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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二十七年,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诏下主历使者鲜于妄人诘问,寿王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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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丁丑)到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癸卯)为27年。太初改历汉武帝下诏以后,经历了二十七年,继任太史令的张寿王上书,还把这问题提出。说道:“历法是显示天地自然的规律,上帝所为的。传说黄帝调整律历,所造的历,汉元年以来就采用了。现在阴阳不调,应该说是更历的失误啊。”昭帝下诏,命令主历使者鲜于妄人诘问寿王,寿王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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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人请与治历大司农中丞麻光等二十余人杂候日月晦朔弦望、八节二十四气,钧校诸历用状。奏可。诏与丞相、御史、大将军、右将军史各一人杂候上林清台,课诸历疏密。凡十一家。以元凤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尽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寿王课疏远。案汉元年不用黄帝调历,寿王非汉历,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诏勿劾。复候,尽六年。太初历第一,即墨徐万且、长安徐禹治太初历亦第一。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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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帝命令妄人与治历大司农中丞麻光等二十余人,杂候日月晦朔弦望、八节二十四气,钧校诸历用状。复议,又诏丞相、御史、大将军、右将军各一人杂候上林清台,考察诸历疏密。从元凤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到五年十二月,课十一家历及张寿王历皆疏远。再候到六年底,太初历第一,即墨徐万且、长安徐禹治的太初历也第一,寿王及待诏李信治的黄帝调历都属疏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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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事,历史资料缺乏,后世难以复查,但一直都有怀疑。汉元年历法是“袭秦正朔”,“用颛顼历”,寿王却说:汉元“用黄帝调历”。因此,寿王受到弹劾被判为:“非汉历,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那时,昭帝宽恕,有诏勿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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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桮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不与寿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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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寿王又说: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桮育治《终始》说: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两者的数据不合。这是什么问题啦?他们都是指上元积年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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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三统注术》注云:“三千六百二十九,以章岁除之,得一百九十一,适尽。其年至朔同日,故上文云:元凤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也。黄帝术上元辛卯至元凤四年甲辰积二百七十六万七十三算外,入天纪一千二百七十三年,入戊子蔀五十七年,是元凤四年直章首。宝等说:盖黄帝术也。于太初术元凤四年入甲子统二十七年,闰余十八,与此不合。”[26]张寿王说:上元积年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据三统历《世经》称殷术以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甲戌)为纪首。岁在甲戌上推1520年,岁在甲寅为元首;又上推4560年,岁又恢复甲寅。元凤三年到初元二年,为31年。殷术自上元到初元二年为6080年,由自上元至元凤三年为6049年,故言:六千余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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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王又移《帝王录》,舜、禹年岁不合人年。寿王言化益为天子代禹,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皆不合经术。寿王历乃太史官殷历也。寿王猥曰:安得五家历,又妄言太初历亏四分日之三,去小余七百五分,以故阴阳不调,谓之乱世。劾寿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诵不祥之辞,作祆言欲乱制度,不道。奏可。寿王候课,比三年下,终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诽谤益甚,竟以下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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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寿王还引《帝王录》说:舜、禹的年岁不合他俩的在位年数。又说:化益(颜师古注:化益即伯益)代禹为天子,褒姒也可以为天子。这话是不符合于殷周间的经术的。张寿王治的是太史官的殷历,主张采用。因说:“安得五家历”;还批评:“太初历亏四分日之三,去小余七百五分”;因此“阴阳不调,谓之乱世”。劾寿王吏八百石。理由是:当大夫的,穿着儒生服饰,却诵不祥之辞。祅言欲乱制度,是大逆不道的。昭帝准奏,判寿王监禁三年,寿王不服。再劾,几乎搞死,再赦勿劾。寿王坚持他的意见,诽谤益甚,又把他逮捕起来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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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王批评太初历亏四分之三,去小余七百五分。他是根据殷历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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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元年丁丑,入殷术乙酉蔀二章章首。入蔀年19,积日235,闰余积日6939,大余39,小余705,即3/4。这年至朔同日。就太初历计算:太初元年丁丑在甲子统前,气朔无大余、无小余。这是因为太初历把这年作为历首实是虚构的。[28]从历学的角度说,张寿王提出采用殷历,批评太初历的历首实亏四分之三是有理由的,较为先进的。学术问题受到政治上的干扰,一时是难以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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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历本之验在于天,自汉历初起,尽元凤六年,三十六岁,而是非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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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历法的标准是要看它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自然现象。汉王朝自太初元年改历起,到元凤六年争论了三十六年是非才坚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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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本之验在于天”,这话是很正确的。但要看有权的人是怎样主持的?太初改历有权的人限于学术水平是做不到的。王锡阐在《推步交朔序》中批评《汉书·律历志》说:“历本之验在于天,斯言得之矣。然汉人之验天,安在哉?”改历争议,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到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只30年,李锐故说:“此当云三十岁,六字衍。”这事从汉兴到元凤六年断断续续争了132年,说是“是非坚定”,这是官家的话;真正的学术是非实际并未解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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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妙,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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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成帝时,刘向总结六历,罗列是非,作《五纪论》。他的儿子刘歆,阐述它的微妙,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它推的法精密扼要,因此在这《律历志》中把它记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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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师古说:“自此以下,皆班氏所述刘歆之说也。”《汉书·刘歆传》说:刘歆“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刘歆制订《三统历》,一方面步日月五星的运行,有其科学成就;另一方面又是在宣扬他的玄学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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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三统术衍》是自下文“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开始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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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时。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故有礼谊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阴阳之中制其礼。故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是以事举其中,礼取其和,历数以闰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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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是讲春夏秋冬自然界的季节与农时的,政治人事就是按照这样的天时来安排的。《左传》上刘康公曾说:“人民是凭藉天地间的中和之气来生存的。这就是所说的天命啊!因此,制定国家的礼仪、动作、威仪的法则,就是用来肯定这天命的。对这天命能者采取保卫的态度就得幸福;不能者,就会倒霉。”因此,把春秋十二公,242年间国家的政事排列出来,用“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的一套“天人感应”学说,来制定礼节,这样办事就能得中和之气。礼是以和为贵的,历法是用闰月来调整阴阳历的,用以作事厚生,这些都是可以固定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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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刘歆三统历的玄学思想,也代表着两汉以来的儒家的历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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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农牧业生产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因而也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需要准确地辨季节、定农时;因此,需要观测并测量太阳、月亮、行星、恒星的视运动,掌握它们的运行规律,从而促进农业生产。但刘歆对待天文学中应用天文学历法,采取怎样的观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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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认为“历数”是“正天地之中”,用以“作事厚生”,目的为了“定命”;这就是说:使用历法的成果和它的作用,是用以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从而显示这政权的得来是受命于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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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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