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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下，让我把事情说清楚：你是身处在乌干达的山洞中，被马尔堡病毒、狂犬病毒和黑森林眼镜蛇包围，从成堆的蝙蝠尸体中跋涉前行，像《鸟》（The Birds）这部电影中的蒂比·赫德伦（Tippi Hedren）一样被活蝙蝠啄伤脸部，洞壁上爬满了饥渴的虱子，人们在洞里很难呼吸，很难看清东西……非常有可能患上幽闭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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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乌干达的矿山救援队并没有什么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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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实地探险结束的时候，科学家们已经收集到了大约400只蝙蝠用以解剖和取样，其中一半的蝙蝠属于棕果蝠（Rousettus aegyptiacus）。7个月后也就是2008年4月，CDC的团队、唐纳和阿曼又回到了吉他卡山洞，捕捉了200多只棕果蝠进行取样，以观察马尔堡病毒是否还在蝙蝠中生存，以及这种病毒在取样的蝙蝠中的感染率，能够显示一次究竟有多少感染的蝙蝠栖息在吉他卡山洞。唐纳和阿曼一开始在蝙蝠的腿上使用标记环作为记号，后来还使用了珠领环（这种方法看起来好像比在蝙蝠腿上使用标记环这样的做法更成功），每一个珠领环上都对应一个数字。两位科学家都因为这个标记–再捕捉蝙蝠的研究捏了一把汗。有些持怀疑态度的同事说由于蝙蝠的数量众多以及再次捕捉蝙蝠的概率较低，这样的做法是白费功夫。但是用阿曼的话说，“我们有点身不由己了”。最后他们总共放飞了1 329只做过标记的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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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解剖的蝙蝠的血液和组织样本的争议要少很多。这些样本被送回到亚特兰大，唐纳在那里参与到实验室的工作中，希望找到马尔堡病毒的踪迹。1年以后，由唐纳、阿曼、瑞里普（Rollib）和WHO和NICD的同事合作撰写的一份报告宣布了一些重要的发现。在山洞中的爬行探索、对蝙蝠取样和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对了解线形病毒取得了巨大的突破，这里所说的线形病毒包括马尔堡病毒和埃博拉病毒。这个团队不仅检测出了马尔堡病毒的抗体（取样的约600只果蝠中13只身上检测出了抗体），还发现了马尔堡病毒的RNA基因片段（31只蝙蝠），同时还做了一些更为困难和引人注意的事情。虽然病毒抗体和RNA基因片段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也属于能够证明埃博拉病毒和蝙蝠有联系的间接证据。这个团队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了活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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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和同事在CDC的一间BSL-4实验室中从5只蝙蝠身上分离出了正在繁殖的活体马尔堡病毒。而且这5个病毒的菌株从基因上看各不相同，这表明了埃及果蝠身上病毒存在和进化的历史。这些数据和RNA片段都成为了埃及果蝠是马尔堡病毒宿主的确凿证据，即使埃及果蝠不是这种病毒唯一的宿主也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宿主。根据这些分离工作判断，马尔堡病毒肯定存在于蝙蝠当中。根据RNA的片段观察，这种病毒在一段时间内感染了大约5%的蝙蝠。将这些数字综合在一起并估测吉他卡地区有100 000只蝙蝠这一情况，这个研究团队可以断定大约有5 000只感染了马尔堡病毒的蝙蝠每晚从山洞中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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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一个有趣的想法：5 000只感染的蝙蝠在人的头上飞过。它们要飞到哪儿去？飞到多远的果树那里？谁的牲畜或者花园里会被飞来的蝙蝠拉上粪便？琼·爱泼斯坦的建议可能会非常有效：“抬头的时候把嘴闭上。”唐纳和合著者在文章中说：“吉他卡蝙蝠聚集在一起生活这种情况只是非洲众多蝙蝠聚居在山洞当中生活的情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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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堡病毒还通过蝙蝠的翅膀传播到了什么地方？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2008年的夏天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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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特丽德·乔思婷（Astrid Joosteen）是一位41岁的荷兰妇女，2008年6月和丈夫一起到乌干达进行了一次探险之旅。这次旅行并不是他们的第一次探险之旅，但是这次旅行的后果比其他旅行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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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拉班特北部的家里（非常巧合的是这个地区也曾经受到过Q热病的侵袭），乔思婷是一家电子公司的业务分析员。她的丈夫是一名金融经理，他们夫妇二人都非常喜欢每年从荷兰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到非洲去旅行，感受当地的风景和文化。2002年，她们到过约翰内斯堡，刚刚从飞机上下来，她们一眼就爱上了这片大陆。后来，她们陆续到莫桑比克、赞比亚和马里旅游。2008年，她们通过一个探险旅游商预定了一次旅行，这次旅行她们可以看到乌干达西南部高地的山地大猩猩、其他野生动物和不同的文化。她们一路向南跋涉，朝着布温迪禁猎区的森林（Bwindi Impenetrable Forest）进发，那里正是乌干达大猩猩栖息的地方。旅行途中的一天，这次旅行的组织者提供了一个选择，可以在原定的旅游路线之外进行一次额外的探险之旅，到一个叫马拉马干博森林（Maramagambo Forest）的地方。这个地方最吸引之处是风景独特的巨蟒山洞（Python Cave）。在这里生活着非洲的岩石巨蟒，这种巨蟒以蝙蝠为生，体型巨大、活动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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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思婷的丈夫是个肤色很浅的男士，名叫贾普·塔尔（Jaap Taal），他的个性非常冷静，光头，戴着黑色的圆形眼镜，这次旅行后他成了鳏夫。在蒙大拿西南部的一家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贾普·塔尔告诉我当时绝大多数同行的旅行者都不太能够接受这个选择，但是这些人的意见当时并没有影响他们去那儿的想法。他解释说，巨蟒山洞是这次旅行当中额外的一个安排，他们这次乌干达旅行计划中并没有包括这次安排的费用。“但是，阿斯特丽德和我经常说，也许你一生中只来这里一次，所以要玩得尽兴。”他们乘车来到马拉马干博森林，走了一英里左右，随着地势增高来到一个小池塘。池塘附近是一个低矮、黑暗的洞口，被苔藓和其他植物覆盖着一半，就像是稍稍露出水面的鳄鱼的眼睛。乔思婷、塔尔、导游和另外一位游客下到了山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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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里的地面情况非常差：满是岩石、崎岖不平，到处都是蝙蝠的粪便，非常滑。洞里的气味也非常不好：有一种水果味和酸味。想想凌晨3点时分阴沉的酒吧间吧，封闭、空旷，地面上洒着啤酒。这个山洞好像是由一条溪流冲击而成，或者这个山洞可以为其提供水道。山洞上面的岩石有些已经坍塌，洞底都是石头和瓦砾，一块圆的石头上面覆盖的粪便就像是一层厚厚的香草酥皮。洞顶密布着几千只非常大的蝙蝠，由于人类的闯入显得非常躁动不安，啾啾地叫着不断地变换位置，突然飞下来然后再安定下来。阿斯特丽德和贾普低着头，注视着脚下的路，尽量不要滑倒，如果真有可能滑倒也随时准备好用手撑住。他告诉我：“我觉得阿斯特丽德就是这样感染的。我觉得她把手放在了落上蝙蝠粪便的岩石上，而蝙蝠感染了病毒。这样，她的手上也感染了病毒。也许一个小时后她摸了脸或者往嘴里放了一块糖或者类似的东西，我觉得她就是这样感染上病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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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马干博森林中的巨蟒山洞就在吉他卡山洞西面30英里处，这里也生活着埃及果蝠。30英里并不算远，如证据所显示的那样，聚居在吉他卡山洞的蝙蝠非常有可能在巨蟒山洞找到栖息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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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警告过乔思婷和塔尔非洲生活着蝙蝠的山洞所潜在的危险。他们对马尔堡病毒一无所知（虽然他们听说过埃博拉病毒），只在山洞里待了大约10分钟。他们看见了一条体型巨大又懒洋洋的大蟒后就离开了山洞，继续他们在乌干达的旅程。他们看见了山地大猩猩，在河上泛舟，然后飞回了阿姆斯特丹。在参观了这个山洞的13天后，阿斯特丽德·乔思婷在布拉本特北部的家中感到身体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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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症状就像是流感，接着她的体温不断升高，出现了皮疹和结膜炎，几天后开始出现器官衰竭。她的医生知道她最近到过非洲，怀疑她可能感染了拉沙病毒或者马尔堡病毒。贾普问，马尔堡病毒，这是种什么样的病毒？阿斯特丽德的兄弟在维基百科上查到了这种病毒，告诉他说：马尔堡病毒能够导致人的死亡，也能够对人体造成大麻烦。医生们将她转到位于莱顿（Leiden）的一家医院，在那里她可以接受更好的治疗，并且和其他病人隔离开来。在那里她出现了皮疹和结膜炎，出现了出血的症状，陷入昏迷状态，这表明需要对她注射更大剂量的抗病毒药物。在她失去意识之前不久，贾普回到隔离病房亲吻了他的妻子并对她说：“好吧，几天后见。”送到汉堡一家实验室的血液样本证实了医生的诊断：她感染的就是马尔堡病毒。她的情况更糟了。由于器官衰竭，她的大脑缺氧，出现了脑水肿，不久阿斯特丽德·乔思婷就被宣布脑死亡。贾普告诉我：“医生让她又生存了几个小时，等着家人到来。然后他们将插在她身上的管子拔出，她几分钟之内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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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们对贾普亲吻妻子的轻率行为非常震惊，为他准备了一间隔离病房，但是这间病房并没有用上。他对我说：“他们对马尔堡病毒和其他病毒感染了解不多。”后来，还有一位喜欢探险的旅游者，他到黄石国家公园进行了一次雪上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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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特丽德·乔思婷死亡的消息影响甚广。她是目前所知的在非洲感染上活体线形病毒后死亡的第一人。1994年在科特迪瓦感染病毒的那名瑞士学生恢复了健康。除了这两个人以外，还有其他人体内也感染了埃博拉或者马尔堡病毒通过国际机场离开非洲这片大陆吗？专家们还没有发现这样的人。乔思婷的这个病例证明马尔堡病毒可以通过人传播，虽然得承认，这种病毒不如SARS、流感或者HIV-1那样容易传播。在5 000英里以外的科罗拉多州，一名妇女听到了这则消息之后不由得不寒而栗。她也曾经到过巨蟒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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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巴恩斯（Michelle Barnes）是一名精力充沛的50多岁妇女，长着蓝色的眼睛和红褐色的头发，出生在艾奥瓦州一个爱尔兰裔信奉天主教的大家庭，是家里7个孩子当中的一个。她爱好攀岩、骑自行车、宿营和徒步旅行，曾经供职于国外某旅游公司，现在是非营利性机构的代总裁（在过渡时期需要的时候接任总裁的职位）和纠纷调解专家。在博尔德（Boulder）市中心的办公室见到她的那天，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系着一条红色的围巾，显得既健康又职业。她爽快地告诉我，红褐色的头发得益于一个瓶子。她说，她头发现在的颜色和原来的颜色接近，但是原来的头发已经都掉光了。2008年初，她的头发就开始脱落，剩下的头发开始变白，很多头发甚至是“一夜之间就变白了”。这是那年一月她刚刚从乌干达回国，患上的那场几乎夺去她性命的神秘疾病所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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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经历和贾普·塔尔向我讲述的阿斯特丽德的经历类似，只是有几个关键的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就是米歇尔·巴恩斯活了下来。她的例子说明的另外一个差别就是要得到正确的诊断非常困难。米歇尔的丈夫瑞克·泰勒（Rick Taylor）经营着一家建筑公司，像阿斯特丽德和贾普一样，米歇尔和丈夫也来到了非洲旅行。他们之前也曾经到非洲旅行过几次，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己到非洲偏远的地方旅行。这次，他们也想看看山地大猩猩。他们也向探险游公司预定了行程，因为这些公司控制着参观大猩猩的许可权。他们的旅行路线从乌干达西部的风景胜地一直向南延伸，将观看生活在南部布温迪（Bwindi）的猿猴当作这次旅程的压轴大戏，后来贾普和阿斯特丽德走的也是同样的路线。旅程当中的一站是位于爱德华湖（Lake Edward）东岸的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Queen Elizabeth National Park），这里是个更加干燥和平坦的生态系统，是典型的东非树木不生的草原，生活着狮子、大象和其他大型的哺乳动物，这些动物在黎明和黄昏的时候都会聚在水坑边喝水。伊丽莎白国家公园的中午，太阳炙烤着大地、阳光非常刺眼，并不是观察野生动物的最佳时间。所以有一天游客们在那儿观察动物的时候，还有5个小时时间可以打发，导游说他们可以去参观一个山洞，可以将视线暂时从狮子和大象身上转移开来：先去观察巨蟒和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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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恩斯和其他旅游团成员和阿斯特丽德他们一样，穿过了马拉马干博森林进入了同一个山洞，踏上了到处都是粪便、崎岖不平的岩石所形成的山洞的地面，这让游客在山洞中站稳都非常困难。据她回忆，山洞的墙壁上爬满了巨大的毛蜘蛛。洞顶非常低，在此栖息的蝙蝠倒挂下来距人的头顶只有2到3英尺的距离。有些蝙蝠从山洞中飞进飞出，发出尖锐的叫声。洞里的臭味中有一股氨水的味道，让人感到难以忍受。人必须在这些湿滑的岩石上艰难前行。巴恩斯说，作为攀岩爱好者，她非常注意把手放在什么地方。显然，她没有把手放在任何粪便上；她也没有受到蝙蝠的冲撞。她的旅行团的其他团员走了一小段距离就来到了一个平台上，可以俯瞰低一点的地方，在这里蝙蝠就在人的头上，平台的下面还有两条巨蟒。其他的团员中有些人很快就离开了。她和瑞克多停留了一会儿，希望能够饱览美景。她对我说，然后又突然停住，不无后怕地说：“什么时候我们还会去山洞中看巨蟒和蝙蝠？我可以向你保证，再也不会去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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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钟后，她们看完了这里的景色。情况是：没有意外，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情况发生。“我肯定没有接触过蝙蝠或者故意摸到了粪便。”她们徒步回到车上，导游正在车上分发午餐。在吃午餐之前，巴恩斯用了事先准备好的消毒湿巾。傍晚时分，她们回到了伊丽莎白国家公园，正好赶上落日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观察非洲野生动物。通常情况下，这是它最吸引人的时刻。这天是2007年圣诞节的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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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新年的那天回到家里。很快，米歇尔又利用新年之后的假期到艾奥瓦州看望了自己的父母。1月4日的时候，她已经到了苏城（Sioux City），她醒来的时候感到好像有人将针管扎进了她的头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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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感到浑身疼痛、发烧，剧烈钻心的头痛。她怀疑自己可能是被昆虫咬了，就请父母帮忙检查一下头皮上是不是有虫子。“当然，头上什么也没有。到了这天晚一点的时候，我的肚子上开始出现了皮疹。”皮疹的范围继续扩大。除了疼痛、乏力和皮疹这些症状之外，她感到意识模糊。“接下来的48小时，我的情况变得更糟，而且速度很快。”旅行归来她还处在疟疾的预防时期，现在她还得再用上盐酸环丙沙星和布洛芬这两种药。情况还是没有缓解。但她还是强忍住疼痛，飞回了科罗拉多州，到位于戈尔登（Golden）她家附近的紧急治疗诊所进行治疗，那里的医生感觉她的症状不像是马尔堡出血热。医生抽取了她的血样进行检测，给她服用了止痛药然后就让她回家了。后来她的这份血样竟然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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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巴恩斯这次就医没有得到确诊，接下来两天她又到经常看病的医生那儿去了两次后，住进了位于丹佛郊区的一家医院。她出现了脱水的症状，白细胞数目极低，肾脏和肝脏出现衰竭。住院之后，给她看病的医生像走马灯一样一个接一个并且提出了无数的问题。这些医生提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前4天，你做了些什么？绝大多数人在出现多个器官衰竭之前就前来就医。巴恩斯回答说，她一直忍着。她有一个远房姐妹是阿拉斯加的一名医生，也来到这家医院为她治病——这让她感到既感激又警觉。很明显，医生们认为她可能不行了。她这位是医生的姐妹梅利萨（Melissa）在敦促米歇尔的医生获取信息和采取行动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时，一名传染疾病专家诺曼·K·藤田（Norman K. Fujita）博士加入了会诊的团队。藤田安排米歇尔进行了细螺旋体病（leptospirosis）、疟疾（malaria）、血吸虫病（schistosomiasis）和其他可能从非洲传染的疾病检测，比如埃博拉病和马尔堡病。所有的检测结果都呈阴性，马尔堡病毒检测也呈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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