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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时。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故有礼谊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阴阳之中制其礼。故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是以事举其中，礼取其和，历数以闰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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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是讲春夏秋冬自然界的季节与农时的，政治人事就是按照这样的天时来安排的。《左传》上刘康公曾说：“人民是凭藉天地间的中和之气来生存的。这就是所说的天命啊！因此，制定国家的礼仪、动作、威仪的法则，就是用来肯定这天命的。对这天命能者采取保卫的态度就得幸福；不能者，就会倒霉。”因此，把春秋十二公，242年间国家的政事排列出来，用“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的一套“天人感应”学说，来制定礼节，这样办事就能得中和之气。礼是以和为贵的，历法是用闰月来调整阴阳历的，用以作事厚生，这些都是可以固定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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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刘歆三统历的玄学思想，也代表着两汉以来的儒家的历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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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农牧业生产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因而也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需要准确地辨季节、定农时；因此，需要观测并测量太阳、月亮、行星、恒星的视运动，掌握它们的运行规律，从而促进农业生产。但刘歆对待天文学中应用天文学历法，采取怎样的观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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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认为“历数”是“正天地之中”，用以“作事厚生”，目的为了“定命”；这就是说：使用历法的成果和它的作用，是用以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从而显示这政权的得来是受命于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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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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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经典《易》中说道：“汤武革命是顺天应人的。”又说：“研究历法是为了安排农时。”刘歆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认为它的作用可以显示人道的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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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既衰，幽王既丧，天子不能班朔，鲁历不正，以闰余一之岁为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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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自幽王以后，统治的权力日趋衰微。天子没有力量把朔日颁布到诸侯那里。鲁历失正，在一岁未尽之时就作为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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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历一章19年是至朔同日。4章76年称为一蔀，是至朔同在日首。故当闰尽之岁，作为蔀首。“失正”，孟康说：“当以闰尽岁为蔀首。今失正，未尽一岁便以为蔀首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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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于是辰在申，而司历以为在建戌，史书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为建亥，而怪蛰虫之不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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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春秋》讽刺鲁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那时合朔在申，司历却以为在建戌，《春秋经》上记载却在建亥。鲁哀公十二年也以建申流火之月为建亥，所以奇怪那时昆虫为什么不躲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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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历举出《春秋》日食这条记载，说明当时历法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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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乙卯）根据周历建子，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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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朔（辰） 在申 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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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以为 建戌 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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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经》（史书）建亥 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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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经》上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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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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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上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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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历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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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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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在申，再失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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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的《春秋》日食表[31]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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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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