兰有了第一例埃博拉病毒疾病的病人，俄罗斯1996年出现了第一例埃博拉病人（对此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与在科特迪瓦剖验大猩猩尸体的瑞士女士不同，这两位不幸者并不是在非洲实地感染，然后躺在救护飞机上回来的。他们的感染是实验室事故。二人都在做研究的过程中，自己不小心受伤了，伤口小却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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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事故发生在英国微生物研究机构，一家严谨的专业机构，位于守卫森严的政府基地波顿唐（Porton Down）内，与伦敦西南乡村绿浪中的巨石阵不远。就像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但这个实验室不是位于新墨西哥的山峦中，而是被英格兰田园所覆盖，那里的关键战略物资不是铀（uranium）和钚（plutonium），而是细菌和病毒。早些年，1916年始，波顿唐是化学武器的研发实验站，开发芥子气等化学武器；“二战”期间，机构内的科学家也从炭疽（anthrax）和肉毒杆菌毒素（botulin）里提取细菌研制生物武器。但最终，随着政治形势变化和政府的顾忌，波顿唐如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一样，将重心转移到了预防，即研究潜在生物和化学武器的对抗方法。工作中会应用到高防备设施和技术，来研究危险的新型病毒，因此，当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集结实地考察队去西南苏丹调查未知的疫情时，波顿唐是能够有资格提供援助的。从病情极重的苏丹病人身上取样的鲜血经过深度冷冻，到达波顿唐进行分析，就在大约同一时期，那个令人焦虑的秋天，扬布库的血样也运往了疾病防治中心。实地考察人员向实验室人员寻求解答一个问题：这东西是什么？当时还没有埃博拉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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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顿唐的一个实验室人员叫杰弗里·S·普拉特（Geoffrey S. Platt）。1976年11月5日，实验过程当中，普拉特把从一只感染了苏丹病人病毒的豚鼠身上提取来的肝匀浆加入到注射器中。也许他的意图是将这种浆注射到另一只实验动物体内。结果出了岔子，他扎到了自己的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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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特不能确定自己接触的究竟是什么病原体，但他知道事情不妙。他一定注意到了，这种未知病毒的死亡率高达50%。他立即脱掉医疗手套，将大拇指伸到次氯酸盐溶液（像漂白剂之类的东西，用于杀毒）中，想挤出一两滴血。但一滴血也没挤出来。他甚至都看不到针眼。如果这意味着没有针眼，那是好现象，但如果是个密封得很紧的小眼儿，那就是个坏兆头。根据后续发展，普拉特伤口的细小证明了即使是非常微量的埃博拉病毒，也足够引起感染，至少那一点量直达人的血脉中。并非所有病原体都这么强劲。有些需要更大空间。埃博拉病毒有力度，而非广度。与患者呼吸共同的空气，或只是身体接触，或（可能）只是皮肤接触到了患者的血液，（可能）都感染不了；可是一旦有一丁点儿病毒通过皮肤上的伤口进入体内（皮肤上总是不可避免会有些小伤口），那只能听天由命了。用科学家的术语：它并非传染性的，而是高度感染性的。针刺后6天，杰弗里·普拉特发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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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他只是感到恶心和无力，带有腹痛。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他的不适受到很大重视。他被收入到伦敦附近一家医院中的感染病专用病房，在该病房中，又被置于负压塑料隔离帐篷内。历史记录没提到，但是护理和治疗的护士和医生肯定都佩戴了面具。给他注射了干扰素，来帮助刺激他的免疫系统，还注射了从一位复原的埃博拉病人身上抽出的血清（从非洲空运而来），以供应些抗体外援。第4天，普拉特的体温飙升，伴有呕吐。这说明病毒生命力很旺盛。接下来三天里，是紧急危险的时期，他吐得更多了，加上腹泻和全身皮疹；尿液很少；喉咙的真菌增殖预示着免疫力丧失。所有一切都是不祥的征兆。同时，医护人员给他注射了更多血清。也许治疗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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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天，普拉特呕吐和腹泻止住了。两天后，皮疹开始消失，真菌也得到了控制。他很幸运，可能有基因上的原因，可能也是由于有幸接受了最好的医疗护理。病毒从他的血液中、尿液中和排泄物中消失了（虽然在他的精子中逗留了一小段时间，但显然他答应医生不会让任何人受到威胁）。他从隔离区出来了。最后回到家中。他体重减少了，在漫长而缓慢的恢复期中，他的头发脱落了。但和那位瑞士妇女一样，他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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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的俄罗斯研究者，则没有如此幸运。俄罗斯的一篇新闻报道（但是西方的医学文献中没有提到）中提到她叫拿德妲·阿莱斯纳·马卡维卡亚（Nadezhda Alekseevna Makovetskaya）。她供职于国防部下属的一个病毒学机构，从马身上提取血清，用于实验室环境下找到治疗埃博拉病毒的方法。马匹不会感染埃博拉病毒，这点和马匹会感染亨德拉病毒不同，因此实验室中使用马匹来制造埃博拉病毒的抗体。要测验这种治疗方法的有效性需要感染其他的马匹。“很难描述与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马合作。”当时的俄罗斯生物战领导，国防部中将瓦伦汀·耶斯提格涅耶夫（Valentin Yevstigneyev）一副无情而小心的口吻如是说。无疑，他说的是对的。马匹即使不抽搐的时候也会有些神经紧张、活蹦乱跳，谁愿意拿着针去接近这些马呢？充斥着埃博拉病毒的马血会回流么，会像种马被注射亨德拉病毒时那样，在马棚中躁动吗？如果这样，谁会愿意拿着针去接近马呢？“正常情况下，这个家伙都很难对付，而我们还要用专用保护装置。”耶斯提格涅耶夫说。他说的“我们”可能是广义上的。他是个高官，军队领导，不太可能自己戴上橡胶手套亲自进行试验。“一次失误，一副破损的手套，都可能酿成大祸。”马卡维卡亚就是因为一次失误酿成了大祸。或者也许那马的敏感抽动多过于她的失误。“她的保护手套裂开了，但没有向上司报告，”耶斯提格涅耶夫将军毫无同情地描述着事情的经过，“因为紧接着新年假期就来了。”他是在暗示她不想在隔离区里过节吗？他没提到针刺伤、抓伤、或破手套下的裂口，但一定发生了这样的不幸。“结果，当她看医生时，已经太迟了。”马卡维卡亚的症状和死亡的细节一直未向外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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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俄罗斯女性在2004年5月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这个病例的信息稍多一些。安东尼娅·普丽斯尼亚科娃（Antonina Presnyakova），46岁，是一家高安全性的病毒研究中心的技术员，该中心叫韦科特（Vector）（听起来像是从伊安·弗莱明创作中来的似的），位于西伯利亚西南部。普丽斯尼亚科娃的注射器中装有从一只感染了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的豚鼠身上抽到的血。针穿过两层橡胶手套，穿透了她的左手掌。她迅速进入隔离诊所，几天内就出现了症状，两周后离开人世。有消息透露，她在韦科特的上司并没有向实验室高层汇报，更别提向世界卫生组织或其他人提及此事了，因此未能及时将埃博拉实验性治疗剂从国外空运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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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例子反映了在实验室研究这种致命且具感染性的病毒本身就存在危险性。同时也提出了美国对这种本土最接近埃博拉–扎伊尔途径的担忧。这个也发生在2004年，就在安东尼娅·普丽斯尼亚科娃死亡的几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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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莉·L·沃菲尔德（Kelly L. Warfield）在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的郊区长大，距她家几英里的地方就是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专注于医学研究和生物防御的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就坐落其中。她是个在城镇里长大的女孩儿，聪明且好奇心强。她妈妈在德特里克堡门外开了家便利店。凯莉从中学起开始帮妈妈打理店铺，当时她第一次见到来店里光顾的疾病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并和他们交谈。只要是顶级货色，无糖可乐、牛奶、戒烟口香糖、泰诺等等，军队的病毒学家们都会买。和其他普通的年轻便利店员不一样，凯莉很早就对科学感兴趣。高中的暑假，她在政府一家标准和措施研究机构工作。大学第一年以及之后的每个夏天，她都在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德特里克堡分部做实验室助理。本科获得了分子生物学学士学位后，要考虑研究生的专业了，恰好这时她读到了刚刚出版的《高危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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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个读《高危地带》长大的孩子，”沃菲尔德很久之后告诉我。她无法给书中的科学准确性打包票，她补充道，但那本书对她的影响是巨大的。她受到了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南希·杰埃克斯（Nancy Jaax）的影响。南希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的陆军少校同时也是一名兽医病理学家，曾经是雷斯顿市猴子感染事件中的反应队的成员之一。沃菲尔德希望自己大学毕业后能够回到德特里克堡成为该所的科学家。如果可能的话，她希望研究埃博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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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希望找到能学到病毒学的博士项目，此后在休斯敦的贝勒医学院（Baylor Medical College）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项目。贝勒有一整个系致力于病毒研究，有24名病毒学家，其中一些非常杰出，但是没有一个人研究像埃博拉一样的高危性病原体。沃菲尔德在一位导师的实验室里找到了个位置，开始着手研究一组胃肠道病毒——轮状病毒，一种可引起腹泻的病毒。她的专题项目是观察老鼠对轮状病毒感染的免疫反应。尽管该病影响不算很大，工作却非常复杂和重要（轮状病毒每年会导致全球大约50万儿童死亡）。她对用实验动物（尤其是老鼠）做人类对病毒感染免疫的模拟方面有经验，并且学过一点疫苗制作技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不是使用传统的做法，即实验室诱发演变而致活病毒衰减的传统方法，而是使用类病毒颗粒（virus-like particles，VLPs）研发疫苗且非常专业。类病毒颗粒本质上是病毒外壳，能够诱发产生抗体（免疫就绪），但没有功能性内核，因此不会繁殖或引发疾病。类病毒颗粒似乎对研制如埃博拉病毒抗体疫苗来说大有前景，因为对埃博拉进行活病毒疫苗实验太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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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莉实现她的梦想花费了一些时间，但并不是太多，而且她一点时间也没浪费。完成博士学位后，26岁的沃菲尔德博士于2002年6月开始在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工作，就在几天前，她刚刚从休斯敦毕业。这个军队机构雇佣她的部分原因就是她的类病毒颗粒技能。她立即加入特殊免疫接种项目，要打一系列折磨人的疫苗，一个新人要进入BSL-3实验室要打很多针，更不用提BSL-4实验室了。（BSL-3实验设施主要供研究危险但可治愈的疾病，许多这样的疾病是由细菌引起的，如炭疽和鼠疫。BSL-4则主要用于埃博拉、马尔堡、立百病毒、马秋波和亨德拉这类没有疫苗也没有治疗办法的病原体的研究。）她一年内被接种了一整套针对在实验室可能或不可能遇到的恶性病毒的疫苗，有里夫特裂谷热（Rift Valley fever）、委内瑞拉马脑炎（Venezuelan equine encephalitis），当然也有天花，还有炭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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