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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说：“没有原因。根本没有什么原因。我认为决定一种病原体能够在新宿主身上生存下来原因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巧合。很大程度上是概率。”他提醒我，由于变异的概率高，复制的概率高，RNA病毒的适应性非常强。每一次传播都为病毒提供了适应和生存下来的机会。恐怕，我们不会知道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有多少种动物病毒悄无声息地传染给人类。很多这样的病毒不会引起任何疾病，或者导致一种新的疾病——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的卫生状况堪忧——被误诊为某种已知的疾病。他说：“关键在于病毒感染新宿主的概率越大，在遇到新的免疫系统时变异的概率就越大。”变异是随机发生的，但是非常频繁，可以将碱基对以各种各样的新的方式组合起来。“或早或晚，这些病毒中会有一种找到合适的碱基组合适应新的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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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概率的这个观点至关重要，而且非常微妙。我从其他几位疾病科学家那里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其重要之处在于抓住了整个情况中的随机性，如果不是如此也许我们会将出现新疾病的现象浪漫化，以为新型的病毒攻击人类是带有某种目的性的。（“热带雨林的复仇”就是其中一种浪漫化的说法，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可以考虑，但不应该信以为真。）爱泼斯坦轻描淡写地谈论着两种截然不同但是又互相联系的说法用以形容人畜共患病的传播：生态和进化。栖息地受到打扰、捕食动物为食、人类接触潜伏在动物宿主身上的新型病毒——这就是生态所指的内容。在众多的生物中，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人群中间和其他有机体中间，考虑其当时的变化。RNA病毒的繁殖和变异率、不同病毒菌株的成功率不同、病毒适应新的宿主——这是进化所指的内容。随着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某些有机体当中。进化当中最需要记住的是——其主要机制、自然选择等正如达尔文和他的追随者所叙述的那样——没有任何的目的性，只会产生相应的结果。如果不相信这样的说法就等于接受了带有情感色彩（“热带雨林的复仇”）的目的论的谬误，而这样的说法有误导的作用。这也正是琼·爱泼斯坦希望说明的道理。他说，别认为这些病毒有特别的策略，也别以为它们对人类有恶意。“这就是个概率的问题。”这些病毒不是在追逐人类。或者说，其实是人类在追逐这些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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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道，但是蝙蝠容易成为疾病的宿主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畜共患病毒——或者说看起来的这么多病毒——都是从翼手目的哺乳动物传染给人的？还是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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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个问题是对的，但是我认为目前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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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什么正确答案，但是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希望找到答案。我对全世界研究新型疾病的专家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是蝙蝠？其中一名专家是查理斯·H·卡利舍（Charles H. Calisher），一位著名的病毒学专家，最近刚刚作为微生物学教授从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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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舍1964年从乔治敦医学院获得了微生物学博士学位。他因为进行经典的实验室病毒学研究而出名，这就意味着需要培养活体病毒，注射到老鼠和细胞培养液当中，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决定究竟将这种病毒放在病毒家族树的哪个位置——卡尔·约翰逊（Karl Johnson）曾经在分析马秋波病毒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工作，而且这样的工作也可以追溯到比约翰逊、弗兰克·芬纳（Frank Fenner）、麦克法伦·伯内特和其他科学家更早。卡利舍曾经在CDC和其他学术岗位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专注于研究节肢动物为媒介的病毒[比如西尼罗河病毒、登革热和克罗斯病毒（La Crosse virus），都是由蚊子携带]和通过负鼠传播的病毒（最有名的就是汉坦病毒）。作为研究携带者和宿主身上病毒40多年但没有特别关注过翼手目动物的科学家，他发现自己也非常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新的疾病都是从蝙蝠身上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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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卡利舍身材不高，带着一丝狡黠的眼光，整个职业生涯都以学识渊博、尖刻的幽默、蔑视浮夸、疾言厉色和（如果你能够透过他坚强的外表）宽容友善而著称。在我们开始严肃的谈话之前，他坚持请我在柯林斯堡一家很好的越南餐厅吃午餐。他穿着一件费舍曼的毛衣，斜纹棉布裤和远足靴。用过午餐之后，我跟着他的红色载货卡车回到位于州立大学的实验室大楼，他在这里还有几个实验计划正在进行中。他从细菌培养器中拿出一个平边的烧瓶，放在显微镜下聚焦，并说看这儿：克罗斯病毒。我看见像樱桃色的如酷爱（Koolah-Aid）饮料颜色一样的培养液中的猴子细胞，正在被非常小的什么东西攻击，这种东西非常小，只能通过其对培养液造成的破坏才能观察到它的存在。全球各地的人——医生、兽医——都把组织标本寄给他。卡利舍解释说，他们是要他用这个东西来培养病毒并确定这种病毒究竟是什么。好的。这种事情就成了他终身的工作，特别是寄生在负鼠身上的汉坦病毒。然后就出现这次短暂的偏离他的研究主题，他研究了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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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现在由于他已经退休，办公室显得空空荡荡，只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台电脑和几个盒子。他斜靠在椅子中，把脚搭在桌子上开始聊了起来：话题涉及虫媒病毒（arboviruses）、CDC、负鼠身上的汉坦病毒、克罗斯病毒、蚊子和一个叫作落基山病毒俱乐部的兴趣小组。他所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但是他也知道我的兴趣所在，又回到了6年前他和一位同事的一次意味深长的交谈上。这次交谈是在SARS暴发的消息后，他得知这种新型的致命冠状病毒也可以追溯到生活在中国的蝙蝠身上。他的这位同事叫凯瑟琳·V·福尔摩斯（Kathryn V. Holmes），是供职于丹佛附近的科罗拉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一位研究冠状病毒和病毒分子结构的专家，这所大学就位于柯林斯堡高速公路的南边。查理用他的方式生动地向我讲述了这个故事，结束了这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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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凯瑟琳·福尔摩斯说：“我们应该写一篇关于蝙蝠和蝙蝠传播的病毒的综述性质的论文。这种由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真的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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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起来很感兴趣，但是还有一点怀疑。“在论文中我们应该写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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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写点这个、那个或者其他什么，”查理含糊地说。这个想法还在酝酿当中。“也许是关于免疫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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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免疫学有什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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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说：“我对免疫学一窍不通。我们去问问托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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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舒恩茨（Tony Schountz）是他们的一位朋友，是位于格里利的北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免疫学专家，主要从事人类和老鼠对汉坦病毒的免疫反应研究。那时，和卡利舍一样，舒恩茨也从来没有研究过翼手类动物。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强壮的年轻人，以前曾做过运动员，在大学的棒球队做过接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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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你对蝙蝠有什么了解？”（蝙蝠的英文单词bat也有棒球棒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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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恩茨以为查理说的是路易斯维尔棒球。“它们是由灰做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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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汤姆？我们说的是蝙蝠。”他做出拍着翅膀飞的姿势，和迪马乔（DiMaggio）的姿势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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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对此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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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读到过有关蝙蝠免疫力方面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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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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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过有关蝙蝠免疫力方面的论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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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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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也没有读到过这方面的文章——除了在蝙蝠身上发现抗体证实了病毒感染这个层次的文章，其他的文章都没有看到过。好像谁都没有关注过翼手类动物的免疫系统是如何反应这样深层次的问题。查理告诉我，“我对凯瑟琳说，‘我们写一篇综述性质的论文吧。’”“托尼说，‘你们疯了吗？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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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她对此一无所知，你对此一无所知，我也对此一无所知。这就对了。我们不会带有任何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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