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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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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意谓：太史公说：帝王改姓受命，开始时一定要谨慎从事。釐订正朔，变更服色。议定历元，以顺天意。太史公说：这事，在神农氏以前就这样做了。历史是很悠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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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本天元，顺承厥意。”犹言：推本历元，以顺天意。《索隐》云：“必当推本天之元气所运所在。”说话却是转了个弯。“太史公曰”四字，王元启说：“系错简，今移前。”甚是。此已移前，而以圆括号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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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朔”和五行说、三正论这些主张与学说盛行于战国、秦汉之际。宣扬帝王“易姓受命”，符合天意，是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服务的。司马迁强调这学说，提高它的历史地位，说成“神农以前尚矣”，托古立说，使更有利于宣传。这学说源于阴阳家，后与儒学合流。西汉末年刘歆造三统历，在《历议》中把它与《易》和《春秋》的断章片义融合起来，进一步扩大它的阵地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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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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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意谓：大概在黄帝时人们已经注意到观测天象：太阳、月亮和黄道上的恒星——参星、大火，北极圈内的北斗星等视位置的运行与转移，用以制订历法；观测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注意它们的生长和消失（实际是指这五星的顺行、逆行、冲、伏等现象），根据四季的变化，安排闰月，调正太阴历与太阳历。自然界这些天象的出现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运行的，这说明天地的运动不仅有其意志，而且是由天、地、神、民和物类的官掌握的。这五种官职，它们之间各有职分是不相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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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认为中国历法，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日见发展。天是有意志的，于是建立天、地、神、民、物类五官来管理它。就“黄帝考定星历”说，中国的天文学及其应用导源于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观测，这是科学的。嗣后解释，认为这是由于神的意志所形成的，于是建立五官，向有神论的方向倾斜了。这样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起来，星占术也随着产生。两者或分或合。它的产生与茁长，有其社会历史背景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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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引猪饲彦博说：“《楚语》祇作民。《汉书·郊祀》同。此传写之误。泷川说：天、地、神、民、物类各一官。物类，禽兽草木也。《楚语》作类物，义同。”泷川对这五官的解释，是符合《历书》内容的。《正义》引应劭说：“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官。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把五官释为春、夏、秋、冬、中诸官，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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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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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意谓：这样一来，民就获得忠信，神能发扬明德。民神各有它的事业，相互尊重而不冒犯。因此，神能赐给民以嘉谷，获得物质享受，灾祸不会发生，需要的东西也不会缺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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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需要历法。准确地辨季节、定农时，这对于组织农业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是起一定作用的。司马迁处理这一问题看法是有偏差的。他把“天”神化，认为天体运行的规律是神掌握着的，在天体运行中贯穿着神的意志，人类需要服从它；因而，设置天官、地官、神官、民官、物类等五官。他们“各司其序”，这样产品就会丰富，要啥有啥。司马迁美化了神，并把希望寄托在古代黄帝身上，让人顺着统治者的意志办事。司马迁通过历法的厘订，不是鼓舞人的意志，人定胜天，而是宣扬天的意志，天定胜人，靠天吃饭；否则人类怎能过幸福生活呢？这是他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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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3]司马迁认为考定星历是黄帝的功绩。今日也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天文学曾经是一门很重要的科学，因为它是（在）敬天的‘宗教’中自然产生的。”[4]是这样吗？这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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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还没有能利用火。夜里照明，只能利用月光。这就需要注意它的明暗。这样就会导致太阴历的发明。游牧民族需要牧草，导致对于谷类品种的认识。农业兴起后，“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更有必要掌握季节的变化，这又导致太阳历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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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季节变化，在中国古代是从观测天上恒星的位置移动着手的。太阳下山后，黄昏时什么星恰在正南，据此可以推算太阳的视位置和四季的变化，用以确立季节。所谓：观象授时。这种探索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逐渐发现和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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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观测天上星象，发现行星是在恒星间的相对不动的情况下运动的。观测时间久了，认识逐步深化，发现金、木、水、火、土五个星是在运动着的；它们都有各自的顺行、逆行的运行现象。这样就逐渐掌握了太阳、月亮和五星的运行规律。它们的运行不是杂乱无章，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的。这些科学成就，反映到进步的思想家的认识中。像荀子，就把它初步地概括出来，说道：“天行有常。”天体是运动着的，而这运动是有它的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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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一是：由于古代科学水平的局限，对自然界有很多事物不理解，感到难以掌握；一是：由于统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把“天”神化，说成是有意志的；而他们又是代表着天意来办事的。这样他们就把古代的科学成就，纳入到敬天的“宗教”思想的范畴与轨道中去。在历法中提出“钦若昊天”的口号，这样就把历法研究有意无意地引入歧途。司马迁在这问题上是承袭了这传统思想而在历学史上起着导向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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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暤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灾荐至，莫尽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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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意谓：少暤氏在他的政权垮台的时候，他的诸侯——九黎起来作乱。这民与神的界线就被他们搞糟了，不能区分，从而灾祸都汇集拢来，旺气也就不能充分地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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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楚语》作方。王元启云：“别本作方物为是。《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类聚可以辨方，群分可以辨物。今既民神杂扰，则群类混淆。故曰：不可方物。记云：‘方物发谋出虑。’方物并称，盖古有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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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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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意谓：等到颛顼氏掌握政权，就命南正唤做重的司天，把神的事委托他；火正唤做黎的司地，把民的事委托他。恢复这老规矩，不让神、民互相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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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将天蝎座的心宿二，即大火星在南天之时作为中星，以定时节；因而，管理这事的官称为南正，或称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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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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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意谓：后来三苗效法九黎一样暴乱起来；这样，南正、火正都废弃他的职守，弄得该闰不闰，斗建和月名搞错，摄提星失指方位，正月也无从确定，这样，历法就弄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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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云：“《汉书·律历志》作三苗乱德。服，行也。德，凶德也。韦昭曰：三苗为乱，行其凶德，如九黎之为也。”柯维骐曰：“太史公此文前后百余言，皆采《国语》，而稍删省。其云：‘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此则太史公所增者也。《汉书·刘向传》：昔孔子对哀公并言夏桀商纣暴虐天下，故历失则摄提失方，孟陬无纪。太史公盖述孔子之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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