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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摄提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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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观察摄提星的方位移动用来定时节的。说明了这些，我们就懂得：屈原生时，他父亲观察一下天象，是“摄提贞于孟陬兮”，那就是生在正月了。这就是屈原的父亲所理解的“皇览揆余初度兮”的“初度”，“初生之度”，这样说。“初度”之度，王逸解作：“观我始生时，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是糊里糊涂了。这“度”字《文选》五臣注是这样解释的：“我父鉴度我初生之法度。”说法不同，那也是误解的。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上又说：“初度，初年之器度。”[9]那也是弄错的。“初度”是指的“摄提贞于孟陬兮”的初度，因而“初度”的“度”，我的意思，就应作为“星度”来解的。星度联系成辞，在古书中是常见的。《史记·历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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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落下闳运筹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广延宣问，以理星度，未能詹也。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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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仰观天文，自然是重视观察星度的。《易》曰：“君子治历明时。”《尚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观察星度，岁首是历法之首，所谓“履端于始”。古人登台而观，是十分重视的。对于岁首，古有颁朔、听朔、告朔、迎正的制度礼节。这和其他月份的观察是有不同的。屈原生在正月，父亲重视这一点，因而给他的儿子联系天象，取了这个美名。古时治历，是常称为正的。《逸周书》云：“我周作正，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烝亨，犹自夏焉。”《逸周书》所说的“作正”，就是说作历。《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凤鸟氏历正也。”[10]是历正成辞的。历法重视正朔，所以夏商周三代的历法，史称建子、建丑、建寅，就称为夏正、商正、周正，简单地称作三正。这说明正字与历有关系的。则是法则。《论语》云：“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古人是以天为法则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云云，“则天之明”就是法天之明。这说明则与天象也是有联系的。古代观象授时，天象是可以应用作为历正的。《尚书·尧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是说夏至（“日永”后世历学上称夏至）是看火星在南天昏中时，用来作为仲夏的“正”的；冬至（“日短”即冬至）是看虚星在南天昏中时，用来作仲冬的“正”的。《尧典》又说：“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定”字《史记·五帝本纪》作“正”。古时阴阳合历，月球和太阳的周天速度有不能齐一时，用闰月来调整它，就是说以闰月来作“正”。所以天象、黄道中星、北斗、招摇、摄提在历学上是有作“正”的意义的。扬雄《反离骚》云：“汉十世之阳朔兮，招摇纪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则兮，度后土之方贞。”他说招摇指在周正十一月，是可以正天度地的。这说明“正则”与天象也是有关系的。“揆”《尔雅·释言》云“度也”，古时是常与揆察天象联用的。《诗·鄘风·定之方中》云：“揆之以日，作于楚室。”《白虎通·辟雍》云：“揆星度之证。”这与《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的“揆”字字义用法是相类的。屈原生在正月，他的父亲观察天象，是“摄提贞于孟陬”，感到这是可为历正之则的，因而取名“正则”。这真是“则天”之意，所以是一个嘉名。古时天象上周天分度，黄道二十八宿是有阔狭的，但十二次的分度，各三十度余是相等的。北斗、招摇、摄提，作为辰次来应用，是以十二次或十二辰来分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那是相等的。《淮南子》所谓招摇指子，指丑，指寅，是逐月而移的。幅度相等，是平均的。摄提也是如此，贞于孟陬，和指在二月三月是一样的。灵是神的意思，《九歌》云：“东风飘兮神灵雨。”灵常和神并提。均是匀的意思，《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平均的意思。屈原的父亲观察了这天象，因而又为屈原取了个号，“字余曰灵均”。这样，“正则”、“灵均”都与天象历正有关的，是名号相宜的。我想这样解释《离骚》这六句文辞，古人所谓“属辞比事”，前后精神血脉就相互贯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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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屈原列传》云“屈原者名平”，是另一事。王逸注云“高平曰原”，这是对的。日本竹添光鸿在《左氏会笺》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句下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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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汾水注》引《春秋说题辞》云：高平曰太原，端也，平而有度。又引《尚书大传》曰：东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谓之太原。按此则凡高平之地，皆得蒙太原之称，不必以春秋之晋阳，秦置为太原郡，今为太原府者当之也。《禹贡》之太原，当即《汉志》安定郡高平县等处，为今甘肃平凉府固原等州，在陕西岐山县西北三百余里，汉县称高平，正取高平曰太原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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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清新，信而有征，是可以作为屈原名平字原的补充说明的。王逸说：“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为原以法地。”这里我将帮他改一语：“伯庸名余为正则，字余为灵均以法天；取名为平，字曰原以法地。”那倒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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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杭州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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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历法释证 《天问》“日月安属，列星安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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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天问》里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月安属，列星安陈？”蒋骥的解释是：“问：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谁为附属乎？列星有躔度分野，动定之不齐，又谁为排列乎？”[11]实即是问太阳、月球和许多恒星在太空里是怎样排列的？就是说，天体的结构是怎样的？屈原牢愁抑郁，彷徨山泽，对于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疑莫能明，呵而问之，以泄愤懑，是文学的抒情。但对于屈原所提的问题，我们仍不妨从科学角度来解释它。[12]这问题是大的。我们先来看看欧洲人的回答。一部欧洲天文学史，一半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简括地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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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禄某（Ftolemy，埃及人，生卒无考）融汇了希腊天文诸派旧说，创立一个行星系统。他说：地球是静止不动的，月球是绕着地球运转，而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是绕中心旋转的。旋转之轮，叫做本轮（Epicycle）。这中心又各绕地球旋转，旋转之轮，叫做均轮（Peference）。地球是中心。第一是月球，其次是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土星，最后是恒星。不过行动时水星本轮之心，和太阳有一种相贯联系的限制。多禄某的行星系统说，在西洋维持了一千四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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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Nicho1as Copernicus，1473—1543）来了。他说，地球不是静止的，是动的。多禄某起初也曾想到地球要动，可是他想这样说有困难。地球一动，速力很大，地球上的物体，怎样能追随上去呢？地球本身也要破碎了，因此把这见解放弃了。哥白尼说：天球之大远过地球。这样，以前的困难解决了。哥氏又说：我们举头看见天上众星绕地旋转，假使说是地球自己在转动，也可以见此现象的。正像乘在船里看岸上树木，向船旁退下去，却没有觉察船自己在动一样。他就创立了新的行星系统。他说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水星、金星最前绕着太阳运转，因为我们仰观天象，从没有看见这两星远离太阳，地球绕太阳的轨道，在金星的外边，月亮则绕地球运转。这一点，哥氏的意见与多氏是还相同的。火星、木星、土星三行星的轨道，又在地球绕太阳轨道的外边，因为这三行星有与太阳对峙的位置，四季寒暑的道理，哥氏又按地球的自转公转，做了详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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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多氏、哥氏的学说，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另外又创立了一种系统。他说地球静止不动，月亮绕地球转，太阳又绕地球转，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则又绕太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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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真理总是不会被磨灭的，也不可能总被歪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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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白尔（John Kepler，1571—1630）乐于接受了哥氏的学说。哥白尼说明了行星系统，但行星的轨道是怎样的情况呢，还是莫名其妙的。也许是圆的吗？虽然传统的见解一向是这样说的，也许不是的。刻白尔首先就研究火星的轨道，用普鲁士表（Prussian Tables）为根据，火星运动，近日时则较速，远日时则较缓，刻氏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忽然得到了希腊学者Menachmus的锥体剖面（Conic Section）学说，里面讨论到椭圆形的性质。他喜欢得跳了起来，大胆地推翻了传统说法，把轨道改成椭圆。椭圆有两个焦点。太阳所在地，是其中焦点的一个。他继续又说：火星运行于轨道上时，连接火星太阳间的直线，空间扫过一平面，这平面的面积，和时间成正比例。换句话说，每天这线所扫过的面积，总是相等，故火星行动近日时较速，远日时较缓。这样火星轨道的形状，和行动疾徐的定律都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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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快乐极了。在他的证明图上，画了一位战胜女神的像。火星的轨道明白了。希腊依巴谷（Nicaea）已经知道春分迄夏至计九十四天，夏至迄秋分计九十二天有半，太阳在此两季之间，行程都是九十度。悟到差心圆周的道理。刻白尔呢，认为地球绕日的路线，也呈椭圆形，这样他类推其他行星，都和火星同调。不过刻氏这种想法，也许太美化了些；实际上是不是相合，那还是有待于人们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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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白尔说明了轨道的形状。假使有人请教，为什么行星一定要走这样形式的轨道呢？刻白尔只好瞠目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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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便进而探索。传说他看见苹果坠地，想着月球为什么高高挂在天上，都是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因为万有引力，苹果所以要掉到地上来。至于月球呢，假使我们投一块石子，一忽儿就落下来，如果用枪弹射，那么在比较远些地方落下来，假使弹速愈增，到的地方愈远，如果快到能绕地球一匝，那么就继续运行不坠，月球的不掉下来，是由于月亮跑得太快的缘故。牛顿证明苹果落地，推衍月球绕地，行星绕日，都是万有引力所驱使，这样刻氏的行星轨道，牛顿予了力学的说明，并且加增了数字的计算。牛顿的定律，可以说泄透了天机，潮汐的现象，地形顺椭的现象，彗星的现象，在引力里都得了解释。不过，再进一层，万有引力从何而来，则牛顿亦将结舌无语，这有待牛顿以后学者来解释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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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修正了多禄某的行星系统。刻白尔给哥白尼的行星轨道来一个形状的说明，牛顿又加以数值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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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呢？历史上可惜还不是很好地遵循着这样的路径来进行探索的。中国的科学史是有辉煌成就的。太阳在黄道上运动，每天行度是相等的呢，还是不相等的？实际是不相等的；相等的只是日常应用而已。每天都是二十四小时，这叫做平太阳时，这是一种假设。实际上每天的行度是不相等的。譬如说：阳历6月1日，这天要快二分二十七秒。7月1日，这天要慢三分三十一秒，这叫做真太阳时，或视太阳时。这道理，中国北齐张子信就理解到日月不平行。[14]赵道严根据晷影长短，来定日行的进退。隋刘焯更研究日行迟疾的数字，立躔差。太阳运行如此，月球的运行也是这样。后汉刘洪已认识到月行的迟疾。大衍更发展到推求月行轨道委蛇曲折的数字。古代没有精密的记时仪器，只凭圭表测影，作这样的研究，认识到“月行迟疾”、“日躔盈缩”，并进而加以数字的计算。用盈缩历和迟疾历，相互配合，推求定朔定气，从而求出真的朔望。这一原理，自刘洪、刘焯、祖冲之以来，都已明白；到李淳风，更用招差术来造历。[15]发展到授时历，设平立定三差，以追日晷，则益加精密了。虽然如此，中国古人的治学方法是有所不足的。为什么会有“日有盈缩”、“月有迟疾”的现象呢？它们在黄道、白道上的运行是怎样的情况呢？对此就缺少探索了。[16]对于理论的探索，较为忽视；因而对于天体构造，就像多禄某那样的行星系统图也就没有人设计过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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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学家呢，自然更不是从这方面加以探索了。王逸《楚辞天问章句》云：“言日月众星，安所系属，谁陈列也。”没有回答。“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当然是说“日月众星，安所系属，安所陈列”。题目还有些看隔的。[18]洪兴祖补曰：“列子曰：天积气耳。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曜者。《灵宪》曰：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攸属。”是所答非所问的。戴东原名为精于天算，但在他的《屈原赋注》中也未说出什么来。游国恩先生引《列子·天瑞》篇一段故事，以为“很可以当作屈子此问的答案”[19]，其实是说明不了多少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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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只有朱熹的见解，是值得重视的。《楚辞集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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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问，乃为天地相接之处，何所沓也。今答之曰：天周地外，其说已见上矣，非沓乎地之上也。十二云者：自子至亥，十二辰也。《左传》曰：“日月所会是谓辰。”注云：“一岁日月十二会，所会为辰。十一月辰在星纪，十二月辰在玄枵之类是也。”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言之，则南面而立，其前后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运转不停，惟天之鹑火，加于地之午位，乃与地合，而得天运之正耳。盖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体，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绕地，则一昼一夜，适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随天以绕地，而惟日之行，一日一周，无全无欠，其余则各有迟速之差焉。然其悬也，固非缀属而居其运也，亦非推挽而行，但当其气之盛处，精神光曜，自然发越，而又各自有次第耳。《列子》曰：“天积气耳。”日月星辰，亦积气中之有光曜者。张衡《灵宪》曰：“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攸属。”此言得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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