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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官星名及星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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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天官书》所述星数约545或566。根据现代天文学仔细计数，肉眼可见的星：一等星20颗，二等星46颗，三等星134颗，四等星458颗，五等星1476颗，六等星4840颗，总计6974颗。《天官书》是从一等星数到四等星多一些。《汉志》中外星官有名的118，积数783。《晋志》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星图有名的283，积数1464。《灵宪》同。《隋志》1565星。《明志》1725星。清乾隆《仪象考成·后编》3083星。道光《仪象考成·续编》积数3239。今用望远镜观测，最小的可见五万颗以上，最大的约在十亿颗以上。实际远不止此，遥远的星系，在望远镜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光斑，其中却包藏着上千亿颗星球，宇宙是无边无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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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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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于《史记·天官书》的研读，提出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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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官书》是关于中国古代星象的文字记录。司马迁的记录，形象生动，言下见图，通过考察，可以将它复绘。这是一份重要的星象资料。《天官书》对于恒星的位置、大小、颜色、光辉、形状、星组、运动诸方面，有所论述，可供我们研究。由于赤极绕着黄极不断绕转，赤极位置古今不同，恒星的赤经赤纬古今亦异。这种现象称为岁差。《天官书》以帝星为北极，唐初李淳风撰《晋书·天文志》以勾陈一，即纽星为北极。梅文鼎说：二十八宿去极度，唐一行所测与汉测不同。自牵牛、须女至参、东井“十四宿去极之度，皆古测大而唐测小，是所测去极之度少于古测，为其星自南而北也”。自舆鬼、柳至箕、南斗“十四宿去极之度，皆古测小而唐测大，是所测去极之度多于古测，为其星自北而南也”[80]。这一现象也反映在《天官书》五官的划分之中。《天官书》列入中官的星，在《新仪象法要》中，有的列入东官，有的列入南官。《新仪象法要》列入北官的星，《天官书》或列入中官。近人朱文鑫因谓：“招摇、贯索侵入东官，三台侵入南官，是证《天官书》以帝为极星。盖周、秦之际，北极在帝之南约五度，与今极相距二十度。故招摇等星较近于极，自当列入中官。”[81]从这岁差现象，结合其他情况，我们可以进而探索中国天文学及二十八宿产生及确立的时代。《天官书》对于恒星的位置、大小、颜色、光辉、形状、星组、运动作用诸方面有所论述，我们也可从而探索与评价中国天文学的产生、发展及其成就。如云“狼角变色”，便知古时已知恒星的变光现象，有其科学价值，值得注意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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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马迁学天官于唐都。唐都在太初改历时“分其天部”，看来并不知历。《天官书》中，司马迁引进不少唐都占星、王朔望气、魏鲜占岁的东西，“为后世妄言祸福者所藉口”[82]。清梅文鼎批评《天官书》云：“历学、天文各为一家。治天文者不知七政有一定之行，往往凭臆而谈。而治历者则有理可推，有数可记，可以预知，可以共晓，而影射疑似之见，不可参入，故不道天文灾祥之说。《天官书》曰：心宿不欲直，直则天王失计。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又五星皆有当居不居，不当去去之之占。以历法按之，恒星经纬皆有常度，初无变动。老人星江以南三时尽见，五星之迟留伏逆皆有本行可推步，并无当居不居，不当去去之之事。诸如此者，不可枚举。倘史公知历，必不为此支离之说，以贻讥于后世矣。”[83]竺可桢师亦曰：“梅定九谓：‘司马子长世为史官，而天官、历书殊为阙略。’吾人不能不有同感耳。”[84]《天官书》中，确有不少纰缪应予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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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体运动。恒星左旋，廿八宿循着角、亢、氐方向，自东而西旋转。日、月五星右旋，即日、月五星的视位置，自西向东顺行。《天官书》叙述黄道廿八宿的顺序是循着东、南、西、北方向，即自西向东叙述。这是为了观察日躔、月离和五星的留、伏、顺、逆运行的方便而这样叙述的，所谓“以齐七政”，所谓“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经纬，见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合。凡天变过度乃占。……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是为了占星有用而这样叙述的。这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天文训》、《礼记·月令》为了观察中星以定季节、授农时的目的不同，叙述的方向也就相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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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记》中所记述的廿八宿有两系统。一见于《天官书》，一见于《律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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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壁居不周风东，……至于营室。……东至于危，……东至于虚，……冬至于须女，……东至于牵牛，……东至于建星，……南至于箕……南至于尾……南至于心，……南至于房，……南至于氐，……南至于亢，……南至于角，……吹万物而西之轸……西至于翼，……西至于张，……西至于七星，……西至于注，……西至于弧，……西至于狼，……北至于罚，……北至于参，……北至于浊，……北至于留，……北至于胃，……北至于娄，……北至于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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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比较，稍有出入。《律书》以建代斗，以狼、弧代井、鬼，以罚代觜，这四宿两说所选的星座不同。称昴为留，称毕为浊，称柳为注，这两说宿同而称谓不同。从这参差中，说明古时流传廿八宿有着不同说法，有过一段衍变的过程，最后定型确立。《天官书》云：“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稗灶；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先秦时，甘德、石申夫是天文学中两大派别。《史记》《律书》与《天官书》中所记可能就是反映甘、石两家遗说的不同。司马迁并存其说，因而两书所载不同。又如《天官书》中述及：“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一外为盾，天锋。”矛即招摇，盾即天锋。星名所记重复，这也可能由于反映两说之故。廿八宿存在两说，秦汉之际，尚有记载。关于廿八宿的选择星宿，《吕氏春秋》用弧、建星，同《律书》。《礼记·月令》又同《吕氏春秋》，惟改心为火。《淮南子》则同《天官书》。这可说明廿八宿在秦汉之际尚未定型。关于廿八宿的起源与确立的时代，迄今尚无定论。《天官书》为我们提供许多值得研究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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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有其自己的特色。早在商周时代最高统治者已经称为天子，即天的儿子。这意味着“受命于天”，“贵为天子，富有天下”[85]，是注定着统治下民的。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86]，传千万世。如西周文王，生时受命作周，死后配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子孙“昊天有成命”，则“郊祀天地”[87]。古代天文家“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把天、人相与之际联系起来，为政治服务。星象观察显著，是古代天文中一个重要内容，在恒星及其组合结构的命名上反映了这点。张衡《灵宪》所谓：“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司马迁所谓：“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恒星命名，一般称官，亦即星官，或曰天官。后析言之：北极带紫微垣称朝，以官称之；黄赤带附近称野，以物称之。朝之最高统治者为天帝，即“泰一，天神之最尊贵者也”[88]。在野为苍龙、朱鸟、白虎、玄武四兽，亦即毛虫（兽类）、羽虫（鸟类）、鳞虫（鱼类）、介虫（龟鳖类）四神为天神守卫。这样的星象组织，宛然是人间神化了的政治组织的反映。这与希腊神话所称的星座，悉异其趣。天子郊祀通过祀典仪式形象地、不知不觉地进行宣传，麻痹百姓的思想意识，为其所推行的特权制、世袭制、等级制服务，即为皇权神授制进行宣传，以巩固其政权。司马迁于此不仅宣传天神、星官以及日月五星运行历示吉凶，且作与历史衍变、政治休咎、治乱兴衰关系的探索，使之上升为理论，意图总结出一套规律。他于此自负，所谓：“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89]此是古代重视天官，与今日研究天文学角度不同，目的亦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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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古代重视天官，其用在于星占。《易》曰：“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90]张衡《灵宪》曰：“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也。”需要分别而论。如云：“狼角变色有盗贼。”天狼星有变光现象，周期为49.32年。一个人一生只经历一两次，肉眼观察实难发现。但中国于天象观测记录，早就设有专职人员——畴人子弟、史家世掌其事，累代积累，自能发现。这些科学记录对于世界文化应有独特的贡献。如日食的记录，《尚书·胤征》记仲康时，“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这次日食，有的推算为公元前2155年，有的为前2137年，有的为前2128年，年代未定；但为世界日食最古记录，却为公认。又如彗星记录，古人称为“星孛”，《春秋左氏传》记：鲁文公十四年（前611年），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这是世界对于彗星行道最古的记录。“狼角变色”与人间“有盗贼”，这是两码事。司马迁想在这里面翻筋斗，究其规律，把两码事硬搭一起，寻其内在逻辑关系，是徒劳的，不仅如此，这个流弊是不小的。例如：唐开元间，印度天竺历法输入，称九执历。翟昙悉达详载于《开元占经》卷104中，题名“算法”，有三角函数的正弦表，科学内容很好，可惜译语秘晦，使人难解，且无一言及于推算。清顾观光撰《九执历解》，因而提出批评：“独怪译书者分段列数，而无一语明言其立法之根。岂唐荆川所谓艺士著书，往往以秘其机缄为奇耶！占候之于历法，犹冰炭也。悉达既道历法，而全书皆言占候，不免金屑杂于泥沙，岂奉敕撰书，有出于不得已者耶？”[91]实足发人深省！整理古籍者，如何正确对待其精华与糟粕的问题，值得我们重新考虑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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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古籍与科学》199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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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历法释证 [:170088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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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历法释证 河图、洛书源流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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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常见本“丛书集成初编”《易程传》乃据“古逸丛书”本影印，首刊元至正己丑孟春积德书堂刊的朱子集录《易图》九幅。九幅的次序为：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和卦变图。这些充满神秘气氛的东西，依附着重视说理的程颐《易传》在传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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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之说，肇于宋之陈抟，推阐《易》理，衍为诸图，就这九幅首列的河图、洛书之两个数阵而论：陈氏是取《系辞》中的大衍算数，结构五十五点之图，以当河图；复取《乾凿度》中的太乙九宫法，造四十五点之图，以当洛书。把这数阵的阴阳奇偶，说得一一与《易》相应。传者益神其说，认为真是古代传说中龙马、神龟所负的图与书。朱熹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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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易》之图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读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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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九图，置于他的著作《周易本义》之首，明胡广等撰《周易大全》，便割裂本义，以入程传。朱子以为先有图书，后出经传，此说于是广泛流传，实则溯唐以前，绝无证据，纯属浮辞臆说。黄宗羲撰《易学象数论》提出责难，然尚未能穷溯源流，摇其本根。清胡渭出，撰《易图明辨》十卷，解决了这问题。卷一辨河图、洛书，卷二辨五行九宫，卷三辨《周易参同》先天太极，卷四辨《龙图易钩隐》图，卷五辨《启蒙》图书，卷六、卷七辨先天古易，卷八辨后天之学，卷九辨卦变，卷十辨象数流弊，都是根据旧文，互相参证。说明宋人图书之说，出于修炼、术数两家的依托，原与《周易》无涉。这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简意赅，说得已很清楚，历史上已成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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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洛书在古文献中，涉及此事的有四处：一为《尚书·顾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二为《论语·子罕》：“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三为《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四为《礼记·礼运》：“河出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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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处，可分三类。一为《顾命》之河图，古来解释似有分歧。刘宝楠《论语正义·子罕》引元俞炎说，以为与大玉、夷玉、天球并列东序，当是玉石之类。说较近是。二为《子罕》之“河不出图”，与《礼运》之“河出马图”，谅属一事。古以“河出图”为瑞，含有神话色彩，但与宋人图书之神秘意味性质有别。龙马负图古籍传述较多：