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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资料来自《虞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釐百工，庶绩咸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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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以授舜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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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尧把这事交代给了舜，说道：“唉！您舜啊！管理天的历法数据这件事放在您的身上了。”舜也把这件事交代给了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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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见于《虞书·大禹谟》：“天之历数在汝躬。”又见《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史记·历书》作：“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从这些记载看，中国古代执政者都是十分重视管理“历数”这项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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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周武王访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纪明历法。故自殷周，皆创业改制，咸正历纪，服色从之，顺其时气，以应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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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周武王灭商，拜访殷代的遗贤箕子。箕子把大法九章告诫武王：重视观测日月行于星纪，以明历法。殷代、周代都能创业改制，矫正历的纲纪，服色从之，使国家办事，顺着时令节气，适应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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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九章”，唐颜师古指《洪范》的九畴。这九畴中：“三曰农用八政，四曰协用五纪。”孟康说：五纪指岁月日星辰。《律历志》说：“五纪明历法。”如何明历法？唐孔颖达说：“日则日行一度，月则日行十三度有余。日月行于星辰，乃为天之历数。”意谓：观测日月行于星辰，使之调和，以定历数，成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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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前言农用八政，次述协用五纪。意谓：定时节，为农业生产服务。殷周都能创业改制，矫正历纪，不违农时，以应天道。中国为世界最早农牧业生产发展国家之一。殷周就已重视准确地辨季节，定农时，为生产服务。武王翦商，拜访箕子，箕子以此告之，作为立国之本。这个开端是很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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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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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过去了，到了东周五伯专政末期的时候，史官抛弃了他的责职。世代相传的专业子弟已经分散，有的逃跑到东夷北狄去了。这时的历纪尚有黄帝调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和鲁历六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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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对于夏商周三代的政绩，不免美化；但却有其真实性，从历数看，那时是早已重视。《大禹谟》歌颂禹的功绩，说：“天之历数在汝躬。”所谓“历数”，孔颖达于《左传》桓公十七年《疏》说：“晦朔弦望交会有期，日月五星行道有度。历而数之，故曰历数也。”说明中国古人早就重视观测日月五星的行度交会，以定历数。这个制度，《左传》桓公十七年记载：“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御不失月，以授百官于朝。”《左传》僖公五年，还写“公既视朔”。到了鲁文公时，“始不视朔”。《史记·历书》记载：“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祥废而不统。”这个制度逐渐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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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就日食纪事，作为例示，反映一些历史情况。中国春秋以前，由于文献记述简略古奥，学者理解纷歧，还有待于研究。《书经》记载日食较早，见于《古文尚书·胤征》。这书考据学家断定是部伪书；但它所记日食的事，古籍中却可找出它的根据，并非虚构。卜辞中记载日食有三片：一为三舀食日（《殷墟文学乙编》6386），二为日月之食（《殷契佚存》374回），这两片学者对它的殷商年代考订说法不同。三为贞日之食（《龟甲兽骨文字》1.10.5），这片没有干支纪日，年代无法推测。《诗经》日食见于《毛诗·小雅·十月之交》。诗中言及日和月的干支，但无年代。后人考释遂有发生于厉王、幽王或平王时代的争论。据陈遵妫推算：这次日食定为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的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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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记载日食37次。《公羊传》记36次。《春秋》所记的37次日食，其中4次为：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这四次与《日月食典》对勘，都无日食。其余的日食验证过硬。通过这样的科学检验，可以说明中国春秋日食纪事的科学水平所臻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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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前221年）的日食纪事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2《象纬考·日蚀》注录，只有7次。这可说明“战国扰攘”，兵戎相见，“史官丧纪”，科研水平下降。公元前475～前221这254年中只记7次，和《春秋》242年记37次相比，可见战国时期“争城争地，斩艾其民”的破坏性了。同时，可以反证周代学术文化水平及其贡献的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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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扰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乃以十月为正，色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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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纷扰，兵戎相见，秦王朝正忙于并吞六国，统一天下的事，没有时间从事文化建设。秦始皇却很相信“五行相胜”的学说，自认为秦获水德，有黑龙的祥瑞。周属火德，用水可以胜火，故以十月为正，颜色推崇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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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史记·历书》记载为：“秦灭六国，兵戎极烦，又升至尊之日浅，未暇遑也。而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历度、闰余，未能睹其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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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何以十月为正呢？这个需要解释一下。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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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亥 子 丑 寅 秦 周 商 夏 夏朝建寅，以正月为正月；商朝建丑，以十二月为正月；周朝建子，以十一月为正月。这个建寅、建丑、建子，古称三正。《史记·历书》说：“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这三正“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三正之说，古已有之。秦始皇是“自以为获水德”的，以水胜火，故以十月为正，建亥。秦始皇是利用这“五德相胜”学说，为他夺取政权作为理论根据与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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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国家，一向重视“历数”，后来的王朝用之宣传作为夺取政权的依据，这与欧洲的历史传统不同。李约瑟说：“在这个农业国家里（指中国），历法是由皇帝颁布的，并由效忠于他的臣民加以奉行，这是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就已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的一条继续的线索。”“希腊的天文学家是隐士、哲人和热爱真理的人［这是托勒密（Ptelemy）谈到伊巴谷（Hipharchus）时所说的话］，他们和本地的祭司一般没有固定的关系；中国的天文学家则不然，他们和至尊的天子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是政府官员之一，是依照礼仪供养在宫廷之内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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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以北平侯张苍言，用颛顼历，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睹其真，而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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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朝建立，正在规划国家大业，各种事务处于草创时期，接受北平侯张苍的建议，采用颛顼历。因为这历比之六历，它的数据属于疏阔中最小的。但是这历对于正朔、服色的处理却不够准确；而于朔晦月见、弦望满亏不符合天象的地方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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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史记·历书》写作：“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如）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班固节了“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的话。汉高祖以为秦始皇“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色上黑”，以水胜火，可以代周。他也以为他是有资格祭黑帝，获水德以代周的。这个论调，后来儒臣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便说：“汉得土德。”汉文帝、武帝也认为汉王朝是以土胜水。秦以水胜周，汉以土胜秦。太初改历，武帝诏书就提出：“率应水德之胜。”与高祖的话矛盾，故班固节去。颛顼历建亥，自张苍后，都认为“正朔、服色，未睹其真”；同时，颛顼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大家都有意见。再说颛顼历不能适应政治上、科学上的要求，从而不断地产生了改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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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是时御史大夫倪宽明经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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