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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医生成为是否为神经增强开药的仲裁人，在传统的医疗框架内，也许是有意义的，但由于此类药物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关于这个主题，应该给以更宽泛的对话。这个对话应包括来自科学、医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甚至宗教等领域的代表。广泛使用神经增强，无论是否通过药物、植入体，甚或更加先进的技术，对生活的各方面都会有重大的影响。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就问题进行公共的对话。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是有关自由、个人选择、平等、责任、人的特质和公民权等问题。如果像目前的勤劳这样，放弃这样一个更广泛的对话，就等于是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市场和私人医生、国立卫生研究院这样的研究资助机构和私人基金会，以及FDA这样的调控单位。这些机构做的工作，是指导传统的医疗创新。尽管工作做得是否好还有争议，但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装备来对付综合技术带来的更加有力的技术。如果病人对采用激进的新技术产生的可能或无意的结果一无所知，那么备受珍视的“病人自主”的理念就无法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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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病人能充分了解这些信息，目前制度还远远达不到。人类增强的介绍，是通过医药的常规之道。如果个人选择这样的概念有任何意义的话，它应该成为公共对话的一个完整部分。生物伦理学应该成为主流关注，并应成为所有公立中学的主要课程的一个部分。仅凭医生在病人看病时交给他一张单页纸或多页纸的同意表格，向病人介绍神经增强的后果情况，就不可能做得让人满意。这样的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如果人们想成为真正知情的公民，并能知情地参与民主，那么最前沿的医学及其增强人类的潜力，就是一个关键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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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不像其他问题，因为它重点突出，即是否也可以给孩子施以神经增强治疗。我们虽然倾向于依赖父母的权利，决定是否给孩子做出医疗决定，但激进增强的问题，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和伦理的结果。第一个问题是，父母为孩子做出决定，能到何种程度？孩子到什么年纪，就可允许自己做出选择？到了神经增强已在全社会铺开的时候，父母想让自己的孩子相对别的孩子而言具有竞争优势，但做到何种程度才算合适？要是给一个孩子提供的记忆卡能解答SAT（美国高考）的所有考题，而另一个孩子却不得不依赖他的天生记忆力和许多小时的复习，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考虑一下，关于各种不同的神经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如何影响大脑的发育的研究，目前是何等缺乏。到目前为止，刺激药物如利他能等，尚未产生恐怖事件，但倘若一个14岁的孩子不顾父母的反对，选择放弃脑移植，而如果不放弃，就会影响他的学习成绩，提高他读好大学的机会，那该怎么办？如果我们把孩子是否接受心理疗法或是否服用利他能这个选择权交到他父母手上，而且这样做感到很舒服，这是否就意味着，父母可以决定孩子是否接受一个可以改变他一生的永久性脑移植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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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理学家汉娜·马思伦和其牛津大学的同事组成的一个团队，于2014年在《人类神经科学前沿》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他们考虑了非入侵式脑刺激技术，如TMS和tDCS，以及儿童的药物干预。他们指出，有一小部分研究表明，刺激大脑的一个区域，但不刺激另一个区域，可能会是一种折中的方法。一项于2013年发表的研究发现的证据表明，在一个区域增强认知操作能力会导致另一个区域的操作能力下降。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让一个处于发育阶段的孩子增强某些能力，但牺牲另一些能力，就会使他失去决定以后未来生活的选择权了。虽然马思伦意识到，一旦出现疾病或障碍，父母总能为子女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应按照另一种标准，暂时不做有关增强的决定。某种治疗越是归类于增强类别，父母的特权就越少，决定就必须推得越迟，直到孩子能自己做出决定为止。假定孩子足够成熟，能够就其自己增强做出决定的“门槛”年龄，马思伦没有说明，只是建议说，这个“门槛”不能设在孩子未满16岁前。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人类的大脑可能继续发育，直到20岁之后，而判断却是最后一个得到发育的认知技能。这好像是一种主张，要把决定权推迟到更晚的年龄。但还有反对者认为，要尽早地做出有益的干预，为的是对孩子一生的进程产生最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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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意见一致的标准，反倒保证了这一点，即至少在近期内，神经增强的风险和效益肯定会为那些能付得起钱的人增长。因此，最保守的思想家建议，最好延迟使用这些技术，或干脆禁用。这在一个只有靠竞争才能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社会中，几乎是很不现实的。正是因为神经增强分配不均的短期前景，这类技术才会继续被用作医学治疗，直到社会上更多的人就其用途达成某种共识。不过，根据目前制度对脑增强药物的调控，无论多么不够，还是比完全没有调控要好。虽然对记忆力失常这种东西进行医疗化会让一些人止步不前，但它能让这项技术得到医疗保险，让大多数人都能使用，同时进行更长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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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会争辩说，把一种激进的新技术广泛投入市场，只会把那些并不充分理解风险的人招来，进行没有调控的实验。但是，人类有史以来就用改变大脑的物质对其大脑进行试验了。愿意利用娱乐性药物和酒类进行实验的人从来都不缺乏，而且我也怀疑人们会因为黑市可以提供令人更“嗨”的药物或提升竞争力的尖端科技而不安。酒鬼和用药上瘾者可能因抑郁症、焦虑症或其他某种精神紊乱症，而把药用在自己身上，这些人可能会亡命到想去找一条非法的DBS治疗。最危险的管控方式可能是不让这些治疗入市，也不通过医疗制度进行调控。如果这种情况保持不变，那制度的所有制衡，如现在的那样，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社会不可能阻止那些破釜沉舟要进行自我实验的人，但可以创造一种框架，让人们去医院接受治疗，而非寻求增强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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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是一种让人惊奇的器官，但并非说任何大脑都是完美无缺的。性格、自由意志，以及灵性等现象都能受到大脑的亲密影响，但不能因为这个事实，出了什么错，就对大脑治疗实行灯火管制，也没有必要禁止改善健康的大脑，使其性能更佳。截至目前的讨论，一直都是关于如何改善神经疾病状况，以及如何增强一般的认知能力的，但有情感、感情的大脑，以及影响它的精神病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狂躁抑郁症等精神疾病，也许是所有精神疾病中最痛苦的，因为它们会影响生活的各方面。仅举几例，如自尊、关系、睡眠、精力、动机，以及结婚的能力或从事一项工作的能力。如果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想努力也无法使用大脑，那大脑的巨大计算能力又有何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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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OCD）和抗治疗性抑郁症这些精神疾病，现在都以DBS进行实验性治疗。据一位研究者，即埃默里大学的神经学专家海伦·梅博格查明，大脑皮层有一个区域，即膝下皮层区域，她称之为25区。她认为，这个区域在严重抑郁症中过度活跃，对药物或疗法不起反应。她目前在领导一项临床实验，把电极植入发送轻度脉冲的区域。实际上，可以把该区域的活动量调低。梅博格的研究是首项根据假定而驱动的抑郁症研究，似乎根本不顾我们传统上对抑郁症的看法。几百年来，抑郁症一直被视为一种病情，在这种病情下，几种性命攸关的事物（如精力、注意力、压力、感觉力等）都十分缺乏。在梅博格的假定中，25区从病理学角度讲过于活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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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项最近的临床实验采访了梅博格，并问起了她作品中突出的精神病“网络”理论。事实上，梅博格和她的几位同事，在很久以前的2005年，就曾发表过一篇论文，是关于DBS用途的。该文中，几位作者写道：“把临床、生物化学、神经成像，以及验尸证据综合起来，就能表明，抑郁症不大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大脑区域或神经递质造成的疾病。正相反，它现在被视为一种系统级别的紊乱，影响把特定的大脑皮层处、皮层下处和边缘处所连接的整体通道，及其相关的神经递质和分子调解活动。”在我们的谈话中，梅博格强调了这个事实，即大脑的所有区域都是互相连接的。因此，在一个区域引起变化，很可能以所有网络区域行使功能的方式造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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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中的所有系统都是网络，”她说，“高级成像有助于我们看见不同区域是如何共同工作的。”她形容25区是脑白质纤维束的交会处，并形容大脑是一种电力网，“你必须理解这个电网的解剖学并发现其重要的交会处。DBS把一个广泛系统的整个舞蹈编排都改变了。”尽管最近的这项临床实验仍在进行之中，但截至目前，研究结果还是很鼓舞人心的。并表明，令人安心的25区在大多数精心挑选的病人身上，是起作用的。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这项技术仍然处于婴儿期。据梅博格说，有一件事表明，如果DBS手术不是由一位知识渊博的医生来做，那就会非常危险。电极置放时如果有一毫米的差别，“就可能造成部分反应和完全反应之间的差别”。不难想象，如果选错了一个区域，或者调节了一个已经过度活跃的区域，会发生什么情况。梅博格说：“我们使用25区，这并不是随意的。”几十年来，她一直都在对抗治疗抑郁症患者的大脑，进行PET扫描和分析。她说：“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了20年，才敢靠近病人。”她总是回到一个主题上，即关于大脑，我们所知甚少，尽管科学家一直试验各种药物和其他治疗，但对这些药物和治疗的工作情况，却几乎没有直接的知识。他们进行实验，希望能有所帮助，然后根据逆向工程处理后的结果，来证实他们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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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博格以谨慎的口吻，强调了大脑刺激移植体的潜在危险，甚至对经颅直流电刺激这类较轻技术的用途提出了质疑。如果tDCS真能影响大脑回路，那么，耳机戴的位置是否正确，就至关重要了。使用这项技术的人，不大可能知道如何佩戴耳机。任何真正有效的脑变化技术，都应该配上一个带回家的信息：“不要在家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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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脑增强的领域中，DBS是前景最不激进的一个。据詹姆斯·休斯说，在整个范围的最远端，有着先进得多的使用纳米技术的人脑—电脑交互（BCI）。有理论指出，微小的纳米机器人（小得可以越过血脑屏障），不久就可以注射进血流中，进入大脑，在个别神经元和外部电脑之间建立连接。这样，就可进行两个方向之间的信息交流，让我们可以前所未有地检索互联网，并与其他大脑直接网络化。有些思想家甚至谈起了一种未来的“蜂巢大脑”——一种真正的集体意识，任何时候想连就可以连上。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代表着一个无价的机会，可以扩大人的意识，囊括进大量信息，其中包括其他无数人的生活体验的记忆。还有人预言，当我们让人和机器直接进入我们的记忆、体验和思想中，也许还能接收到无法抵御的命令，要以某种方式表现时，这等于是对隐私史无前例的入侵。电视系列《星际迷航》的粉丝——下一代人马上就会想起博格人，这是一个外星族，由生物人组成，他们跟网络机器结合得如此紧密，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地思考或行动。博格人的“集体”指挥其所有的行动，这个集体也只有一个目的：通过强行装置脑移植体和身体移植体，把碰到的其他所有种族同化；如果同化不了，那就加以摧毁。博格人有两句座右铭——“你将被同化”和“抵抗是徒劳无益的”。一旦人的大脑被博格技术入侵，个人意识就遭到毁灭，抵抗真的是徒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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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博格人的故事是科幻的，但这个描述所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问自己的问题，这才能够冒险深入BCI为瘫痪者提供的遥远帮助，也可能下载专业化的知识。如果人类除了实际的互联网之外，还可以直接检索巨型双向的“人体体验互联网”，人们还能驱动自己的思想吗？集体意识会不会导致极端的求同而不存异，以至于个性不复存在了？个人责任的概念怎么办？法律会不会先发制人，惩罚那些产生犯罪想法的人？我们的邻居和合作者，是否会意识到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生物保守分子很快就描绘出一幅幅末日的景象。而雷·库兹威尔这样乐观主义的未来主义者则认为，我们应该拥抱这样的发展，因为它们有潜力，能扩大、增强并强化我们大脑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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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I的发展，可能会造成社会和经济压力，迫使人们使用它，但民主社会很可能会施加一些与之抗衡的压力，对其使用进行限制和控制，至少要限制和控制到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了解得多很多的时候。我们虽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庆祝BCI的发展，因为它能协助那些身体瘫痪者，但在现阶段，我们应对如何和怎样限制BCI的使用进行更广泛的辩论。通过直接下载电脑化信息增强人类知识，这可能有一些很清楚的卖点，但我们要足够重视自主、隐私和个性。我们对这些价值观的承诺，是否强大到足以抵御BCI技术的推进？我们关心的是，我们在短期内也许会很容易地接受那些能使生活更容易也更方便的界面，却意识不到其长期的代价。如果我的银行提供了一个APP，我凭着这个APP，凭着我的思想，就能把钱在账户之间转来转去，这种方便当然相当吸引人。那要是同样的技术也让银行在我的隐秘思想上开了一个窗口怎么办？关于我的思想数据会储存在哪儿？谁能加以取用？尽管大多数人都反对让银行、雇主、政府和其他人进入他们的思想，但现代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和永恒的时间压力，会使我们在很高的程度上受到为我们提供了更大方便的任何技术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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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先曾问道，手持装置中设置一个APP这样的技术和在大脑中安装一个同样装置的技术之间，有何本质上的不同。BCI通过直接把我们的大脑插入互享信息的宇宙，又把那个宇宙通过双向途径直接插入我们的大脑这样一个前景，阐明了这一点。与手持装置上网的不同在于，我们的意识本来是私有地密封于我们的大脑内部的，现在却把思想在我们和技术之间进行了积极的缓冲。尽管技术可能敦促、劝说，甚至试图霸凌我，让我采取某种行为，但我的思想还是可以进行干预的。我还是能够做出决定和主观判断的，哪怕这是跟技术对着干的。如果这些指令实际上直接被我的大脑接受，那么我会认出它们是跟我的思想分开的，从而加以抵制吗？我也许会，但抵抗需要多大的努力呢？如果我疲倦了，没有了意识，或不胜信息之繁多，因此而产生的无法抵御，是否就构成了一种可能性，可以防止我接受BCI呢？我们把这一个个论点摆出来时，可能一目了然的是，大多数人都可能谢绝使用这项技术，因为该技术可能淹没其意志。但问题是，这些论点并没有为普通人进行清楚的阐述。考虑这种问题的人，大都是极客、未来主义者和哲学家，而不是社会的主流人士，而这种问题其实应该成为主流大辩论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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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正在发挥作用的所有社会和经济力量，不难看到综合技术正天衣无缝地在移动，从医学治疗的领域走向了增强领域。问题是，这些技术能否跨界，进入一个令人恐惧的社会控制层面？以及一种假如我们充分意识到后果，就不肯随便选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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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移植体的问题，也跟在死亡迫近时，是否关闭植入式心脏除颤器的问题相似。如果不在生命垂危之际关闭，可能也会产生可怖的效应。鉴于我们对濒死的大脑中所发生的情况了解的信息极少，我们必须自问，当一个人即将亡故，如果我们真的想进行电刺激，会人为地延长什么样的意识，那么我们会把生死之间的什么灰色地带施加到病人身上呢？然而，是否关闭大脑移植体，是医生肯定不想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因为一旦关闭发挥着某种疗法效应的大脑移植体，就会被清楚地视为是在伤害病人。如果某人认知功能的某些部分还受到人为的刺激，但大脑的其他部分却已死亡，那我们如何测定脑死亡的程度呢？直到最近，医疗社区的人才能够就何谓“脑死亡”而得出一致的标准。我们需要重访脑死亡vs生命支持的那个老概念吗？我们要想为二者下个定义，根据的是什么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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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库兹威尔在其2005年出版的《单一状态已迫近：人类超越生物学的时候》一书中，写到了一个时间，叫“单一状态”。那时，电脑已经强大到足以超过人类大脑的计算能力。预估其发生时间约为2050年，那时，人类就会通过BCI获得一种能力，在死亡之时，把记忆、体验以及大脑的思维模式全部下载到一个超强的电脑中。数字化的信息中，复制了垂危病人的大脑和个性，然后储存在一个机器人的身体中，或转给另一个人，于是就让死者获得了“永生”。但是，人死时大脑的一份电脑化抄件，能等于那个人吗？它能赐予持续的意识，就仿佛那人并没死一样吗？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中，失落的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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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有一些尚未得到解答的问题，因为这项技术迄今为止只不过是一种理论而已。库兹威尔和肯尼斯·海沃斯这样的未来主义者相信，把垂危的大脑进行上传，这具有真正的可能性，而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进展，可解决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死亡。当然，如果这样的可能性实现了，并非人人都会选择大脑上传的。凡是相信人体的非物质部件灵魂或精神，或相信会有一种天堂生活的人，都不大可能选择生命继续在地球上不定期地延续。但对许多人来说，由于害怕死亡，就会觉得大脑上传的想法难以抗拒。例如，会有身患不治之症的儿童的父母很想把孩子大脑的信息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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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进行大脑上传，这个问题似乎要取决于是否能解决心灵vs大脑这个尚未解决的哲学问题。有物质倾向的人会认为，所谓“心灵”，无非是大脑发生的电子信号和化学信号发生转换的总和。他们的观点是，一旦大脑停止工作，心灵就会消失，就像熄灭的火焰一样，不再以任何形式存在。对于其他人来说，心灵比大脑功能的总和要多得多。它这种东西得到了大脑生物底层的佐证，但能存在于大脑之外，并与电脑分存之。有关这个的辩论已经进行了几百年，尽管物理学和神经科学有种种推进，但这个问题仍需解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可能需要对大脑上传进行实验，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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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脑上传成为现实，有一个主要的障碍，即到目前为止，对大脑所知依然甚少。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把生物信息转换为数字信息——这是一个巨大的技术障碍，有着许多未知因素。这项技术，如到此时为止所理论化的那样，令许多人毛骨悚然，而且会把身体的完整性侵犯到不能接受的程度。那如何具体地实现大脑上传呢？大脑保存基金会（BPF）的共同奠基人肯尼斯·海沃斯博士，和一名为了创生脑结构详细“地图”，研究先进扫描技术的研究者一起，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如何将大脑上传的过程。下面的文字综述了这项技术的发生过程，它取材于那篇题为《被坏哲学害死：为什么大脑保存之后，接着进行大脑上传，可以治疗死亡？》，贴在BPF网站的文章，事先警告：胆怯者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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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身患不治之症的女性入院，接受大脑上传手术，做了全麻后睡着了，主要血管都跟一些外部血泵连接起来。血从她体内排空，同时把一种毒性化学定色料（戊二醛）泵入每一根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中。这种化学物质很快就潮水般弥漫了她的身体，包括她大脑的每一个神经元。定色料与每个细胞中的蛋白质黏结，把它们固定并防止任何衰败现象出现。然后，再将另一种毒性化学定色料输入整个循环系统。这一次要保存脂类或脂肪分子，因为它们同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一起，可以提供细胞的主要结构部件。海沃斯写道：“这两步（固定蛋白质和固定脂类）很关键，你以为它们是用化学黏结的，实际上是把她细胞中的所有分子机器都‘黏’起来。”不消说，生命不可能再重返这具生物肉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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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血管系统输入一种重金属染液，如醋酸双氧铀，为了纳米分辨成像而给大脑和脊髓涂抹染液。这样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来查看细胞膜。身体里面和细胞间的所有积水都必须去除，以塑性树脂取代之。它可以固化组织，准备让其切成细块，以便成像。再对身体输入乙醇，使组织硬化。这样就能排水，接着注入一种有机溶液，沥滤出乙醇。加大塑性树脂的浓度，进行循环，直到“细胞内（细胞里面）和细胞外（细胞外面）空间的每一个区域都充满纯塑性树脂”。每一个细胞，包括每个脑细胞，现在都以塑性树脂浸透并固定。身体已经成了一种有机和无机塑化物的混合物，在分子水平冻结，就像死亡时存在的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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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需要额外加以注意，以协助移除积水，代之以塑性树脂。颅骨内要钻几个洞，再把管子插进凹陷处，又称“脑室”。这些插管把乙醇、溶剂和塑性树脂注入硬脑膜袋（一只包住大脑的皮囊）中。与此同时，同样的化学物质正在整个循环系统循环。海沃斯写道：“在这个过程结束时，病人的大脑和脊髓在纯塑性树脂中浮动，细胞内和细胞外空间的裂缝也充满了这种塑性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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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把病人送入一个60℃的炉子中。这时，她大脑和脊髓中的塑性树脂就会板结成一种“固定结块”。海沃斯继续写道：“皮肤、肌肉、椎骨和颅骨等都被移除，从而展示硬脑膜袋。然后，把这种强力材料剥开，就露出保存得完美无缺的大脑和脊髓（其中包括脑神经和脊神经的初始部分），它包裹在一层玛瑙色的透明塑料护层内。每一个神经元，每一个突触，以及每一个细致的神经元过程，都能完美无缺地保存到纳米的水平——保存得最完美的、无法想象的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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