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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研究中创造的嵌合体多有报道。1984年美国科学家用一个山羊和一个绵羊胚胎结合在一起产生嵌合体geep；另有人将一个鹌鹑胚胎移植进一个鸡胚胎产生一只有鹌鹑脑的鸡。2002年斯坦福大学的Irving Weissman教授创造了具有人类神经元的小鼠。人类神经元在这小鼠脑中占1％，但其功能活动不清楚。2007年内华达大学的Zanjiani创造了一只有15％人细胞的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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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面的嵌合体概念，那么移植了猪心瓣膜的人也应该是嵌合体了，这是治疗的产物。如果将来异种移植获得成功，例如器官衰竭的病人移植了一个猪的器官，那么移植后那位病人也应该是个嵌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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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科学研究中创造的嵌合体都是将少量人类细胞注射入动物胚胎或胎儿。也可以通过将动物细胞注射入人类胚胎制造嵌合体，目前还没有人这样做。将人类干细胞注射入动物胚胎，会产生两个问题：其一，如果将人胚胎干细胞注射入早期动物胎儿，它们很可能移动到动物胎儿生殖系产生人类的精子和卵。如果这两个嵌合体交配，在交配中一个人类精子使一个人类卵受精，结果可能在一个动物子宫生长一个人类胚胎。如果有人将这种嵌合体产生的人类精子和卵，用体外方法受精，再移植到动物或人的子宫内，生出一个人的婴儿。在这两种情况下，从这个人类胚胎生长出的孩子，他或她的父母是谁？就会造成很大的难题。其二，如果有大量人胚胎干细胞移动到动物大脑，这个嵌合体的大脑会不会产生出人的认知能力？上面提及的斯坦福大学Weissman教授，他计划创造出人类神经细胞占100％的小鼠。那么有朝一日，这种小鼠会不会站起来说：“嗨，我是米老鼠！”这种可能似乎不大。小鼠脑不到人脑大小的千分之一，创造一个具有人认知能力的动物，可能必须利用与我们在物种上非常接近的动物，例如黑猩猩。那么将人类干细胞注射入与人更接近的灵长类内，是否有可能发育生长出“人化的”、具有某种“人性”功能的嵌合体（例如孙悟空），就很难说了。出现一个具有人类认知能力的动物或嵌合体，我们人类还没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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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允许还是禁止杂合体和嵌合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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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根据什么来评判杂合体和嵌合体研究应该允许还是应该禁止呢？评判这方面研究行动的伦理框架应该是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即不伤害／有益、尊重、公正三个基本原则。不伤害／有益原则要求我们有义务避免、减少对他人的伤害，使这种伤害最小化，并有义务使他人受益，使受益最大化，必须评价我们行动的风险／受益比，永远采取受益大于风险的行动。尊重原则要求我们尊重自主性，对于有自主性、行为能力的人，坚持知情同意或知情选择，对于缺乏自主性或无行为能力的人，坚持代理同意，并给予特别保护。公正原则要求我们公平对待人，防止、反对各种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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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需要根据这些原则来考察反对和支持杂合体和嵌合体研究的论证。反对杂合体和嵌合体研究的论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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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厌恶。一些人根据人们一看到杂合体或嵌合体就会有厌恶的情感，反对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学委员会前主席Leon Kass在《厌恶的智慧》（Wisdom of Repugnance）一文中说：“厌恶是深刻智慧的情感表达，超越能完全表达的理性力量。”当杂合体和嵌合体与人的区别仅在体内时，人们会泰然处之，例如对于移植有猪心瓣膜或胰岛细胞，甚至移植有动物器官的病人，一般不会产生异样情感。但如果动物的形状出现在体外，例如人长个猪鼻子，人体出现个羊尾巴，那就容易产生不舒服、反感、厌恶、恶心的情感，这是自然的。问题是这种情感能够作为理性论证的基础或根据吗？厌恶基于情感和直觉，情感可能是偶然的、含混的，可能放错了地方；直觉也可能是错误的，相互矛盾的。它们都不能提供理性伦理思维的根据。生命伦理学是理性事业，反对或支持某项行动应该以理性的批判论证作为基础或根据，不允许用非理性的情感代替理性的论证。厌恶、反感可能产生歧视，例如导致对黑人、同性恋、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而厌恶或反感的情感也可以因理性的理解而消失。当来自上海的曹教授及其同事1997年在美国《塑料再造手术》（Plastic Reconstructive Surgery）上发表他们的成果，即将聚合体模板置于小鼠背皮肤下，生长出人的外耳时，一些美国人的评论是“令人作呕”，我在介绍这个成果给听众时至少超过50％的人也感到厌恶，或至少不舒服。但是当我解释了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失去耳朵的人多么需要移植人耳来解除他们生活中遭受到的痛苦时，许多听众就改变了原先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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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自然。一些人指出，杂合体和嵌合体“不自然”，因而反对进行研究。不自然（unnaturalness）可能意指违反既定的自然秩序。但自然是流动的，现存的自然秩序也可能改变，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使这改变更加容易发生，并且使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不自然的东西。我们环顾四周，就可以发现没有多少纯自然的东西！“不自然”的论证将生物学事实与伦理规范混为一谈，不能说明哪些对自然的干预是伦理上可接受的，哪些则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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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破坏物种整体性。一些人认为，杂合体和嵌合体破坏了物种整体性，不应该允许研究。物种概念本身并不是清晰的，其界限也不固定，而且物种也是演化的。人创造出了骡子，也该是“破坏物种整体性”吧，但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并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后果，也得到人们的广泛接受。生物学的物种分类是经验的和实用的，与规范性的伦理判断无关。没有可靠的标准来确定何时跨越了物种之间的界限，为什么这种跨越是伦理上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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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道德滑坡。允许进行杂合体和嵌合体研究会形成道德滑坡，滑向理应禁止的做法，例如克隆人、将人与动物杂交等。首先，像克隆人和人与动物杂交等理应禁止的做法与其他理应允许的做法之间本身可以在概念上区分，不一定存在滑坡。其次，即使存在这种滑坡，我们可以在实践上通过管治措施防止从可允许的做法滑向被禁止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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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违反人类尊严。最重要的反对论证是认为杂合体和嵌合体的研究违反人的尊严。美国生命伦理学家Karpowicz等人说：“当一个具有某种程度的人性的存在被囚禁于一个动物体内，不能体验我们物种独特享有的所有认知、情感和道德权利的能力，这样人的尊严（human dignity）处于风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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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人的尊严概念？康德认为尊严体现在人本身是目的之中，人不能仅仅被当做手段。人的尊严体现在人为自己确定目的和为实现这些目的而行动的能力之中，表现在理性的本性和根据原则行动的能力之中，因此，人具有不能赋予市场价格的独特尊严。但西方有些人将人的尊严应用于人的受精卵、胚胎和胎儿。从儒家的“士可杀而不可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等论点中可以看出儒家对人的尊严的观点。但韩非子认为人“始于生，而卒于死”（《荀子》），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规定人拥有“人格尊严”（personal dignity），但这个人是从出生时开始的。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有些人谈论“人的尊严”多半从人这个物种（homo sapiens）的独特性出发，而我们则将尊严与人格联系起来。如果其他物种，或未来的智能机器人，或未来可能发现的外星人，他们都不是人类（human beings），只要具备理性、情感、社会交往能力，就被看做具有人格的人，就应该享有人的尊严或人格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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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尊严问题可能出现在人类细胞占大多数，因而有可能是“人化”、具有“人性”的嵌合体机体，如果将有关杂合体的研究限于胚胎阶段，则不存在尊严问题。另外，如果我们从另一方向来看，“人化”的或具有人性的嵌合体可能不是对人的贬低，而是对动物的提升；它们可提醒我们人与动物的区别不是那么截然分明的；也可帮助我们理解动物的生活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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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杂合体／嵌合体研究是否应该允许的主要标准应该是不伤害／有益原则。如能促进科学发展和未来使许多人受益，而伤害较小，则应允许进行。当有可能对杂合体和嵌合体自身或周围生命体的伤害超过受益时，就应中止或制止。基于这一标准，可以提出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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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该允许细胞质杂合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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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1：用细胞质杂合体胚胎获取干细胞进行研究，将有利于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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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2：在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中用人卵是浪费。将来将干细胞研究用于临床时，需要大量人卵，不能将细胞质嵌合体干细胞用于临床，因为动物细胞质内的线粒体与人不同，用于临床可能产生线粒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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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3：使用细胞质嵌合体胚胎与使用用人卵的细胞核转移胚胎没有道德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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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4：将细胞质嵌合体胚胎的研究限制在14天，不将它转移到妇女体内，就不会造成伤害或出现人类尊严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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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的细胞质嵌合体是指人／动物细胞质嵌合体，将人的体细胞核转移到动物去核卵内，不是动物／人细胞质嵌合体，即将动物的体细胞核转移到人的去核卵内，目前这既没有科学上的需要，也会造成对宝贵的人卵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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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继续不允许进行真正的人／动物杂合体研究。这类杂合体研究类似克隆人，可能造成伤害和浪费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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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该允许嵌合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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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1：干细胞移植到病人体内后如何活动？它们如何分化、移动和形成新组织？目前在人身上试验不道德，可首先在动物体内进行研究。将人类干细胞植入动物不可避免创造嵌合体。例如哈佛大学的研究组将人类神经祖细胞④注射入猴胎儿，看它们与猴的脑细胞如何一起生长、移动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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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2：建立人类疾病模型。传统上用动物模型来研究人类疾病，往往会得出南辕北辙的结果，因为人与动物毕竟存在物种差异。利用嵌合体可在动物体内建立人类疾病模型。如美国塔夫特大学Charlotte Kuperwasser创造了具有人类乳腺组织的小鼠，她将人的乳腺细胞加到免疫缺陷的成熟前小鼠体内，可在小鼠体内观察正常人乳腺如何发育，如何发生人的乳腺癌，然后检测什么药物治疗有效。耶鲁大学的Eugene Redmond则将人类神经祖细胞注射入猴脑，目的是探索如何治疗人的帕金森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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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3：研究异种移植。正如上面提及的Zanjiani的工作，他创造出人的细胞占15％的嵌合体绵羊，目的是看这种嵌合体绵羊的器官能否移植到人体而免受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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