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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官书》中的北极——帝星，周秦之际在北极南约五度，与今极相距二十度。秦始皇的陵墓“上具天文”，这幅星图当是遵循着当时星象体系描绘的。陵墓尚未发掘，谁都没有窥见。但循《天官书》所提的资料，我们是不难给以恢复的。譬之电脑，根据人的颅骨，可以恢复人的面容一样。这幅星图的五官座位可以想象自然与后世所绘所刻的有着很多差异。关于《天官书》的恒星部分，循着“五官”星象的叙述及其占星术文，可作更多的介绍，限于篇幅，只能从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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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五大行星部分叙述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的会合周期和运行情况，经过二十八宿（舍），根据十二州的分野，以占对应国家的休咎，《天官书》有着扼要的叙述和占候术文，这里也只能就其首要的一段，略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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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星一岁行一次，十二岁而周天，故称岁星。占星家将方位、五行、四季和日的干支附会到五星上去。岁星属于东方，五行属木，主春，日为甲乙。观测它的盈缩——即它的运行速度快或慢于它的正常速度，盈是快，缩是慢；舍——即停留于某宿；趋舍——即快于正常速度而超过应停留的某宿；退舍——即慢于正常速度而未达应停留的某宿的现象；根据分野找出它的对应的国家，以占“其国有兵不复”，“其国有忧将亡”等。五星倘是“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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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荧惑的星象变化，比较观测它星为困惑，故称荧惑。荧惑属于南方，五行属火，主夏，日为丙丁。荧惑运行当它不循正常速度和方向时，这就显示人间礼失。在它对应的国家出现，则有兵事；西没则兵事消失。荧惑逆行超过二宿以上，停留达到三个月，就会遭遇灾殃。五个月会有外国军队前来侵略。七个月会失去一半的土地。九个月会失去大半的土地。如果它与停留的某宿一起出现，一起消失，则与它分野相应的国家将会亡国。如果它居于这宿不久祸殃就会缩小；如久则会扩大。荧惑运行在某宿之南，预示男子有丧；之北，女子有丧。荧惑出现芒角，星体摇动，绕着某宿，乍前乍后，或左或右，那就祸殃益大。荧惑与它星斗光芒接触，就会受害；光不接触，不害。“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国可以礼致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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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星出现在东方，顺行120日，向西逆行120日，返过来又顺行。在天空运行330日没入西方，入30日又出现，成为一个运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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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属西方，季节属秋，日为庚辛，主杀。杀失者，罚出太白。太白失行，根据它所在的星宿分野，以定人事。太白出现于东方，顺行18宿，240日而入。入东方伏行11宿，130日。隐入西方，伏行三宿而出。太白当出不出，当入不入，是谓失舍。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军队战败，必定会有篡夺国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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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太阳与辰星的会合情况就可确定辰星。辰星属北方，五行属水，是太阴之精。主冬，日为壬癸。刑失者，罚出辰星，以其宿命国，观察辰星的出没以定四季。仲春春分夕出见于奎、娄、胃东五宿，分野属齐。仲夏夏至夕出见于东井、舆鬼、柳东七宿，分野属楚。仲秋秋分夕出于角、亢、氏、房东四宿，分野属汉。仲冬冬至夕出见于东方，与尾、箕、斗、牵牛俱西，分野为中国。它的出入通常都在辰位（东南）、戌位（西北）、丑位（东北）、未位（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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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月部分叙述有关日月的日晕、月行和日月蚀等星象的变化及其占候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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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异星部分叙述国皇星、照明星、五残星、大贼星、司危星、狱汉星、四填星、烛星、归邪、星、汉、天鼓、天狗、格泽星、蚩尤之旗、旬始、枉矢、长庚和星坠、景星等星象及其占候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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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气象部分介绍望云气的距离估计、云气的形色变化和西汉王朔的望气及其占候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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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候岁部分介绍西汉魏鲜的八风之占和农业生产丰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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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总论。这是《史记》130篇中总论太史公曰最长的一篇。总论阐述占星术的基本理论、悠久历史、方法原则、典型事例和占星学家。从“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着眼，归结于“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终始古今，深观时变”，从而深悉星占与政事的相互因果关系。占星变，重政事，需要清醒的态度对待灾异。当社会矛盾激化时，应重视德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占星涉及两个国君对立矛盾时，可以从而获得启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警惕国君需要“修德”“省刑”“结和”，这是国昌、国亡的关键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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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结构严密，气势雄浑，识见宏通，文字简洁。其精奥处似《易》，其杂用韵语处似《诗》，其琐碎峭拔处似《檀弓》、《考工记》。汲取众长，而出之以奇。限于科学水平、思想方法、时代风尚，有其神秘色彩与非科学成分，但总的来说是领先的。从科学成就看：“甘石历五星法”，只知“荧惑有反逆行”。司马迁“观史记，考行事”却知“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在天文学上有其贡献。从占星术看，他深悉“占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祥，候星气尤急”，感受深刻，由衷地关怀国事，哀念民生。探索问题，著书立说，冀欲有补于世。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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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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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历法释证 [:170088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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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历法释证 《史记·律书》《历书》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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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四史中，撰天文志、律历志的有十七史。《史记》首创八书，将《律书》、《历书》、《天官书》分为三书。《汉书》将《律》、《历》两书合为《律历志》。此后各志，有分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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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于《律书》、《历书》两者关系有其观点。在《律书》中说：“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孰（熟）万物也。”在《自序》中说：“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翲忽。”把律、历拉在一起。把“居阴”、“居阳”看成是对立着的；“相治”则有其内在联系；两者是矛盾而又统一的。同时，又与自然界的“五行”、“八正”（八节）以及“万物”的“成熟”有着因果关系。司马迁的这论点是从他的老师董仲舒那里学来的，后被刘向、刘歆和班固等人所接受并给以扩大了。它的实质是使“天之历数”为证明帝王政权“受命于天”制造理论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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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书》是《史记》中的一篇变格文学。它的结构有其特殊性。正文总括大意，而把律数法术缀之于后。称为《律书》，却兼言兵。借律以探用兵之源，隐讽武帝的黩武。赞语则推重文帝不轻用兵，用以反衬武帝的好大喜功。后及于律，作为一篇结束。尾言“上古建律运历”，说明“律历更相治”，古有这个传统，为刘歆、班固所接受，班固遂将《律书》、《历书》合并，成《律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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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律书》传本有个缺失、补缀、割裂的问题。由于它的结构特殊，滋生《律书》与《兵书》之辨。如：杨慎说：“《律书》即兵书”，“兵之与律，相因者然，非特以律听兵声而已也”。“余以为此书虽颇残而补缀之，非全失而全出褚少孙手也。”茅坤说：“天地之化声与气合，故古之太史能吹律听声，以占军兵，而史迁因采之以附《律书》。”[10]臧镛堂说：“此篇本名《兵书》。”“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平险阻，救危殆，中述黄帝、颛顼、成汤及王子、孙武等，并桀纣、秦二世之兴亡，故名《兵书》，今作《律书》，后人改也。特此篇为褚补，无明文。”[11]洪颐煊说：“疑《律书》自‘王者制事立法’以下至‘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本为《兵书》。自‘书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至篇末，为《历书》篇首，后人误割附于上篇《兵书》之后，而改其目曰《律书》。班固撰《汉书》称《律历志》，似犹见其原本。”[12]张文虎说：“其篇首‘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此四句当为《历书》起首之文，正孟坚《律历志》所本。其下文‘书曰七正二十八舍’云云至终篇，皆《律书》之文。中间‘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以下至‘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则《律书》本文。盖史公此篇，明圣人不得已而用兵之故，故不曰《兵书》而曰《律书》。”[13]《律书》、《兵书》之辨，两说各有其辞，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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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书》中又有章句次序问题。王元启说：文中“所述二十八舍、十母、十子、方隅、气候，乃后之读史者剽取术家之言，以为训释，疑出少孙所补。然而累经传写，中亦颇有错乱，为整正如左”[14]云云。王氏因将《律书》全文重予改定，与《史记》原本大不相同。中多真知灼见。中华书局出版《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一分册丘琼荪校释《史记律书》较为详赡，两书治《律书》者可参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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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历书》为司马迁的太初改历方案。中国历学汉时传世的有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总称六历。汉高祖建国二十余年，丞相张苍袭秦正朔，采用颛顼历。儒生公孙臣提出异议。到汉武帝元封七年离开汉高祖元年已经102年。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把这问题再提出来。汉武帝问：“今宜何以正朔，服色何上？”大家回答：“帝王必改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把改历问题，不是单纯地看作科学技术问题，而把它视作为巩固政权制造理论根据服务的。争议结果，汉武帝采用邓平的八十一分律历；而把其余的17家历术都废弃了。这是中国历法史上历法变革的一件大事。史称太初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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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改历的要害是从政治角度着眼的，把反对这改革方案的张寿王判断为“非汉历，逆天道”，几次下狱。这事史称论争了36年，那时说是“是非”才定。邓平所造的律历，它的特色是把黄钟律管的长“八寸十分一”，即“九九八十一以为宫”，和历法中的“日法八十一”的两个数据同为“八十一”画上等号，就将“律”和“历”两门学科紧紧捆在一起，绕了许多圈子，获得理论，从而说明汉代帝王的政权是“受命于天”的。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他的儿子刘歆作“三统历”及“谱”。把太初历的不少数据加加减减，乘乘除除，穿凿附会到儒家经典的《易》和《春秋》的大道理上去，以提高“三统历”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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