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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最近在社会和性别更平等的瑞典进行的一项研究，并没有发现“白种人男性效应”的存在。这项针对近1500户家庭的全国性调查发现，一切都是平等的，这和调查1500多个美国家庭的数据形成了鲜明对比——瑞典的男性和女性对生活方式、环境、技术、健康和社会风险都有着非常相似的看法。 调查结果显示，与那些来自其他国家的被剥夺公民选举权、遭受社会歧视的居民相比，瑞典本地人感知的风险较低，而这取代了“白种人男性效应”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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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图了解社会地位和身份如何影响人们感知风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人们经常把他们的感觉作为权衡风险和收益的依据。我们对某些事情的态度越积极——无论是未经高温消毒的奶酪、疫苗还是堕胎——我们就越倾向于将风险降到最低，并发挥其功效。相反，如果我们对活动或危险感到反感，就会倾向于判断高风险和低收益。 风险来源中，政治世界观是强烈情感的有力来源，它可能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社会身份、角色和地位来看待风险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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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之所以白种人男性觉得这世上入目所见的风险更小，是因为他们创造、管理、掌控世界，并从中获利颇多。而女性和非白种人的男性把这个世界看得更危险些，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更容易受到伤害，又或者是由于技术和当局等多方面的因素，使他们获利更少，并且无权无势，也控制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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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通过有趣的数据巧妙地展示了出来。受到朱莉·纳尔逊观点的启发，我们应该去思考风险，思考男性。当被问及高税收给人类健康、安全或繁荣带来的风险时， 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学者丹·卡亨表示，现在轮到女性和少数族裔的男性乐观了。他指出，这很好地阐释了朱莉·纳尔逊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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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是在一些未经检验的前提下，证实了男性比女性更具风险耐受力。所谓的“风险”也不包括吓掉白种人男性裤子的事情（或至少是等级森严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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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白种人男性效应”和瑞典的两性对风险的类似感知均表明，至少在某些情况下，造成风险认识性别差异的原因是男性和女性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身份和经历，而不是某些生物学上持久的生理差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恰如我们先前提到的，正是这些主观感知导致了冒险倾向上的性别差异。有观点认为，女性已经进化到能轻易感知更大的健康风险的程度，这在直觉上是可信的，但似乎又是完全错误的。正如第一个发现“白种人男性效应”的研究员所言：“生物因素应该不仅适用于非白种人的男性和女性，还应适用于白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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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社会身份包含一系列的因素，比如，社会规范。卡斯·桑斯坦强调，这些规范在我们作决策时扮演着重要角色。事实上，心理学家凯瑟琳·罗恩和凯斯林·沃斯已经搜集到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人们有时会克服强烈的偏好去规避风险以便与他人“和谐相处”，除了社会预期的行为（如酗酒、吸毒、性和暴力）。 当然，性别是一种分别适用于男性和女性的内涵丰富的规范。相比之下，有些行为被更强烈地寄望于某一种性别特有的，其他行为则会受到更强烈的谴责。 比如，相比男人，社会规范更期望女人“很友好”。当女人在工作中违背了这个规范，比如，表现得盛气凌人或要求升职加薪，那么，她们就会遭到其他人的强烈反对，那些人不愿意再和她们一起工作，也不那么喜欢她们了。 这就意味着，男人“更容易兴致勃勃地为他们的起薪讨价还价” 这一说法需要得到解释。果真如此，那是否真的因为女人从本质上就是讨厌风险的，或女人没那么在乎金钱呢？又或是由于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饶有兴趣地讨价还价的这一行为违背了女性规范，所以女人从直觉上就能准确地判断，这么做不太有利于风险和收益平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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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一个观点，研究已经发现，在谈判涨薪水时（在实验室工作中），女人为了保持礼貌规范，可以用完全相同的行为表达“询问”而不是谈判，这样做绝对能减少性别差异。正如作者所说，“谈判这个词不是一个中性词”。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观点，女人违反了某些规范会得到同样的好处吗？一项研究发现，尽管从MBA毕业的顶尖女学生也会和她们的男同学一样，为起薪讨价还价，但是，她们所获得的报酬就要少一些。 可以想像，那些女性以后应该不太可能去讨价还价了吧。但之所以不愿意冒险去提，是因为她们预料到冒险不会有多少成效。埃克塞特大学的心理学家米歇尔·瑞恩在一家大型咨询公司调查了800多名经理后发现，平均来看，女性比男性更不愿意为事业做出牺牲，也不愿意为了工作进步而冒险。经仔细观察这一现象后得出的结论是：女人倾向于认为，冒险和牺牲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更少，并不是因为她们没男人那么有进取心。这样一来，她们对成功的期待值就会更低，行业榜样也会更少，得到的支持也会更少，而且也不太相信所属组织是精英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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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冒险，女性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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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领域，性别规范会更青睐于让男性去冒险。甚至冒险被认为是一种男子气概，也被看成是男性的一种重要品质。相比女性，这种品质对男性来说更加重要。 这就意味着冒险除了能带来物质财富，也许还会带来更大的名誉、利益或更小的成本。而当风险决策达不到预期目的时，这些打破僵化形象的女领导便会受到比男人更严厉的指责。 在此强调一下卡斯·桑斯坦认为“不守规矩的行为”的重要性，男性和女性似乎都会对其冒险行为被他人感知到的文化信息做出回应。比如，在一项研究中，单身男性展示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声称女性觉得伙伴的冒险根本没有魅力。之后，在一项女实验员管理的工作中，这位男士做出了一个不那么冒险的选择。而这位女实验员可以和那些读过陈腔滥调的文章的人作对比。 或者再考虑一下最近一项关于中国年轻男女的研究。该研究认为他们都在玩冒险游戏，要么私底下玩儿，要么其行为被一个很有魅力的异性看到。研究者认为，在中国，理想的女性形象肯定多是那些“胆怯、保守、害羞、听话、不自信、谦虚、细心、有礼貌，最重要的是贞洁的人，而非冒险的人”。 与这种理想的女性形象相比，中国女人也会趁男人不注意时像男人一样去冒险。但根据性别规范，男人认为，当其正被有吸引力的异性注意时，会增加风险行为，而女人则会降低风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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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性别规范的不对称性在冒险时仍然无可避免。尽管如此，还是多亏有了男性进化的冒险优势，女性才能从中获益。正如我们在本书上部所见，此论点要求忽略男性的生殖优势，即能选择一个可以生育的配偶。但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毁灭性问题——女性往往并不被冒险者吸引。比如，潜在配偶身上的赌博恶习、道德风险和健康风险，都被看成是毫无吸引力的，甚至连金融风险也吉凶未卜。 相对而言，一个潜在配偶冒社会风险（愿意捍卫社交场合中不受欢迎的地位）是很迷人的。但想必你还记得前面提到的，女性可能和男性一样会承担社会风险。虽然我们一直积极地看待身体上的冒险，但尤其是在人们考虑短期关系时，只有风险级别最低才是非常好的。人们渴望的“既不是胆大包天，也不是软弱无能”。 出人意料的是，“一个活动的风险越低，这个活动就越有吸引力”。 这和假设的女性对男性冒险的赞颂相去甚远。但最重要的是，对于充当冒险者，男性并不比女性更加偏爱，异性恋男人和异性恋女人一样，都会被身体冒险者和社会冒险者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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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已进化成这样，即他们为了吸引女性而愿意表现出冒险行为，这是“睾酮是王道”理论提出的一个假说。一些研究团队已经承认，这种假说“无法解释男女之间观察到的相似之处”，也“解释不了……男人喜欢冒险的原因”。 为此，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的安德烈斯·维科及同事对“男女间相似性的整体概述”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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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和女人都学着去评价非适应性原因的相同特质，比如，文化规范或同样的冒险（至少，在那些男女付出投入水平相当的社会里），对男人和女人来说，可能都会是一条可靠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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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男人冒险或许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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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证明，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女人也不会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非常不愿意去冒险，或者不愿意去面对面地和他人谈判。“睾酮是王道”的竞争观受到一年内男人和100个女人生孩子假说的启发，而得出一个简单的预言——“男人更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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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女性，男性赢得伴侣的能力更会影响其能否成功繁殖。男人可能会直接争夺伴侣，还可能会争夺资源、领土和地位。这一切都有助于增加他们的交配机会。……因此很明显，男性比女性更喜欢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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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有更大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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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围绕现实世界中竞争行为的频率而开展的心理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罕见的现象——伊丽莎白·卡什登对英国学生进行的两次日记研究也没有发现什么。 报道称，女性和男性竞争的频率相似，而且女性和男性在特定领域和其他人的竞争方式也十分相似。两性在学业、工作（就学生的未来经济资源来说，这可以说是非常好的途径）和地位上（在两次研究中，这项都是很低的排名）都同样有竞争力。男人只是在运动上比女人更有竞争力，而女人也只是在“扮靓”上可以打败男人。然而，这两种情况似乎并不是理解职业性别不平等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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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没有受到太严的限制，但也没发现男性更有竞争力。研究这门学科的标准方法是给参与者布置一些安全的任务（有些是男性偏好的“菜”，包括“添加三位数”游戏，或把球扔进桶里）。每个参与者在试水后，其每一次成功都能获得一个适当的“计件工资率”，或者通过击败一个随机挑选的对手而获得一次更大的成功。你是否能看到性别差异，其实都取决于你要求人们竞争的内容是什么，以及你调查的是哪些男性和女性。当研究员们设定成中性或者“女性化”的竞争环境——比如，舞蹈、语言能力、时尚资讯或典型的女性工作（如行政助理和体育新闻助理）时，他们便经常发现，女性同样具有竞争性，有时甚至更有可能参与竞争。 参与者的文化背景也对能否发现性别差异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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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研究发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似乎有更大的竞争力。 因此，哥伦比亚女性、中国的汉族女性和亚美尼亚女性，都同男性一样有竞争力。虽然在西方发达的文化中，甚至在某些工作中，男性具有更大的竞争力也是一个典型的发现。 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坦桑尼亚的父系马赛社会，男性比女性更想打败其他人，以便成功地把网球投进桶里赚钱；而在印度的母系卡西社会，情况则恰恰相反。 此外，以上两种社会中，只有在父系马赛社会的男孩儿在青春期后才会比女孩儿更有竞争力。 显然，生物学不能决定男性应该比女性更有竞争力。在3—4岁的奥地利儿童之间，男孩儿比女孩儿更愿意参加跑步比赛（尽管女孩儿也能跑得同样快）。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儿更渴望在一项更“女性化”的手工类任务中参与竞争（在这项任务中，她们稍微有些优势）。但更加让人关注的是，即便在这个领域，男孩儿也会在几年之内变得更有竞争力。 与其他社会的孩子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女孩儿在很小时，其竞争倾向就受到了压制，那对男孩儿来说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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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和男性一样渴望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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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约翰·凯在《金融时报》上论述了我们对冒险者的赏识态度，他们承担的巨大金融风险，直接使我们联想到了石器时代。对比“谨慎的猎人”和“更勇敢的猎人”，前者“对待危险动物时，会焦急而密切地观察”，而且“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会待在家里”，后者却“不会买账，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只会“冒更大的风险去抓住更多猎物”。 为了消除读者心中的疑虑——哪类猎人凭借其勇敢赢得了赞赏？约翰·凯反问道：“部落的年轻女人会对哪类猎人印象深刻呢？是那些讲述他们平淡日子的谨慎猎人，还是那些回忆他们九死一生的经历的勇敢猎人呢？”出于某种原因，约翰·凯没有让读者考虑——要是猎人的喉咙被野生动物给掏破，女人们又当如何欣赏他们的夸夸其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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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熟悉的故事里蕴藏着很多假设，而现在这个故事离我们还很遥远。冒险不是一个稳定的性格特征，因此不容我们去设想，甘冒狩猎风险、划水危险或跳伞危险的那些人将会是一个无所畏惧的CEO或交易员。冒险，不是只有男人才会做的事情；冒险作为潜在伴侣身上的品质，也不是只有女人才会被吸引。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工作本身允许女性可以胜任的情况下，女性的确会和男性一样去竞争；另外，在远离典型西方样本的人群中，女性也的确和男性一样渴望去竞争。这就打破了假说——那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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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睾酮”的假设对于男性承担风险到底意味着什么？最初的理解是把冒险当作一种男性特征，即睾酮带来的性别差异，是一种直观的、清楚的、常见的解释。但正如上一章所言——下一章也会再进一步强化——性别差异的形式和模式，以一个单一强大的诱因颠覆和分化了性别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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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编校本章时发现了一项针对3500多名澳大利亚外科医生的调查。该调查显示，有一种充斥着恃强凌弱、歧视和性骚扰的文化，尤其是针对女性的文化（尽管男性不受其影响）。为了让你在这个领域中有一种女性职业味道，而出现了以下现象——女学员和初级外科医生“感觉自己有义务让其上司得到性方面的好处，以保住工作”；将事业与母性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遭受了公然的非法践踏；主张“男孩儿俱乐部”。可以说，这些现象都说明，女性经历着各种级别的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以及处于“一种已知的那些处在高级职位的恶霸被认为是无法触及的恐惧和报复的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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